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阿傑姆奧盧、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魯濱遜，以表彰他們在關于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是兩位的代表作。《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的主要貢獻是提供一種理解民主的創立和鞏固的統一框架。特別是，這一框架強調爲什麽政治制度變革與在非民主政體背景下的政策讓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十一章 ---結論及民主的未來
在本書中，我們提出了一個思考爲什麽一些社會是民主而另外一些社會卻不是民主的框架。我們強調了這一問題的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1)爲什麽一些社會首先實行了民主，以及(2)爲什麽民主在一些社會能夠持續、鞏固，而在另外一些社會卻不能。在這一章，我們回顧在前面所了解的內容，討論一些我們認爲我們的框架可以有意義地擴展的領域，並討論我們的模型對民主的未來意味著什麽。
11.1---再論政治發展道路
我們現在回顧在第一章所概述的四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曆程。我們的框架如何有助于解釋這些不同道路?
11.1.1-英國
爲什麽英國走了一條漸進的民主化的道路?並且，爲什麽民主在英國如此容易鞏固呢?在某一層次上，來自我們分析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在實行民主前的英國，各種參數使得革命威脅存在，權貴無法在不實行民主化的情況下消解這些壓力。
這些參數主要包括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性質、經濟的結構、集體行動問題以及革命的成本和收益。權貴也發現，用鎮壓組織民主化是沒有好處的。然而，這一答案是不完整的。我們還必須理解英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是如何擁有了這些參數的。我們現在討論在這些參數中哪些對理解英國的情形更爲重要以及它們如何演變。
在17世紀，在一系列政治沖突中，那些希望建立限制王室法定權力的政治制度的人們取得了勝利。政治制度的這些變化大大促進了經濟制度的改善。通過減少國家掠奪的風險，産權變得更加穩定。
新體系下的法定政治權力掌握在有商業和資本主義利益的人們手中；這一點導致了大規模的誘發性變化———例如，資本和金融市場的變化，這些變化對經濟擴張十分常重要。
這些制度變革發生在英國似乎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在現代早期，相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來說，英國的政治制度對王室權力有更多的限制(Ert-man,1997)。
這似乎是王朝更叠和外來入侵的複雜曆史過程的結果。第二經濟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大大強化了不同團體特別是資本主義農場主(所謂士紳)和商人的利益。
同樣顯著的是在英國封建制度瓦解得很早(Brenner,1976)。這些變化增加了這些利益集團的事實政治權力，決定性地影響了內戰和光榮革命的結果(Tawney,1941;Brenner,1993;Acemoglu Johnson,Robinson,2005)。例如，在殖民地貿易中致富的商人在議會雙方的沖突中都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17世紀發生在英國的沖突的結果是一組將産權賦予更多人群的經濟制度(Thompson,1975)。結果是馬爾薩斯周期的終結和現代經濟增長的開始。然而，其後開始的結構變化(例如，城市化和工廠體系的興起)對事實政治權力的分配有進一步的影響。
特別是，它們使得窮人和在政治上被剝奪公民權的人更容易運用其事實政治權力(Tilly,1995,Tarrow,1998記述了這一時期集體行動的變化性質)。窮人事實政治權力的增強使現行體制難以爲繼，必須進行對窮人有利的政治制度的變革，消解革命的威脅。
