* 延伸 · 導讀
2024年10月14日，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阿杰姆奧盧、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魯濱遜等3名美國經濟學家，表彰他們在關于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是其中兩位的代表作。在國內于2008年上海財經出版社出版的圖書。該書的主要貢獻，是提供一種理解民主的創立和鞏固的統一框架。特別是，這一框架強調爲什麽政治制度變革與在非民主政體背景下的政策讓步有根本性的不同。我們連載全文，方便讀者閱讀。
第一章 政治道路的發展
第二章 我們的觀點
第三章 關于民主我們知道什麽?
第四章 民主政治
第五章 非民主政治（上）
第五章 非民主政治（下）
第六章 民主化（上）
第六章 民主化（中）
第六章 民主化（下）
第七章 政變和鞏固（上）
第七章 政變和鞏固（下）
第八章 中産階級的作用
第九章 經濟結構與民主
第十章 全球化與民主
第十一章 結論及民主的未來
第十二章 第四章附錄：民主中的權力分配
第一章： 政治發展的道路
爲了理解爲什麽一些國家是民主國家而另一些國家卻不是，對政治制度在時間過程中所經曆的具有不同特色的道路進行區分是有幫助的。在這些道路中，只有一些的結果是民主，至少到目前爲止還是如此。這些程式化的道路使我們能在真實世界比較的複雜性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且它們描述了我們相信把一個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結構與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的主要機制。
主要有四種。首先是一條從非民主漸進地但堅定不移地走向民主的道路。民主一旦被創立，就永遠不會受到威脅，而是繼續保持和鞏固下去。英國是這條政治發展道路的最好例子。
其次是一條民主得以創立，但創立之後卻迅速瓦解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造就最初的民主化的力量會再次出現，不過民主會再一次瓦解，如此周而複始。在20世紀，阿根廷的經曆是這條民主創立後卻始終得不到鞏固的道路的最好例子。
在邏輯上，第三條道路是一國保持非民主或者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推遲的道路。這條道路的源頭有著重大的差異，因此，把非民主道路再一分爲二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第四種道路是，民主從未出現過，社會是相對平均主義的、相對繁榮的，使非民主的政治現狀得以穩定。體系從沒有受到過挑戰，因爲人民在現有的政治制度下是充分滿足的。
新加坡是具有我們如此描述的政治動態的社會。非民主道路的第二種恰好相反。社會是嚴重不平等的和剝削性的，民主的前景令權貴極爲恐懼，以至于他們要運用各種可能的手段，包括暴力和鎮壓，來避免民主。南非在其種族隔離政權瓦解之前是這一條道路的典型。
在這一章中，我們通過考察這四個國家的政治歷史來描述這四條道路，並說明導致一個社會走上一條或另一條道路的機制。我們討論在所有這些情形下的政治發展的動力學，探討爲什麽政治發展的結果在英國是鞏固的民主，在阿根廷是不鞏固的民主，在新加坡和南非是持續的非民主盡管形式不同。我們的討論突出了許多其後的分析，這些分析將會表明對決定
爲什麽一個社會走上其中一條道路而不是另一條道路至爲重要的因素。
1.1-英國
在英國，民主起源于作爲貴族與國王商談稅收、討論政策的論壇的正規議會的創立。只是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之後，議會才定期開會，而且只有非常有限的選舉權。在這一階段，議會的成員資格取決于存在社會不同“等級”的封建思想。
這些等級包括：教士和貴族生來就是上院成員；普通人則進入下院。下院議員原則上要選舉産生，盡管從18世紀開始到19世紀中期，大多數的選舉都沒有遭到反對，因此，事實上也沒有投票發生(Lang,1999,p.12)。候選人往往由地位顯赫的地主和貴族提名，而且，因爲不存在不記名投票制度，投票是公開的，很容易被看到，所以，大多數選民不敢違背這些地主和貴族的意願(Namier,1961,p.83;Jennings,1961,p.81)。
