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阿傑姆奧盧、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魯濱遜，以表彰他們在關于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是兩位的代表作。《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的主要貢獻是提供一種理解民主的創立和鞏固的統一框架。特別是，這一框架強調爲什麽政治制度變革與在非民主政體背景下的政策讓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十章全球化與民主
10.1---引言 : 在這一章，我們討論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如何影響民主。
本書到目前爲止發展的框架說明了民主的出現和存續如何決定于收入分配，並通過這一渠道決定于要素價格。全球化，以日益增長的國際貿易和金融一體化的形式，影響著要素價格和收入水平，因此會對民主有重要的影響。
許多學者猜想在全球化和民主之間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聯系，政治學近期的經驗文獻開始探討這種聯系。這些文獻發現，在民主化和國際經濟的變化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
例如，奎恩(Quinn,1997,2002)指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的平均民主量度與資本和經常賬戶的自由化量度高度相關。然而，這些文獻(KubotaandMilner,2005)集中于民主對國際自由化(它只是更一般的自由化的一個子集)的影響。
爲了討論全球化對民主的可能影響，我們區分全球化的三個方面 ：
●增長的國際貿易(市場一體化)
●更大程度的金融一體化
●更大程度的政治一體化
在這一章，我們假設：對于某一特定的國家來說，全球化的這三個方面都是外生的，不受政治家的控制。雖然一個國家是否受全球化的影響經常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在國內政治家的控制之下，但是，近期全球化浪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國際貿易成本的下降和更大程度的世界經濟一體化，對此，政治家幾乎無力阻擋。
因此，關于外生的全球化對政治均衡的影響的分析，是一個有用的出發點。
更多的國際貿易通常會縮小各國的商品和要素價格的差距(DixitandNorman,1980;Feenstra,2004)。具體地說，在不存在國際貿易時，本地的豐裕要素有更低的價格。例如，如果一個國家勞動豐裕而資本稀缺，該國的工資水平就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資本收益則會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因此，國際貿易會提高該國的工資水平，降低該國的利率。對于相對貧困的、尚未達到完全鞏固民主階段的國家，如何在政變威脅下鞏固民主以及向民主的過渡都是問題。
例如，如我們在第三章所述，富國一般都是民主國家，而窮國一般是非民主國家，或是存在著高水平的遭受反民主政變的風險。並且，窮國通常都是勞動力豐富、資本稀缺的國家。因此，國際貿易應該會縮小以出賣勞動爲生的窮人和擁有資本的富人之間的收入差距。
在我們的政治模型中，窮人和富人之間收入差距的縮小意味著政治沖突的減少。例如，如果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窮人就沒有理由投票擁護高度再分配性的政策，民主對富人的威脅更小。
因此，國際貿易降低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沖突強度，或者像一些大衆媒體有時所說的那樣——國際貿易弱化了“階級沖突”。在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沖突減少、稅率更低的民主中，富人更少願意承擔鎮壓的成本而回到非民主，民主更可能鞏固。
所以，全球化也許有助于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民主鞏固。同樣的觀點也意味著，因爲民主對富人的成本更低，通過鎮壓維持的非民主也更可能實行民主化。
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化也應該對世界各地民主化起到推動作用。然而，對這些結論我們要小心對待，因爲，如同我們在第六章指出的那樣，實際上，不平等和民主化之間的關系並非是單調性的。
因此，不平等的變化對民主的影響取決于我們在這一關系中所處的位置。如果我們從相對平等的狀態開始，更大程度的平等————通過消除革命的威脅實際上會阻礙民主的建立。然而，在討論民主鞏固的時候，我們還是會很自然地假定，在一個相對貧窮的社會中，更大的不平等會動搖民主制度。