這又進一步使法定政治權力的未來分配向窮人傾斜，保證未來的經濟制度和政策與窮人一致。這正是民主化所做的事情。政治緊張也因不平等的加劇而強化，大多數學者相信在19世紀上半葉發生過這種現象。
從1832年起，英國的權貴做出了一系列的旨在將以前被剝奪了公民權的人納入政治過程的戰略性讓步，因爲其他的選擇只能是社會動蕩、混亂，甚至是革命。
這些讓步是漸進的，因爲在1832年，社會和平可以通過收買中産階級來實現。而且，讓步的影響被政治制度的具體細節，特別是上議院的持續的非代表性質所沖淡了。
雖然在1832年的改革中受到了挑戰，但上議院爲富人對抗來自民主化的下議院的激進改革潛力提供了重要的堡壘。後來，隨著工人階級通過憲章運動，進而通過工會的重組，進一步的讓步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結果最終允許了完全民主的建立。
爲什麽英國的權貴會建立民主?許多其他國家也面臨著相同的壓力，但是這些國家的權貴卻選擇了對被剝奪公民權的人進行鎮壓而不是讓步。
鎮壓的問題是，它是有成本的：會破壞資産和財富。在19世紀歐洲的城市化環境(英國在實施第二次改革法案時城市化率爲70%)中，被剝奪公民權的民衆有相對完善的組織，因而更難以鎮壓。
而且，工業化和19世紀40年代後建立在英國比較優勢基礎上的自由貿易政策造就了一個以物質資本並越來越多地以人力資本爲基礎的經濟。
這些資産容易被鎮壓和沖突所毀滅，這使得鎮壓作爲一種選擇的成本更高了。由于資本更難以再分配，所以，英國的權貴發現民主的前景威脅更小了，更容易被說服接受民主。
鎮壓不只是在其成本相對低的時候具有吸引力，而且也在有更大的可能利益時具有吸引力。我們的討論說明使持續的經濟增長得以出現的經濟的、政治的制度變革也使民主不再令英國權貴過多地關注。
然而，民主的確帶來了與權貴偏好相背離的經濟制度的變革。在19世紀，經濟制度———特別是勞動市場制度——對窮人是不利的。例如，工會是非法的，直到1850年，試圖組織工會的人要被流放到澳大利亞的塔斯馬尼亞。
如第三章所討論的那樣，當經濟制度被改變以滿足新獲得公民權的人們的要求時，特別是在1867年後，這種做法以及其他許多做法改變了。
這些變化的影響雖然對19世紀英國經濟的運行非常重要，但是，在一個擁有土地的精英占統治地位的經濟中，與農村勞動市場的自由化的潛力和土地改革的威脅相比，這些影響對貴族的損害要小得多。實際上，與19世紀的俄國和奧匈帝國或20世紀的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的權貴所面臨的經濟制度變革相比，英國的變化更容易令權貴接受。
試圖阻止民主化的再分配許諾又如何呢?英國的權貴似乎從未認真地考慮將大衆收入再分配作爲民主的一種替代，雖然他們當然預料到民主會導致再分配。也許如斯蒂芬斯所理解的那樣，再分配的許諾是不可信的。
例如，具有重要意義的，引起議院最多注意的憲章主義者的請願是1848年在歐洲革命中提出來的。在這種革命威脅之下，權貴不得不聽從；然而，只要他們保持著權力，那麽他們便只有在威脅出現時才會聽從——憲章運動産生了只是暫時性的威脅。
最後，爲什麽民主在英國如此容易地得到了鞏固 ? 我們的框架表明，這也是由我們在民主化的語境下討論的許多因素決定的。民主之所以得以鞏固，是因爲鎮壓的成本太大了。而且，在任何時候，民主都沒有激進到對傳統權貴造成充分大的威脅的程度。
民主最終帶來了英國社會的重大變化，但這需要等待半個世紀，直到教育改革的影響充分發揮。權貴從未面臨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民主化過程中的常見威脅，如激進的資産再分配。我們的方法意味著，在這些情況下，權貴應該不會激烈地反對民主，事實也是如此。
11.1.2-阿根廷
許多導致英國民主的力量，在阿根廷也發揮了作用。阿根廷的民主，如同英國的民主一樣，是由經濟的和金融的危機所導致的一系列反叛所引起的。也和英國一樣，阿根廷的民主化過程發生在迅速加劇的不平等和經濟增長的背景之下。
然而，與英國相比，阿根廷的民主化是帶著不同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出現的。阿根廷經濟主要依賴于農産品出口，世界貿易的繁榮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富有的權貴的資産———