但不論怎樣，繼1642～1651年內戰和1688年光榮革命後發生的憲法變革，導致了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戲劇性變化，這些變化對于民主的未來産生了重要影響(NorthandThomas,1973;NorthandWeingast,1989;O'Brien,1993;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5)。這些變革出自斯圖亞特王室和議會之間的沖突，前者意圖維護和擴大他們的絕對主義權力，而後者則意圖淩駕于這些權力之上。議會獲勝了。
結果是政治制度的重構嚴重地限制了君主的權力，增加了議會的權力。政治制度的這一變革使財産權利獲得了更多的保障，因爲人民不再懼怕國家的掠奪行爲。尤其是它把權力交到了一個代表了面向市場銷售的商人和地主的議會的手中。到18世紀晚期，在英國開始出現持續的經濟增長。
在英國，走向民主的第一個重要步驟是1832年的《第一改革法案》。這一法案消除了在舊的選舉制度下，特別是一些“衰敗選區”(其中幾個議員只由極少數的投票人選舉)的許多非常嚴重的不公平。1832年改革也確立了統一以財産和收入爲基礎進行投票的權利。
《第一改革法案》是在大衆對英國當時政治現狀不斷高漲的不滿的背景下通過的。朗格(Lang,1999,p.26)注意到：
在新工業區增長的情況下，革命被看作一種特別的風險。對革命的恐懼，在滑鐵盧之後並沒有消失而是加強了，利物浦勳爵的政府(1821～1827)實行了一種嚴格鎮壓的政策。
到19世紀早期，工業革命已經穩步開展，而1832年之前的十年見證了接連不斷的暴動和無處不在的動亂。特別引人注目的是1811～1816年的盧德派暴動，1816年的溫泉廣場(SpaFields)暴動，1819年的彼得盧(Peterloo)屠殺和1830年的斯文(Swing)暴動(關于這方面的概述，參見：Darvall,1934;Stevenson,1979)。改革的另一個催化劑是1830年巴黎的七月革命。
歷史學家一致認爲，1832年改革的動機是爲了避免社會騷動。朗格(Lang,1999,p.56)得出結論說 ：
動亂的程度強化了立即改革、而不是以後改革的必要性：任何拖延都是過于危險的。正如威靈頓(Wellington)和皮爾(Peel)在愛爾蘭准許解放以避免起義一樣，輝格黨應該兩劣相權取其輕，准許改革。
1832年的改革法案使選民總數從492700人增加到了806000人，代表了大約14.5%的成年男性人口。不過，英國的大多數人不能投票，貴族和大地主有著相當大的庇護範圍，因爲有123個選區只有不到1000個投票人。
而且，在1872年選舉法和1883年腐敗和非法行爲法出台之前，也有持續的腐敗和對選民進行脅迫的證據。因此，該項改革法案並沒有創立大衆民主，而是被設計成一種戰略上的讓步。不出意料的是，在1832年之後，議會改革問題仍然很受關注，而且成了憲章運動的核心問題。
1867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改革的時機最終成熟了。急劇的經濟衰退是這些因素之一，它造成了顯著的經濟困難，助長了暴力威脅。同樣意義重大的是1864年國家改革聯盟和1865年改革同盟的建立以及提供了最直接催化劑的1866年7月海德公園暴動。西爾(Searle,1993,p.225)認爲：
顯然，這個國家的改革煽動在很大程度上說服了德比伯爵，使他相信，
一項改革法案，任何一項改革法案，應盡可能迅速地進入法律全書。
這一闡釋受到了許多其他曆史學家的支持(例如，Trevelyan,1937;Harrison,1965)。
《第二改革法案》是在1867年通過的；選民的總人數由136萬增加到248萬，而且在所有的城市選區中，工人階級選民在選民中占了多數。到1884年《第三改革法案》出台時，選民人數又翻了一番，該法案把已經存在于市區(城市選區)的同樣的選舉規章擴展到了縣(農村選區)。
1885年的再分配法案消除了席位分配中的殘余的不平等，從這一刻起，英國便只有單一議員的選區了(在此之前，許多選區選舉兩名議員——兩名獲得最多票數的候選人)。
1884年之後，大約60%的成年男性被給予了選舉權。同樣，社會的無秩序狀態似乎是1884年法案背後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Hayes,1982;Lang,1999,p.114)。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案把投票權賦予21歲以上的所有成年男性和30歲以上的女性，這些女性要麽是地方稅納稅人，要麽是嫁給了地方稅納稅人。
最終，在1928年，所有的女性獲得了在同等條件下跟男性一樣的投票權。1918年的措施是在戰爭期間談判的，而且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與工人階級這一作戰和生産軍需用品所必需的階級之間的投桃報李。然而，加拉德(Garrard)注意到：