所以，我們預期由國際貿易引發的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使民主在創立之後更加持久即使它對民主創立的總的影響是含糊的。總的來說，國際貿易對民主的准確影響是一個經驗問題，我們認爲本章的模型對設計未來的經驗研究是最爲有用的。
全球化對富裕國家的要素價格有相反的影響。在勞動豐裕的發展中國家，工資增加，資本收益率下降；在發達國家，特別是經合組織國家，工資會降低，而資本收益率會上升。
我們應該預期在經合組織國家，有發生反民主政變的更大可能嗎?我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因爲經合組織國家已經是完全鞏固的民主，民主再分配的一種邊際性的增長不會將這些國家推到不鞏固的民主的位置。
這一討論以這一假設爲前提，即增長的國際貿易減少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特別是縮小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這是大多數貿易模型(特別是著名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預測，因爲相對于世界其他國家，非民主國家物質資本稀缺而勞動力豐裕。
但在實際上，一些加入了世界經濟的非民主國家也許是土地豐裕的(如20世紀初期的阿根廷和智利)。在這種情況下，國際貿易提高了土地的收益，並通過第九章強調的機制，使民主化更難發生，使民主更難鞏固。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國際貿易不僅影響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而且也影響人力資本的相對價格(即技能的收益)。由于欠發達國家通常缺乏熟練的勞動力，我們應該預期更大程度的貿易一體化降低這些國家的技能收益。
然而，許多這類國家的近期經驗卻相反——技能收益增加，受教育多的和受教育少的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經濟學文獻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與貿易一體化相伴隨的技能傾斜(skill-biased)技術向欠發達國家的擴散，提高了這些國家熟練工人的邊際産量。
因此，我們也簡單地討論了一個貿易一體化增加了技術收益的模型，說明即使它提高了總的不平等程度，也同樣有助于民主的鞏固。我們可以把這些熟練工人看成中産階級，如第八章所討論的那樣，在存在更富有的中産階級時，民主的再分配程度更小，更可能鞏固。
全球化的另一個方面是更大程度的金融一體化。在這一章，我們也說明世界經濟中的更大程度的金融一體化可以影響民主的建立和存續。爲此，有必要區分資本流入對欠發達和資本缺乏國家的不同影響。資本流入促進了金融一體化，也加劇了這些國家資本外逃的可能性。
資本流入與增長的國際貿易一樣，降低了資本稀缺國家的資本收益，提高工資。所以，金融一體化通過這一渠道的影響與增長的國際貿易的影響是相似的：它們縮小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並通過這一渠道促進民主的鞏固和建立。
資本外逃的可能性也可以促進民主，但這一次卻是經由一種不同的機制。在一個封閉經濟中，資本沒有投資國外的可能性，資本供給彈性相對小：資本所有者可以消費掉自己的資本而不進行投資，或者把資本投資于不可征稅的(非正式部門中的)活動，這些活動也許有更低的生産率。
相反，隨著日益加強的金融一體化，高稅收也許會使資本所有者將其資本轉移到國外，投資于稅率更低和沒有罰沒風險的市場。換句話說，金融一體化提高了資本的供給彈性。認識到了這一點，民主一般都對資本課以低稅，而且一般都不得不降低再分配程度。
因此，金融一體化因爲可能的資本外逃而降低了民主的再分配程度。預料到這一點，富裕國家更少懼怕民主，更容易接受民主而不是進行鎮壓，更不願意在機會之窗開啓時，發動反民主的政變。所以，金融一體化也許可以促進民主的建立和鞏固。
最後，全球化也伴隨著更大程度的政治一體化。政治一體化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影響政變的成本。最重要的是，隨著更大程度的政治一體化，如果國家出現了反民主的政變，它們也許會遭受其他民主國家的更大程度的制裁。
通過這一渠道，全球化也許有助于民主的鞏固。
此外，更大程度的政治一體化也許有助于不發達國家市民社會的發展，提高政變成本，推動民主的鞏固。
總之，我們在本章的分析顯示，全球化與民主的出現和鞏固之間有重要的聯系。一個引人注目的可能性是這些聯系有助于解釋民主化或政變浪潮。所謂浪潮，我們是指同時在幾個國家出現的走向民主或背離民主的運動。
民主化的浪潮在歷史上曾出現過——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及20世紀70年代以來(Huntington,1991;Markoff,1996)。
耐人尋味的是，在這些民主化浪潮和全球化的高潮之間有著密切聯系。的確，我們可以很自然地認爲全球化是同時影響許多國家的現象，因此是一個可能的解釋變量。
如前所述，許多學者都討論了全球化和民主之間的關系，我們的分析作出了幾方面的重要貢獻。首先，據我們所知，此前還沒有人指出增長的國際貿易可以通過我們討論的機制(即對要素價格和收入分配的影響)影響民主的建立和鞏固。
其次，貝茨和利恩(BatesandLien,1985)、貝茨(Bates,1991),羅格夫斯基(Rogowski,1998),紐曼和羅賓遜(NewmanandRobinson,2002),博伊克斯(Boix,2003)都強調，從一個國家出走的可能性可以促進民主，但是他們沒有提供一個全面的當國際貿易影響不平等結構和政治博弈的各方選擇時的政治均衡分析。
第三，通過將這種出走思想植入標准的要素流動經濟模型，我們發現了其他重要的影響——例如，資本流入的分配效應。雖然對全球化(既包括增長的貿易一體化也包括更大程度的金融一體化)的影響有大量的經濟學研究(Prasadetal.,2002),但它只是剛剛開始將這些力量與制度變革聯系起來。
一些學者，如羅德里克(Rodrik,1997)和加利特(Garrett,1998),都強調日益增強的全球化限制各國政府的政策選擇的思想。但他們沒有指出這也許影響均衡制度結構。我們說明全球化對民主可以有重要的影響。
第四，大多數政治學文獻集中于民主的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擴散的思想(KopsteinandReilly,2000;Maxfield,2000)。
本章表述的結論是探討性的，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並且，討論的機制是否推動民主取決于在參數空間中所處的位置。
我們在前面討論更大程度的貿易一體化對不平等的影響時已經指出了這一點，同樣的觀點也適用于金融一體化的影響。雖然沒有相關的經驗例子，但我們還是認爲在理論上有這樣一種可能性——通過降低不平等程度，更大程度的貿易一體化可以鞏固非民主體制。
最後，全球化可能會大大減少民主制定平均主義政策的範圍，以至于民主的建立不利于穩定。如果民主不能給民衆帶來任何好處，民衆傾向于發動革命，而權貴也極有可能進行鎮壓。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化不能促進民主。
10.2---一個開放經濟模型
爲了研究全球化和民主之間的聯系，我們利用第九章的包含資本、土地和勞動的模型。我們集中考察一個國家，首先將它看成是封閉經濟，然後考察該國融入世界經濟並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的情況。
像在第九章中一樣，我們假定有一個總量生産函數。但是在這裏，不是直接把資本、土地和勞動作爲生産要素，而是將三種不同的中間産品作爲投入。
用Y代表消費的最終産品，Yk、Y、Yn表示生産Y的三種中間産品。因此，總量生産函數可以在此假定爲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
因此，相關的封閉經濟的要素價格與在第九章中由(9.2)式給出的相同。當然，這並不奇怪，因爲如前所述，兩個模型是相同的。因此，要素份額也與前面相同，由(9.3)式給出。而且，和前面相同，貧窮民衆、權貴的收入和平均收入由(9.4)式、(9.5)式和(9.6)式給出。
同樣，我們用假設保證權貴收入高于平均收入(即θ>8)。權貴的成員都是一樣的，每個成員都擁有相同數量的資本和土地。民衆只擁有勞動力。
在這一章，我們集中考察政治沖突發生在社會經濟階級之間的情形。然而，如我們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樣，許多結論也適合于政治沖突發生在其他劃分之間的情形。我們在本章結尾會簡要地討論這一問題。
我們同樣假設不論收入的來源如何，都只有單一的稅率。這一稅率造成以函數C(t)y表示的扭曲。民衆最偏好的稅率爲t,由與以前相同的方程給出。
10.2.1---開放經濟中的要素價格和收入
現在假定這一國家加入世界貿易體系，可以與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無摩擦地進行貿易。我們將這種更大程度的貿易一體化作爲全球化的一個方面。由于只有一種産品，因此各國沒有動力就這一産品進行貿易。
但是，各國也許有動力交換作爲這種最終産品生産的投入的中間産品，因爲它們是用各國有不同禀賦的生産要素生産的。
現在，我們暫時假設生産要素不能貿易(即是說沒有資本和人員流動)。在這種情況下，一國不會簡單地利用本國的資本、土地和勞動生産中間産品，而是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換，按照世界價格出售本國的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中間産品，達到最終産品的不同生産水平。