大多數人假定，如果要這一體系存續且“滿意和穩定流行”,那麽就不能否定男人的普遍的公民權，他們被認爲遭受了太多苦難且已注意到了俄國革命。
總之，浮現于英國政治歷史的圖景是清晰的。始于1832年，那時英國被相對富有的、主要是農村貴族統治著，在86年期間，對于成年男性做出了戰略上的讓步。這些讓步旨在將先前被剝奪公民權的人們納入政治過程，因爲另外的選擇被認爲只能是社會動蕩、混亂，可能還有革命。
讓步是漸進的，因爲在1832年，社會和平還能夠通過收買中産階級來獲得。此外，讓步的影響被政治制度的具體細節，特別是上院的持續的非代表性質沖淡了。盡管上院在1832年改革期間受到了挑戰，但它爲富人對抗來自一個民主化的下議院的激進改革的潛力提供了重要的堡壘。
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當時，赫伯特·阿斯奎思的自由黨政府引進福利國家因素的決策導致了對貴族權力的大量限制),情況一直如此。
1832年之後，因爲工人階級通過憲章運動和後來的工會進行了重組，政府不得不做出進一步的讓步。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附帶結果認可了完全民主的決定。盡管被剝奪了公民權的人的壓力在一些改革中要比在另一些改革中更有影響力，而且其他因素無疑也發揮了作用，但在英國，社會的無秩序狀態的威脅是民主創立的動力。
在英國，民主的出現及其後來的鞏固發生在一個很早就擺脫了幾乎所有中世紀組織殘余和成功地抵制了絕對主義威脅的社會中。它們也發生在迅速工業化、城市化、工廠體系的擴張、不斷加劇的不平等，以及——在谷物法廢除後的時期迅速的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1.2-阿根廷
現代阿根廷共和國的開端是阿根廷宣布國家獨立的1810年。這一時期之後，國家就陷入了關于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混亂的內戰和內部沖突。19世紀60年代混亂最終得以緩解。
在1853年，一部新的憲法誕生了，1862年，巴托洛梅·米特雷(BartolomeMitre)被選舉爲統一的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
米特雷在第一次農業出口繁榮(由此開始的一系列農業出口繁榮在1930年以前一直支撐著阿根廷的經濟)的便利環境下，著手創建一個國家。他創設了國家官僚機構、稅收制度和法律體系，而且這一時期也見證了選舉政治的建立。然而，
1853年的選舉法，目的是允許大衆參與政治過程，從一開始就被證明是赝品。選舉僅有很小一部分選民參與，一直是儀式性的拙劣的模仿，由有權勢者的仆從表演和管理。
米特雷之後，多明戈·薩米恩托(DomingoSarmiento)成爲總統，而且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黨派民族自治黨(PartidoAutonomisteNacional,簡稱PAN)。此後繼任的曆屆民族自治黨總統通過操縱選舉一直掌握權力，直到1916年爲止。他們是在不斷高漲的社會不滿的背景下維持其權力的。
1889年之後，在公民聯盟(UniónCivica)中出現了有效的反對派，它在1890年7月發動了一場反政府的反叛。1891年之後，激進公民聯盟(UniónCivi-caRadicals)在伊波利托·伊利戈延(HipolitoYrigoyen)的領導下，于1893年和1905年舉行了起義。
然而，基于對選民強行控制的政權還是得以延續，阿根廷的權貴們已開始意識到了西方歐洲社會和他們自己的，有著不斷成長的城市與新出現的社會階級的社會之間不斷顯露的相似性。
民主的吸引力在于它保護政治穩定的許諾，因爲如果政治排斥繼續下去……這個國家就會有重複19世紀90年代早期劇變的危險。(Rock1987,pp.184—185
1910年，政治改革的主要倡導者之一羅科·薩恩斯·佩尼亞(RoqueSaensPena)成爲總統。如羅克(Rock,1987,p.188)所述：
激進分子、社會主義者，以及在間接的意義上，無政府主義者，推動了20世紀早期的改革運動。權貴中的進步派者恐懼大衆對激進派不斷增長的支持，揣度下一次反叛來自何方。
所謂的《薩恩斯·佩尼亞法》在1912年頒布，引進了不記名投票，宣布有欺詐的選舉非法。最先在1853年憲法中提出的男性普選權，終于變成了現實。史密斯(Smith,1978,p.10)認爲：改革“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挽救現有制度的策略。擔心勞工騷亂和明顯的暴力威脅。”
緊接著這些改革，伊利戈延在1916年當選爲總統。