如果我們用Pk、P₁、Pn分別表示資本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中間産品的世界價格(下劃橫線表示開放經濟)。則該國的預算約束爲 ：
比較(10.7)式和(10.6)式，我們可以看出這一假設的最重要的含義，它意味著，在貿易開放後，在我們討論的國家(始終假定是勞動力豐富的國家),勞動密集型中間産品的價格提高。
直觀地說，該國在世界經濟中來說，勞動相對豐富，當沒有國際貿易時，該國的勞動密集型中間産品的價格受到了抑制。國際貿易會將該國的勞動密集型産品的價格提高到世界水平。
這些價格一旦給定，則在這一經濟中，要素報酬即由其邊際産品價值決定，用世界價格表示，有：
這意味著，國際貿易提高了工資相對于資本和土地收益的水平。這些相對要素價格的變化是國際貿易影響民主是否形成和鞏固的主要渠道。
值得注意的還有，我們隱含地假設了要素價格均等化。也就是說，在業表示世界資本與土地之和與勞動的比率，pn、pk和pi爲世界價格的情況下，由(9.2)式中給出的要素價格將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要素價格相同。
但是，對我們的分析，要素價格均等化是否成立並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在貿易開放後，豐裕要素的價格將會相對其他要素的價格上升，而在我們討論的國家，一個相對窮的國家，豐裕要素是勞動。
這是許多貿易模型，包括有要素價格均等化的標准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在要素價格均等化不成立時，也具有的一個特點。要素價格這一變化的重要影響是不平等程度在貿易後下降。
現有證據大致表明資本豐裕的國家工資更高(Trefler,1985;Leamer,1998;Romalis,2004),但是也有證據表明，近期的國際貿易增長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高級熟練工人的收入。我們在下面討論這些影響。
綜合(10.7)式和(10.9)式，我們得到貿易後的要素價格：
其中，t是貿易後民衆最偏好的稅率，由(10.12)式給出，t是貿易前民衆最偏好的稅率。故而，由于民衆通過出賣勞動獲得收入，他們偏好在貿易後制定更低的稅率。這意味著，全球化之後，民主的再分配程度下降了，因爲全球化降低了收入的不平等。
10.3---政治沖突———民主的鞏固
現在，將這一經濟模型納入我們的政治模型。我們從分析民主的鞏固開始。這些分析和前面的內容，特別是在第九章9.5節的內容是對應的，圖7.1的博弈樹刻畫了策略狀況。
我們假設在一場政變中，不論是資本還是土地，都有φ部分的損失，因此不存在受資産構成影響的有差別的成本。我們定義貿易前和貿易後兩種不同的政變約束以及φ的兩個臨界水平，分別以φ*和φ表示。
這一討論意味著貿易前的民主的價值由(9.7)式給出。同理，在貿易前，權貴和民衆繼政變後的價值由(9.24)式給出。
貿易前的政變約束V(C,φ)>Vr(D)與我們在前面得出的ξ=1的(9.16)式相同：
容易看出，貿易後的鎮壓約束(10.16)式比貿易前的約束(10.13)式更難以成立。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如前一小節所述，在貿易後，稅率更低，所以，民主對權貴的成本更小。
第二，伴隨著貿易的開展，鎮壓對權貴的成本更高，因爲他們是價格接受者。所以，他們財産中被損壞的φ部分不能與工人分攤。
換句話說，在一個封閉經濟中，一旦權貴的財産被毀壞，工資會降低，資本和土地的收益率會上升。這意味著權貴收入下降的比例更小。
但在一個開放經濟中，資本和土地的收益率是由國際價格決定的，作爲政變的結果，權貴的收入會成比例下降。在數學上，可以比較(10.16)式右端的θ(1-φ)和(10.13)式右端的θ(1-φ)0,0(1-φ)⁰>θ(1-φ)。因此，政變對權貴的成本更大了。
同樣，我們來考察民衆的政策讓步許諾恰足以避免政變的條件，假定這些政策實施的概率爲p(即我們在第七章討論的基本的靜態政變博弈)。
爲此，我們利用民主能對權貴做出的最好許諾，計算貿易前和貿易後政變成本的臨界值φ*和φ*。對此，在民主中，不進行再分配(即tD=0)的許諾(注意這些許諾得以兌現的概率爲p)的價值如下：
這就是說，一旦經濟對國際貿易開放，鎮壓必須成本更低才能有吸引力。因此，我們有以下命題。
命題10.1:考慮上述經濟模型和政治博弈，並用(10.18)式定義φ*,用(10.19)式定義φ*。那麽:
●如果φ<φ*,不論是貿易開放前還是貿易開放後都會發生政變。
●如果φ≥φ*,貿易開放前後都不會發生政變。
●如果φ*≤φ<φ*,貿易開放前會發生政變，貿易開放後不會發生政變。
于是，這個命題表明全球化可能有助于鞏固民主，如上面所討論的那樣，這有兩點原因 ：
首先，如果條件(10.8)式成立(該國爲勞動豐裕的國家),貿易開放提高了勞動因而社會的貧困階層相對于資本和土地的收益。通過這一渠道，增長的國際貿易降低了均衡稅率。
在這種更低稅收的情況下，民主更可能存續。我們可以大致認爲這一渠道等于權貴和民衆之間的沖突的減少。在更爲全球化的經濟中，這種沖突更少，至少在這一標准模型的假定下是如此。
第二個原因與貿易開放引起的鎮壓成本的變化有關。
在一個封閉經濟中，因爲一般均衡價格效應，鎮壓成本由權貴和民衆共同承擔。更明確地說，由于一部分資本和土地被損壞，工資下降，資本和土地的收益上升，因爲資本和土地現在變得更稀缺了。
這種一般均衡價格效應在一定程度上補償了資本和土地的收入的減少。在開放經濟中，要素價格是給定的，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承擔其資産存量損失的全部負擔，這也降低了政變的吸引力。
10.4---政治沖突向民主的過渡
增長的國際貿易減少了民主的再分配性質，這對向民主的過渡也有影響。如前所述，向民主過渡的障礙是權貴的恐懼——民主是高度反權貴的。
這種恐懼使得權貴選擇鎮壓而不是民主化，如果國際貿易使得民主的再分配性質減少，它應該也能減少權貴對民主的擔心，權貴現在也許偏好用承認民主而不是鎮壓的辦法來平息潛在的革命威脅。
爲了分析這些問題，我們回到存在革命威脅的民主化模型，具體地說，是第九章使用的版本，其中資本、土地和勞動是作爲三種生産要素引入的。基本的經濟模型與前面描述的相同，我們考察其貿易前後的狀態。圖6.2描述的擴展形式的博弈刻畫了策略背景。
我們從非民主的情況開始，假設民衆有潛在的革命威脅。在革命發生後，在貿易前，民衆來自革命的支付爲：
由(10.11)式給出。不論在貿易前還是貿易後，權貴在革命後的收益均如果權貴在貿易前選擇鎮壓，則支付爲爲0。
如果權貴選擇進行鎮壓以避免革命或民主化，我們假設他們損失比例爲κ的資本和土地。這一關于鎮壓成本的假定和我們關于政變成本的假定類似，其他設置也和以前一樣。特別是，(9.7)式給出了民主化在貿易前對民衆和權貴的價值，(10.14)式給出了民主化在貿易後對民衆和權貴的價值。
這些條件意味著：暫時再分配的承諾不足以防止革命的發生。這就保證了我們處在參數空間這樣一個部分，即民主化和鎮壓之間的權衡以及更大的不平等使得權貴更難接受民主的部分(如果沒有這條假設，我們也許處于不平等和民主化之間的非單調關系的另一面)。
在這些假設下，對政治均衡的分析是直截了當的。在貿易前，使權貴偏好民主的條件爲：
貿易開放後，民主的成本更小，因爲現在窮人偏好更低的稅率r,而不是(10.12)式給出的稅率t。此外，在一個開放經濟中，鎮壓和政變對權貴的成本更高，因爲他們必須獨自承擔鎮壓導致的資本和土地的損失。這同樣是因爲要素價格是由世界價格決定的，所以當鎮壓損壞一部分土地和資本後，它們的價值不會增加。
從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得到與命題(10.1)相似的如下命題：
命題10.2:考慮上述經濟模型和政治博弈，用(10.24)式定義κ*,用(10.25)式定義x*:
●如果k<κ*,不論是在貿易開放前，還是在貿易開放後，權貴都會用鎮壓阻止革命和民主化。
●如果k≥k*,不論是在貿易開放前，還是在貿易開放後，都會有民主化。
●如果κ*≤k<κ*,在貿易開放前，權貴用鎮壓阻止革命和民主化，但在貿易開放後，會有民主化發生。
如前所述，全球化有助于民主的鞏固。命題(10.2)說明，出于類似的原因，民主也推動了向民主的過渡。全球化減小了民主的再分配性，也增加了用暴力阻止向民主的過渡的成本。
通過這兩個渠道，民主化相對于鎮壓變得更有吸引力。因此，這一模型說明，國際貿易通過降低不平等程度，減少政治沖突，從而使民主更加可能。
10.4.1---土地豐裕性的影響
這一分析是以(10.8)式成立的假定爲基礎的，(10.8)式意味著我們討論的國家爲勞動豐富(資本稀缺)的國家。對于許多融入世界經濟的非民主國家來說，這是一個似乎合理的假設。
但也有一些國家，如在上個世紀初期的阿根廷和智利，最豐裕的要素是土地。在這種情況下，恰與(10.8)式相反的情況成立，國際貿易增加了權貴的相對收入。
推論10.1:考慮上述經濟模型，假定與(10.8)式相反的情況成立。那麽,貿易開放會使民主化和民主鞏固更難以發生。
這一推論是有用的，它強調國際貿易對政治均衡的影響取決于國際貿易對要素價格的影響。雖然我們在許多非民主國家勞動力豐裕這一假設下強調了國際貿易的均等化作用，但在某些情況下，國際貿易能夠提高土地的價格和權貴的收入，從而使鎮壓和政變對權貴更有吸引力。這種情況是否出現，是一個有待未來研究的經驗問題。
10.5---金融一體化
全球化的另一個方面是更大程度的金融一體化。我們現在分析更大程度的金融一體化如何影響民主的鞏固以及權貴用鎮壓阻止向民主的過渡的可能性。
我們區分“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兩種情況。資本流入是指通常那種更大程度的金融一體化使資本流向資本稀缺國家的情形。另一方面，資本流出是指資本因爲重稅逃離欠發達國家的情形，盡管這些國家是更加資本稀缺的。我們分別研究這兩種情況，因爲它們強調了不同的機制。
10.5.1---資本流入與民主
考慮與前一節相同的模型，但在這裏我們假設沒有中間産品貿易。相反，我們考慮要素流動——具體地說，是資本流動的影響。我們仍然假定相對于世界其他國家來說，所討論國家的K+oL的密集度更小，仍用業表示資本和土地之和與勞動的比率。