改革也帶來了驚訝。薩恩斯·佩尼亞和他的擁護者支持選舉改革，他們相信舊的寡頭政治派系將會適應新的形勢，聯合成爲一個強大的、享有廣大群衆支持的保守黨……相反，保守分子的聯合努力不斷地失敗。(Rock,1987,p.190)
結果，激進黨開始控制阿根廷政治，對傳統的利益集團造成了嚴重威脅。1916年，保守派獲得了42%的選票，但到1928年，這一比例下跌到了25%。
史密斯(Smith,1978,p.21)認爲：“這種情形與瑞典和英國的情形形成鮮明的對比……在這兩個國家，在選舉權普及後，傳統的精英繼續主導著政治體系。”
因此，“到1930年，伊利戈延派在上院獲得了大量的席位並威脅要在即將來臨的選舉中贏得充分的多數”(Smith,1978,p.12)。于是，“政治體系逐漸代表了對社會經濟體系的一種自主的威脅……可以理解的是，從保守派最初的期望來看，他們逐漸認爲民主是不能成功地發揮作用的”(Smith,1978,p.15;另見Potter,1981)。
1930年9月，伊利戈延被一場軍事政變廢黜，接踵而至的是1931年的一次欺詐性的選舉。“1931年的選舉將權力還給了在1916年之前就已掌權的同一類型的集團———彭巴斯草原的出口利益集團和這些省份的小地主”(Rock,1987,p.217)。
在20世紀30年代的其余時間內，保守派繼續利用選舉欺詐把持著權力，盡管到1940年，他們試圖在某種程度上再度同化激進派。保守派政權最後終結于1943年的一場軍事政變。
1943的政變之後，一個又一個的軍人擔任了總統職務；然而，這一時期主要的特點是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DomingoPerón)權力的加強，他起初是軍政府中的一名成員，1946年之後當選爲總統。
庇隆推動軍事政權走上了更激進的、親勞工的道路，並圍繞著國家對工人運動的控制組織了一個政治機器。在其第一屆總統任期內，庇隆爲工人階級設計了一次工資和社會福利的大幅度提高。他的政策目標是從鄉村部門向城市部門的再分配。
這些政策包括激進的親工業的保護和進口替代政策(O'Donnell1978,p.147)。1951年庇隆再次當選，盡管這是一次因腐敗和對反對派進行鎮壓而名聲不佳的選舉，此後他被1955年的一場政變剝奪了權力。在1958年和1966年間，由軍方嚴加限制的文人政府重新執政，于1966年的另一場政變中土崩瓦解(關于這方面的深入分析，參見：O'Donnell,1973)。
1966年，胡安·卡洛斯·昂格尼亞(JuanCarlosOngania)將軍成爲總統，但其政權很快就遭到了大規模社會動員的反對(Rock,1987,p.349)。
卡瓦羅奇(Cavarozzi,1986,p.36)注意到了“把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學生和城市貧民凝聚起來的1969年群衆起義”的重要性。在這一反專制起義之後，還有多次起義發生，特別是在1971年。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些致力于推翻政府的武裝集團和遊擊隊。
1973年，庇隆從流放中歸來，在其自1946年第一次當選以來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中當選爲總統，民主得以重新建立。然而，民主化釋放出了它以前曾釋放過的同樣的分配沖突，“如同在1946年一樣，其綱領的核心是有利于勞工的收入再分配、增加就業和更新的社會改革”(Rock,1987,p.361)。
庇隆于1974年逝世。1976年，由庇隆的第三任妻子伊莎貝爾(Isabel)領導的庇隆主義政府，在豪爾赫·維德拉(JorgeVidela)將軍領導的政變中瓦解。“軍隊，一旦掌握了權力，就開始制服對政府革命的殘留的抵抗，這一革命的目標是完全拆除庇隆主義國家”(Rock,1987,p.366)。
這一政權一直持續到1982～1983年的福克蘭(馬爾維納斯)戰爭，是阿根廷曆史上最壓迫性的政權。約一萬人“失蹤”,數千人未經審訊就被監禁、拷打和被強制流亡。1981年，羅伯托·維奧拉(RobertoViola)將軍接替了維德拉，但在同一年被列奧波爾多·加爾鐵裏(LeopoldoGaltieri)將軍脅迫離任。
軍方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圍攻，針對他們的群衆抗議日益高漲，于是他們發動了對福克蘭(馬爾維納斯)群島時運不濟的入侵。當1982年6月阿根廷軍隊投降時，加爾鐵裏辭職，在接下來的一年，民主選舉導致激進派總統勞爾·阿方辛(RaúlAlfonsin)當選。阿根廷再次成爲民主國家。