現在設想由于金融一體化，該國對國外資本開放，並假設沒有資本外流的可能性。這一經濟模型與此前惟一不同的是現在中間産品的國內生産由下式給出：
其中，K'表示投資于該國資本密集型産品的外國資本所有者擁有的資本。
我們在這裏假設外國資本在該國投資時沒有成本。
與前面相同的論證意味著國內價格由下式給出：
因爲我們假設該國相對于世界是資本稀缺的，所以有理由認爲K'>0，隨著該國資本賬戶的開放，資本會流入而不是流出。只要該國稅收相對于國外來說不是太高，這種情況就是常態。
爲了突出起作用的力量，在這一小節，假設外國資本在該國免稅，也不承擔政變成本。而且，也不考慮外國資本在國外的稅收。那麽,資本的世界收益率爲r=0v-1。當K'=0,r'>r時，鼓勵資本流入，直至國內的資本回報率和世界資本回報率相等，即r¹=r。
這意味著，w也等于(10.10)式中的w。從以上分析可知，在資本流入的情況下，政變的臨界值(10.19)式中的φ*給出。由此，我們有命題10.1的另一個版本：
命題10.3:考慮上述經濟模型和民主鞏固博弈，並用(10.18)式定義φ*,用(10.19)式定義φ*。那麽:
●如果φ<φ*,不論是金融一體化前還是金融一體化後都會發生政變。
●如果φ≥φ*,金融一體化前後都不會發生政變。
●如果φ*≤φ<φ*,金融一體化前會發生政變，金融一體化後不會發生政變。
因此，和貿易開放一樣，金融一體化使民主的再分配性減小。這意味著統治者對民主的擔心減少，更不會傾向于發動政變。另外，隨著金融一體化，該國要素價格向世界價格靠近(即該國工資會提高，資本收益率會降低)。政變的成本在金融一體化以後也增大。
(注意在金融一體化之前，政變能夠增加土地和資本的收益，但是一體化後則不會)。這兩種效應都使民主在金融一體化後更可能鞏固。此處突出的另一個影響是，金融一體化也可能鼓勵民主中的中位選民選擇更低的稅率，吸引更多的資本，增加工資。我們會在下一小節更詳細討論這一點。
同樣，金融一體化使民主再分配性減少，使反民主的代價增大，從而有利于向民主的過渡。因此，只要權貴在民主化和鎮壓之間進行選擇，我們就能夠得到和命題10.2相似的命題。然而，我們不再贅述這一點，因爲它是顯而易見的。
10.5.2---資本流出
前一小節說明了金融一體化如何能通過與增長的國際貿易的影響類似的渠道——通過影響權貴和民衆之間的收入差距，以及通過影響用暴力反民主的成本——促進民主鞏固和向民主的過渡。但是，金融一體化更重要的作用也許是如果一國的稅負太重，則資本可能會逃離該國的潛在威脅。
我們可以用金融一體化前的拉丁美洲作爲例子。如果一國對資本的稅收太重，資本就會撤離到非正式部門，或者，權貴也許決定增加消費，減少儲蓄。這就是我們用稅收成本C(t)表示的內容。
但是，在金融一體化後，還有另一個選擇，如果資本所有者被課以重稅，他們會將資本轉移到巴拿馬或開曼群島，那裏稅率更低。這增加了資本對稅收的彈性，影響了民主能加之于權貴的稅收水平。在這一小節中，我們討論這一潛在的資本流出渠道對民主鞏固的影響。
爲了簡化分析以及重點分析資本流出的意義，我們抽象掉資本流入，因此，在金融一體化後，要素價格不會改變。
假定我們從前面描述的經濟模型開始，沒有産品貿易和金融的流動，所以要素價格由(9.2)式給出。資本的收益率爲0((K+σL)/(1—8))-1,在稅率爲t時，淨收益爲：
這只是按稅率雲賦值的(9.7)式。我們可以再次用V表示開放經濟中的價值。由于由(10.29)式給出的金融一體化後的稅率低于由(4.11)式給出的金融一體化前的稅率t,我們有：
Vr(D)>Vr(D)
也就是說，在金融一體化後，民主對權貴更有利。
同樣，我們來看當民衆許諾設定零稅率，且這種許諾得以兌現的概率爲p時，民主對民衆和權貴的價值。由(9.15)式，我們有：
因此，在當前模型中，命題(10.3)仍然適用，但是，金融一體化的影響是通過資本外逃而不是資本流入發生的。因此，金融一體化同樣可以有助于民主的鞏固，但現在卻是通過一種多少有些不同的渠道發揮這一作用的。
在金融一體化後，民主不會發現征收高稅收是最優的，因爲這會誘使資本所有者把財産轉移到國外。由于民主的再分配性被認爲減少了，所以權貴發動政變的所得會減少，即使在危機時期，民主也更有可能存續。
同樣的論證也適用于向民主的過渡。考慮前一小節討論的關于向民主過渡的博弈，鎮壓對民衆和權貴的價值仍由(10.21)式給出。我們此處的假定與前一小節相同，這使得非民主的讓步不起作用。在金融一體化後，權貴偏好民主化而不是鎮壓的條件爲：
其中，Vr(D)由(10.30)式定義。這一條件定義了一個不同的臨界水平，我們記爲x*。在金融一體化後，對所有的κ≥κ*,權貴偏好民主化而不是鎮壓。更明確地說，k*由下式給出：
κ*<κ*
其中，x*由(10.24)式給出。由于金融一體化的出現使民主對權貴的威脅降低，鎮壓成本必須更低才能具有吸引力。
只要權貴是在民主化和鎮壓之間選擇，這一分析就能得出與命題10.2相似的命題：在一個沒有金融一體化，權貴會偏好鎮壓的情況下，金融一體化——同樣通過減少民主的再分配性——可以導致民主化。我們在這裏不具體陳述這個命題，因爲其邏輯非常清楚，其含義也和已經陳述的結果相同。
10.6---更大程度的政治一體化
全球化的另一個方面是更大程度的政治一體化。在一個更加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國之間的政治聯系更加密切。一個常見的觀點是東歐國家與歐洲共同體的更大程度的一體化是導致這些國家向民主順利過渡及民主迅速鞏固的重要因素。
支持這種觀點的一個發現是：與西歐(例如，與柏林)在地理位置上更加接近的後共産主義社會更加民主(KopsteinandReilly,2000)。
對這種現象的一個自然而然的解釋是：民主和非民主社會之間經由各種渠道的政治一體化提高了用暴力阻止民主的成本。具體原因可以不同，例如，一旦某個國家出現了反民主的政變，其他民主國家可能聯合對其進行制裁；或者政變損害貿易關系時，等等。
另一個起補充作用的渠道是隨著更大程度的政治一體化，在非民主和民主不鞏固國家的市民社會變得更加強大，提高政變和鎮壓的成本。
用一種簡化形式的方式，通過假定在政治一體化後，用暴力反對民主的成本——更具體地說，政變成本——上升，我們捕捉了所有這些思想。特別是，假定在政治一體化後，一次政變能導致權貴資産存量的φ>φ部分的損失，而在一體化前只有φ部分的損失。這意味著，在政治一體化以後，民衆和權貴由政變所得的價值是：
而不是(9.24)式。現在我們可得如下命題：
命題10.4 : 考慮支持命題10.1和命題10.3的模型。一旦政治一體化發生，則政變的成本更大，一個社會更可能是一個鞏固的民主。
因此，這個命題說明了政治一體化如何能産生和日益增長的國際貿易、更大程度的金融一體化所導致的相似的作用。然而，雖然這些作用最後都大同小異，但它們發揮作用的渠道不同。隨著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政治聯系的加強，或是因爲國際壓力或制裁，或是因爲引發的市民社會的發展，它們提高了政變的成本，從而阻止政變。
10.7---關于國際貿易性質的各種假定
命題10.1和命題10.2說明以産品市場一體化形式出現的全球化可以推動民主的建立和鞏固。然而，這些結論來自我們所使用模型的結構。
大多數國際貿易模型都認爲貿易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窮人(與民衆相聯系)的收入，因爲這些國家通常都是勞動力豐富的國家。然而，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樣，關于增長的貿易是否真正推動了貧窮國家的平等，經驗證據是有些模糊的。
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例如阿根廷和智利，實際上是土地豐裕而不是勞動力豐裕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化提高了土地的收益。這不僅加劇了不平等，而且增加了在民主中損失最大的資産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我們在第九章詳細論證了這一觀點)的收入。
在此，我們概述一種不同類型的貿易模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爲近來的一些數據顯示出一種明顯的經驗模式：在過去的25年間，在對貿易開放的欠發達國家，技能的收益，從而收入不平等程度實際上提高了(Leamer,1995,1998;CraggandEpelbaum,1996;Attanasio,Goldberg,andPavcnik,2004)。
這與簡單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預測相反，因爲欠發達國家實際上是熟練工人相對稀缺的國家。所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貿易開放應該降低這些國家的技能收益率。
關于技術收益率在這些國家上升原因的詳細討論超出了本書的範圍，但在這裏我們可以提出一些猜想。
最重要的是，人們普遍認爲，在過去25年間，技術進步主要是“技能傾斜”型的，這意味著它們有利于熟練工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提高技能的收益(例如，Acemoglu,2002)。這些技術大多數物化在美國和經合組織國家生産的機器設備中。
欠發達國家只有從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進口相應的機器才能利用這些技術。這意味著，當欠發達國家不進行國際貿易時，它們通常不使用這些機器設備。這一分析的一個重要的含義是貿易開放伴隨著生産技術向更加技能傾斜型技術的轉變，從而提高了技能的收益率。
所以，在欠發達國家，將會出現一種技術效應，抵消甚至超過標准的赫克歇爾一俄林效應貿易降低的技能收益(Acemoglu,2003b;ThoenigandVerdier,2003)。
這一點對民主意味著什麽呢?到目前爲止，以我們的兩階級模型爲基礎的討論，意味著技能傾斜型技術向欠發達國家的擴散與我們所強調的內容相反：不平等的加劇，以及抵制民主的建立和鞏固的力量。這當然是一種可能的結論；然而，其他潛在的力量可能也會發揮作用。