阿方辛之後，卡洛斯·梅內姆(CarlosMenem)在1990年成爲總統，然後，費爾南多·德拉魯阿(FernandodelaRuá)在2000年繼任，在2001～2002年經濟危機期間，各位臨時總統令人眼花缭亂地輪番登場，直到內斯托·基什內爾(NestorKirchner)在2003年當選。這期間，阿根廷一直是民主國家。
因此，阿根廷的政治歷史展示出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模式，民主于1912年創立，1930年被破壞；1946年民主重新建立，1955年被破壞；1973年民主又完全重建，1976年又被破壞；最終，民主于1983年重新確立。在這期間，是從有限的民主政府到完全軍事政權的各種非民主政府。
阿根廷的政治曆史是一部動蕩不定、沖突不斷的曆史。經濟發展、階級結構的變化和迅速擴大的不平等，是19世紀80年代以來出口繁榮的結果，它們與迫使傳統政治精英開放體系的壓力相伴而生。但是，阿根廷社會的性質意味著民主是不穩定的。
傳統的利益集團過于懼怕激進派權力的上升，持續不斷地努力破壞民主。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變革只是激化了這一沖突。工人因爲發現了庇隆這個領袖而變得越來越強大、好戰，分配沖突因而就在親庇隆和反庇隆的鬥爭中紮下了根。專制政權因社會抗議而垮台，民主由于激進派和民粹派及其所采取的常常是不可持續的政策誘發軍事政變而瓦解。
1.3-新加坡
1819年，斯坦福·萊福士(StamfordRaffles)爵士從當地馬來人統治者那裏爲英國東印度公司購買了新加坡島(Turnbull,1989;Huff,1994;MilneandMauzy,1990,2002)。
當時，這個島占地622平方英裏，位于赤道以北僅176千米的地方，只有寥寥數百名居民。它不久就成爲東印度公司的一個重要的貿易港口，作爲商業中心和貨物集散地迅速擴張。
它的這一作用在東印度公司瓦解之後仍然保持了下來(1867年，新加坡作爲英國海峽殖民地的一部分成爲直轄殖民地),並隨著英國19世紀70年代後對馬來半島的殖民化一同擴張，隨著馬來亞以錫和橡膠等初級産品爲基礎的出口經濟的發展而發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本創傷深痛的占領之後，如同在許多其他的英國殖民地一樣，新加坡在政治上覺醒，開始期望獨立。
1948年，在非常有限的選舉權之下，舉行了對立法委員會的第一次選舉，委員會的多數成員仍由英國總督任命。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是以勞工騷動、罷工和示威遊行爲特征的時期。
1955年，新加坡人迫使英國頒布了由倫德爾(Rendel)委員會提出的新憲法。按照這部憲法的規定，立法委員會的大多數席位由選舉産生，多數黨的領袖成爲首席部長。
然而，1955年選舉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暴動和社會動蕩，憲法談判重新啓動，爲1959年制定了新的選舉計劃，新加坡被准許實行幾乎是完全的內部自治。選舉是普選，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ActionParty,簡稱PAP)在1959年選舉中獲得了51個席位中的43個席位。
執政伊始，人民行動黨就積極推動工業化。其策略之一是馴服工會運動並創建一支溫順的勞動力隊伍來吸引跨國公司。1959年，它開始削弱工會的力量，最終于1968年實現了這一目標，所有工會都被置于政府控制之下。這一點是通過建立一個政府機構全國工會大會——實現的，罷工成爲非法。
與此同時，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的領袖與該黨的更激進分子拉開了距離。結果，該黨在1961年分裂了，13個議會成員辭職組成一個新的政黨社會主義陣線(BarisanSosialis,簡稱BS)。盡管遭受了這一頓挫，但人民行動黨迅速恢複了元氣，甚至在獨立之前，就已開始展現其政治技能。
人民行動黨然後加強了對權力的控制，打擊社會主義陣線和工會。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963年選舉之前，人民行動黨動用專門的警察機構實施了稱爲冷藏行動的掃蕩，除掉了社會主義陣線的最高層領導。(Case2002,p.86)
結果，在1963年的選舉中，人民行動黨獲得51個席位中的47個席位，社會主義陣線獲得了13個。
在這一初始階段，人民行動黨將與馬來亞的一體化作爲其經濟發展策略的組成部分，因爲它會爲新加坡企業提供廣闊的市場。
1963年，馬來亞、新加坡、沙巴和沙撈越合並，形成了馬來西亞聯邦。然而，1965年，因爲馬來人和華人政治家之間關系緊張(例如，在1964年馬來西亞大選中，李光耀在吉隆坡參加了競選，令馬來西亞政治家十分憤怒),新加坡被逐出聯邦。