在現代經濟中，技能收益的提高，以及更一般地說，人力資本的更重要的作用(我們在第九章所討論的),可以在我們的三階級模型中進行更有意義的分析。在這一模型中，我們可以將熟練工人視爲中産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意味著貿易開放和技能傾斜型技術的轉移一起，增加了中産階級的收入。如第八章所討論的那樣，中産階級可以充當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重要的緩沖器，中産階級的收入增加也許有助于促進民主的建立和鞏固。
這是因爲在民主中的中位選民可能是一個中産階級成員，中位選民收入(相對于平均收入)的增加會削弱民主的仇富傾向。當民主更少地采取激進政策時，富人對民主的恐懼會減少，他們更不願意用暴力阻止民主化或轉向非民主。
爲了突出這些問題，我們回到第八章的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有三個行動者團體：數目爲δ的富人、數目爲δ”的中産階級以及數目爲δ的窮人。
我們仍與前面一樣將總人口標准化爲1,因此，2;δi=1。我們假設8>8m>δ,也就是說，窮人人數最多，其次是中産階級，富人最少。此外，我們仍像以前一樣用y表示平均收入，令收入由(8.1)式給出，且(8.2)式成立，使得富人的收入多于中産階級，中産階級的收入多于窮人。
爲了使分析簡化，我們假定δ<1/2,因此，窮人不能形成絕對多數，一個中産階級行動者爲中位選民。並且，假定θm<δ或者y>ym,使中産階級的收入低于平均收入，因此願意征收某種數量的再分配稅收。像在第八章一樣，中位選民偏好的——從而在無約束的民主中所導致的再分配數量由稅率tm給出，這一稅率滿足(8.5)式。
現在我們來看第八章討論的基本政治博弈。在這個模型中，社會是非民主的，窮人和中産階級都沒有投票權。由于存在潛在的革命威脅，富人會在實行民主化和使用暴力(鎮壓)之間進行權衡——有限的再分配的許諾是不可信的。如前所述，存在著一個鎮壓成本的臨界水平k(rD),由(8.29)式給出。
當鎮壓成本爲κ=k(tP)時，對于富人來說，實行民主化和使用暴力是無差異的。當κ=（tP)時，他們偏好鎮壓。根據(8.5)式，中産階級收入份額的提高降低tm,並因而降低κ(P)。
國際貿易以及相關的技能傾斜型技術的轉移通過增加中産階級的收入，可以減少民主的再分配性，促使這些國家向民主過渡。特別是，假設在貿易開放後，由于技術變得更爲技能傾斜，Im增大爲Om,因此中産階級最偏好的稅率降低爲tm,根據(8.5)式，這一稅率可由(8m—ôm)/8=C(tm)隱性地給出。這意味著對富人來說，使鎮壓和民主化無差異的新的臨界值變爲：
其中，0是在貿易後富人的收入份額。因爲Om>om,所以θr<θr。
顯然，我們有R＜K（tD）
我們有如下命題 ：
命題10.5:考慮上述向民主過渡的博弈。社會從窮人和中産階級沒有投票權的非民主開始。用(8.29)式定義k(tP),用(10.34)式定義在對國際貿易開放以及出現技能傾斜型技術轉移時適用的k。那麽,我們有：
●如果x＜k，那麽,不論是在貿易開放和技術轉移前，還是在貿易開放和技術轉移後，富人都會用鎮壓阻止革命和民主化。
●如果k≥k(zP),那麽,不論是在貿易開放和技術轉移前，還是在貿易開放和技術轉移後，都有民主化。
●如果k≤k<κ(tP),在貿易開放和技術轉移前，富人會用鎮壓阻止革命和民主化；但在貿易開放和技術轉移後，會出現民主化。
這一命題說明近來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增長的國際貿易如何能夠促進民主，但它們是通過另一種不同的渠道發揮作用的。與貿易開放相聯系的、來自更富裕國家的技能傾斜型技術的轉移，中産階級的收入份額上升。中産階級的收入增加，使民主的再分配性減少，富人也更願意實行民主。
類似的論證可用來說明由于更富裕的中産階級充當富人和窮人沖突的緩沖器，民主淪爲政變的可能性減小。通過這一渠道，先前不鞏固的民主也更可能鞏固。
10.8---結論 :
在這一章，我們考察了全球化如何影響一個國家是否走向民主或鞏固民主。我們的主要目標說明以這種方式深入分析，能夠産生一些內容豐富的預測。
許多結論都以貿易和要素流動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爲條件。由于關于這一問題的經驗證據是高度不確定的，因此，我們不能用本章的模型聲稱全球化對民主肯定有好處或肯定沒好處。解決這一問題需要仔細深入的經驗研究，這是一個重要的未來研究領域。
重複一下我們在前面討論權貴在民主中的權力，以及操縱民主對民主的建立和鞏固的影響時提出的一個警告，是有用的。
我們已經看到，更大的資本流動性通過減少民主對權貴的威肋也許會創造鞏固的民主。
然而，同樣正確的是，就像任何減少了在民主中偏離權貴偏好的集體選擇的範圍的因素一樣，更大的資本流動性也意味著民主更難以能滿足大多數民衆的需要。
在這種情況下，更大程度的全球化也許削弱了民主改進多數人福利的能力。其改變的程度也是一個經驗研究的課題。---來源 : 我讀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