共和國于1965年創立之後，人民行動黨開始打擊其政治對手。因此，社會主義陣線的所有成員辭去了他們在議會的席位，抵制1968年的選舉。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行動黨獲得了全部58個席位，盡管有51個是沒有競爭的。1972年，人民行動黨也獲得了全部席位。1972年之後，社會主義陣線再度參加權力角逐。
面對著各種反對黨的聯合，人民行動黨在1976年和1980年仍然包攬了所有席位。最終，1981年的補缺選舉産生了自1968年以來的第一位反對黨議員。
1984年，出現了第二位反對黨議員，到1991年便有了四位。然而，反對黨只是爭取少數席位的候選人，因此人民行動黨在議會中總是占據多數。1997年，人民行動黨獲得了83個席位中的82個。在2001年的選舉中，人民行動黨獲得了81個席位。
爲了避免這一時期出現真正的反對黨，也是爲了迎合某種另外的代表類型的要求，人民行動黨引入了非當選議員，分配給得票最多的反對黨的落選者。到2001年，共有9個這樣的立法機構成員。1990年，總理李光耀引退，由吳作棟接任。吳作棟之後，李光耀之子李顯龍于2004年就任。
在整個這一時期，人民行動黨擴展了它對社會的控制，特別是通過對媒體的控制。凱思(Case,2002,p.89)指出：“在新加坡，政治行動要冒被記入黑名單、回避、訴訟、稅收調查、失去商業機會和不經審訊就被拘押的風險。”
爲了保持權力，人民行動黨還大量改變選區邊界以避免在選舉中失去任何席位。盡管最初的選舉體系是以英國式的單一成員選區爲基礎的，但現在是已有這些選區與多成員選區(所謂集體代表選區)的混合。
羅丹(Rodan,1998,p.178)注意到：“在上一次選舉中，反對黨在單一成員選區遠不足以戰勝人民行動黨。但現在這種選區已經消失了，通常是被並入了包括在任人民行動黨候選人的集體代表選區。”
當選舉來臨時，人民行動黨還會對選民進行公然的恫嚇，從而影響他們的投票。羅丹(Rodan,1998,p.179)注意到，1997年，選民被給予了一個明確的選擇：是回報政府候選人，從一系列開支巨大的新公共項目中獲利，還是選舉人民黨的對手，從而受到中止或擱置這些公共項目的報複……吳作棟做出的威脅關系到數百萬美元的住宅翻新項目，引起了特別關注。
由于大約86%的新加坡人都居住在政府建造的公寓裏，因此選民很難抵禦這種脅迫。一種使政府能夠確定直至有5000個選民的選區投票偏好的新計票體系的公布加重了這種威脅。
受其面積和殖民地曆史的影響，新加坡缺少貴族，不論是土地貴族還是別的貴族，這一點對新加坡政治有重要影響。它的城市化率是100%,人口中大約有75%是華人，15%是馬來人，還有8%來自印度次大陸。
獨立之前，新加坡也沒有大資本家或工商業利益集團，而且自獨立開始，介入新加坡的最大的資本家都是外國人，這些外國資本家似乎是人民行動黨以損害本土工商業利益集團爲代價提拔起來的。
由受過英國教育的專業人士和中産階級創立的人民行動黨，從專業人士和文官中而不是通過本黨的黨員選拔政治家。的確，該黨主要是作爲一種選舉機器而存在；在其他情況下，它通過政府而不是通過某些獨立的基層組織運行。
李光耀在1984年曾說：“人民行動黨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動黨，我不認爲這有什麽問題”(轉引自MilneandMauzy,1990,p.85)。
總之，我們看到，因爲民衆抗議英國的殖民統治，新加坡走向了民主和獨立。但在1963年之後，人民行動黨迅速確立了一黨統治。
從那時起，新加坡經濟一直繁榮，不平等程度輕微，人民行動黨通過相對仁慈的方式來維持權力，通過威脅和強制，特別是大量的社會福利項目樹立民望。雖然有拘押和騷擾，但並沒有“失蹤”,對人民行動黨的統治似乎只有很少的反對，幾乎沒有政治變革的壓力。
1.4-南非
165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桌灣(TableBay)建立了一個殖民地，南非開始出現歐洲人。其目的是種植食糧，以供應從歐洲繞好望角向亞洲航行的船只。
荷蘭殖民者在損害土著伊科伊人(Khoikhoi)利益的情況下逐步擴張，但到18世紀末期只向內陸延伸了大約100英裏。開普殖民地的戰略位置意味著它在地緣政治競爭中成了一個重要的戰利品。
1795年，在拿破侖戰爭期間，它首次被英國奪取，然後在1806年再次這一次是決定性的——被英國奪取，這個殖民地被納入大英帝國。
英國人，像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對內陸並沒有什麽計劃，他們更關心的是通向印度和亞洲的航線的安全。然而，英國的殖民政策疏遠了許多後來被稱爲布爾人或南非白人的荷蘭殖民者。布爾人的回應是全體向內陸遷移，于1854年建立了奧蘭治自由邦，並于1860年建立德蘭士瓦省。
1853年，開普殖民地設立了可以爲其內部事務立法(盡管倫敦對此有否決權)的兩院制議會，並獲得了英國政府的批准。政府行政部門由殖民地辦事處委派的官員組成。對立法機構的選舉沒有具體根據種族血統剝奪民衆的選舉權，而是采納了英國的財産和收入限制辦法(Thompson,1995,p.65)。
19世紀70年代，金伯利鑽石和威特沃特斯蘭德黃金的發現打破了大英帝國和布爾共和國之間的政治均勢。這些地區的勞資關系迅速呈現出一種後來被稱作“種族隔離”的模式，黑人不能挖掘鑽石，必須攜帶阻止勞動力流動的通行證，不能從事保留給白人的優越職業，並被迫居住在被隔離的社區和營地。
1871年英國吞並了金剛石礦區，1877年又吞並了德蘭士瓦省，並于1879年最終征服了強大的祖魯王國。然而，1881年德蘭士瓦省起義成功。只是在1899～1902年南非戰爭之後，英國政府才征服了布爾共和國全境。英國人推動各殖民地建立聯盟，1910年，開普殖民地、納塔爾、奧蘭治自由邦和德蘭士瓦省聯合組成了南非聯邦。
第一屆政府由路易斯·博塔(LouisBotha)和楊·史末資(JanSmuts)執政，逐漸開始令南非社會很多已經非常嚴重的不平等更加嚴重，這一過程在1948年隨著丹尼爾·弗朗索瓦·馬蘭(D.F.Malan)領導的國民黨的當選、完全的種族隔離的建立達到了頂點。
例如，在1913年，本土人土地法阻止非洲人購買“本土區”之外的土地，“本土區”是留給非洲人的，在1939年大約占總的土地面積的12%(在這一時期，非洲人占總人口的70%;參見：Thompson,1995,table1,p.278)。
與此同時，隨著1912年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NationalCongress,簡稱AMC)的創立，有組織的黑人政治意識開始出現。
起初，非洲人國民大會只是一場由中産階級非洲人組織的溫和運動，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因爲使體系自由化的失敗，它變得激進了。
1943年，非洲人國民大會正式通過了《非洲人在南非的主張》的聲明，第一次要求成年人的普選權。
1948年之後，在總理亨德裏克·維爾沃德(HendrikVerwoerd)于1958~1966年執政期間，種族隔離的實施達到了頂峰。政府試圖把所有的非洲人遷移到8個(後來是10個)居民區，非洲人不得在“歐洲區”出現，除非其勞動被白人經濟所需要。非洲人必須攜帶“通行證”,證明他們外出合法。
大量的對政治和民事權利的侵犯支撐著種族隔離政權。政府對媒體施以嚴格的控制並壟斷了廣播和電視。警察被賦予了極大的權力，可以未經審訊就將人逮捕，並把他們無限期地單獨關押。按照1953年的公共安全法案，政府以宣告進入緊急狀態並用公告進行治理。
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非洲人國民大會不停地在街道上、在法庭上抗議國民黨的政策。1960年，在沙佩維爾的一次遊行中，出現了暴動，警察向人群開槍，83人死亡。
這一事件之後，政府開始取消非洲人國民大會，並于1964年將納爾遜·曼德拉(NelsonMandela)和其他最高層領導人囚禁在羅本島。
盡管失去了許多被關押在南非監獄或被流放的領導人，非洲人國民大會仍然是反對現行政權的焦點。國民黨決心繼續實現其創建一個獨立家園(或班圖斯坦)的目標，所有非洲人都將是其中的公民。
1976年，政府宣布特蘭斯凱和博普塔茨瓦納爲獨立民族(盡管它們從未被其他國家政府或國際性組織所承認)。
1976年，在緊鄰約翰內斯堡的索韋托，發生了一場暴動，以575人死亡而告終(Thompson,1995,p.212-213)。索韋托起義標志著一個轉折點。20世紀60年代，種族隔離政府企圖粉碎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階層，然而，
在索韋托起義之後，一種抗議文化在南非黑人中傳播開來。學生和工人，孩子和大人，男人和女人，受教育的和未受過教育的都參加了把國家從種族隔離中解放出來的鬥爭。(Thompson,1995,p.228)
種族隔離制政府除了做出一些讓步之外，別無選擇。它立即宣布停止非洲人家園建設；然而，騷亂剛一平息，政府就背信棄義，在20世紀80年代初設立了另外兩個家園。
更爲重要的是，1984年，政府使非洲人工會合法化，並頒布了一部新憲法，使印度人和有色人都擁有自己的立法機構。白人在立法機構中仍占絕大多數。在彼得·威廉·博塔(PeterWilliamBotha)當選總統後，他的內閣中只有一個印度人，一個有色人，兩人都沒有具體的職責。
1984年之後，政府還廢除了阻止黑人從事特定工作的規定。
然而，種族隔離的基本哲學或結構沒有改變。因此，這些讓步不足以阻止更加普遍的罷工、暴動和社會動蕩。例如，1985年，879人在政治暴亂中被殺，發生了390次罷工，24萬工人參與了這些罷工。
非洲人工會(其合法性是政府在索韋托起義之後做出的一種讓步)站在反政府活動的最前列。1986年6月，博塔政府對這些事件做出了反應，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派遣軍隊進駐這些鄉鎮，重建秩序。
1986年10月，美國開始對南非實行制裁，局勢對種族隔離政權更爲不利。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南非白人政權的許多成員認識到原有制度已經不再可行了，開始對非洲人國民大會和黑人領袖表示友好。
由罷工導致的工業混亂對利潤有嚴重影響，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資本便持續不斷從南非外流(Wood,2000,figure6.3,p.154)。一些著名的白人工商業人士在倫敦或其他地方同非洲人國民大會聚會，曼德拉本人也被從羅本島遷移出來，並與博塔政府的許多成員進行過多次面談。
如曼德拉所認識到的那樣，如果要和平過渡，就必須找到一種方式來調和非洲人國民大會所要求的多數統治與“白人對多數統治不會造成黑人對少數白人的統治這一點的結構性保證的堅持。”(Thompson,1995,p.244)
1989年2月，L.W.德克勒克(L.W.deKlerk)接替彼得·威廉·博塔成爲國民黨的領袖，繼而在9月當選爲總統。
德克勒克……明白，國內外的壓力正在破壞種族秩序。德克勒克得出結論，對于他的民族來說，最好的希望是在他的政府還是國家的主導力量時，從一種實力地位去協商一種解決方案。(Thompson1995,p.244)。
1990年初，他解除了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禁令並釋放曼德拉出獄。在過渡時期的性質以及接下來采取何種社會形式的問題上出現了大量的談判。1991年9月，憲法談判開始，國民黨提出了一系列緩解對黑人多數統治的威脅的措施。
南非要成爲一個擁有巨大的、不可剝奪的權力的國家的邦聯。其行政中心將是在選舉中贏得大量席位的各黨派的聯合，主席將由各黨領袖輪流擔任，所有決策都將服從一致同意原則或者特別多數同意原則。(Thomp-son,1995,p.248)
這樣的條件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所不能接受的，1992年6月談判破裂。9月，談判重新開始，到1993年2月，他們在向1994年的4月選舉過渡的時間問題上達成了一致。
1994年選舉出的負責制定永久性憲法的第一屆新議會通過了一部臨時憲法。這部臨時憲法包括了34條基本原則，並規定：任何與這些基本原則相沖突的後來的憲法修訂都是無效的；是否相沖突將由曼德拉總統委任的憲法法庭裁決。其他修訂需經議會兩院三分之二多數的同意。
對國民黨的主要讓步是在內閣中要有強制性的權力分享，在國民大會中獲得20個以上席位的任何黨派都將按其所獲席位的比例擁有內閣代表。在1994年選舉中，非洲人國民大會獲得了62.7%的選票。
和許多殖民社會一樣，南非在根本上是一個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嚴重不平等的社會。在20世紀，這種流傳下來的不平等造就了一種只有白人有選舉權的非常不民主的政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非洲人開始成功地動員起來反抗政治現狀，他們能夠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使現有的種族隔離政權難以持續，並以群衆暴動相威脅。
種族隔離政權做出讓步的企圖，雖然基本保持了原有體系的面貌，卻未能達到目的，種族隔離政權通過使用大量的鎮壓和暴力保持了權力。1994年，該政權在面對其他可能更壞的選擇的情況下，被迫實行民主化。
1.5-總結
在這些敘述中，我們看到了四種非常不同的政治發展道路。英國代表了通向鞏固的民主，在途中沒有經曆任何重大倒退的道路。阿根廷表明了向不鞏固的民主過渡，然後再倒退回非民主的可能性，這一過程可能多次反複。新加坡是一個非民主政體用相對較小的讓步，在沒有嚴重鎮壓的情況下，能夠長期存續的例子。
種族隔離制瓦解之前的南非是非民主政體通過鎮壓保持權力的例證。現在，我們提出一個框架來理解這些不同的道路並對一種或另一種道路何時出現做出預測。---[責任編輯 ：史偉民/來源 : 我讀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