土地——的價值(O'Rouke,Taylor,andWilliamson,1996)。並且，由于經濟結構更爲單一，更容易不穩定，更容易動蕩，創造誘發政治變革的機會。擁有土地的權貴雖然被迫承認了民主，但他們並不喜歡民主，並在大蕭條開始時的危機期間破壞了民主。
此外，政治的和經濟的制度沒有促進民主。與1688年以後的英國不同，阿根廷的政治制度對政治權力，特別是總統的政治權力的使用沒有很多的約束，例如，20世紀20年代的伊裏戈延總統和40年代的庇隆總統的行動都是這一佐證。
在經濟制度方面，阿根廷在某種程度上分享了其他西班牙殖民地的遺産，也是建立在對土著人的剝削基礎上的。雖然這一遺産與玻利維亞和危地馬拉等國相比更微不足道，但基本的經濟制度特別是在土地使用方面———增加了政治沖突的風險。
在20世紀的30和40年代，一種高度極化的狀態出現了，在這種狀態下，左右了民主政治的城市工人階級試圖實現有利于他們的再分配。這樣一種狀態，是農村權貴所不能容忍的，而且越來越不能被軍人所容忍，于是他們采取了極端的反庇隆主義立場。
在這種經濟結構下，反民主的政變成本是可以忍受的，並小于非民主體制的潛在收益，特別是在考慮民主中的激進的再分配和民粹主義政策的威脅之下。
雖然各方面都努力改變制度使之對自己有利——例如，在1912年和20世紀50年代的後期，軍人支持實行了比例代表制，希望能以此導致庇隆黨的分裂但是所有這些措施都未能使民主變得更容易爲權貴所接受。
在阿根廷民主現在是鞏固的嗎?我們的分析給出了值得樂觀的理由。全球化的持續增長，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金融一體化帶來的資本流動，意味著與歷史上的情況相比，民主對權貴利益的威脅變小了。也許更重要的是，阿根廷是一個教育程度相對高的社會，人力資本價值的提高創造了一個強大的中産階級，可以充當富人和窮人之間沖突的緩沖器。
結果，在20世紀90年代，盡管不平等程度有顯著的上升，但阿根廷的民主仍是穩定的，這意味著基本的政治均衡已經發生了變化。
而且，在阿根廷，軍政府在1976年以後推行的經濟政策的長期影響之一是左派和有組織勞工的經濟基礎被嚴重削弱了，這也是在20世紀90年代，庇隆黨的經濟社會政策發生重大轉變的一個原因。似乎矛盾的是，這一轉變也許有利于社會的貧困階層，因爲在這些政策轉變之下，民主也許最終在阿根廷得到了鞏固。
11.1.3-新加坡
爲什麽新加坡還沒有實現民主化?我們的分析給出了一個相當簡單的答案。新加坡是一個非常平等的社會。沒有傳統的擁有土地的權貴，經濟依賴外部資本和企業。
大多數人似乎都滿足現狀至少是沒有不滿足到願意通過嚴肅的、有成本的集體行動，發起重大的政治制度變革的程度。相對于他們所擁有的一切，這樣做並沒有多少好處。
然而，出于同樣的原因，對于人民行動黨當前的精英來說，他們除了權力也沒有什麽可以失去的。人民行動黨主要由成功的中産階級人士組成，並且相對開放，大力吸納優秀人才和潛在的競爭對手。雖然它無疑是與新加坡存在的富人權貴相聯系的，但他們都不可能遇到對其資産和財富的剝奪。
雖然政治精英可能會損失所擁有職位的大量租金，但這也不足以爲長期進行鎮壓，以維持他們的特權地位提供理由。因此，我們的分析也意味著新加坡終將成爲一個鞏固的民主。
在某一點上，將有來自人口的某一階層的壓力，要求更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在這一點上，權貴和人民行動黨將會發現用鎮壓阻止民主是沒有好處的。
11.1.4-南非
爲什麽民主在南非如此姗姗來遲?是什麽激發了它最後的創立?南非的曆史情況和新加坡大相徑庭。南非的白人權貴在民主中將會遭受重大損失，在曆史上，民主確實導致對土地改革、財富再分配以及對經濟制度進行不利于富有的白人權貴的大規模重構的強烈要求。
南非是作爲一個殖民地建立的，在許多方面與北美或澳大利亞相似。但與美國不一樣的是，南非的原住民並沒有因爲輸入的疾病大量死亡，這導致了這樣一種狀態：土著非洲人成爲富有的白人權貴可以廉價地雇傭並用強制辦法控制的勞動力(Lundahl,1992)。
在這種情況下，白人不僅不對非洲人讓步，而且他們甚至創造了一種哲學(即種族隔離)爲社會資源的不平等分配提供依據。
由于這一種族隔離哲學，也是由于它所針對的是容易識別的種族團體，鎮壓在南非的成本是相對低的，而且可以實行。
但種族隔離體制終究是不可持續的。隨著經濟發展，占人口多數的非洲人對白人經濟的維持變得更加重要。他們越來越敵視自己的困境，並在政治上動員起來。作爲回應，白人政權則使用高壓政策，時刻准備著爲了維持霸權而進行禁止、監禁、折磨和謀殺。
然而，就連這種政策也不能永久奏效。因爲鎮壓導致的動蕩和外來的制裁，種族隔離經濟的盈利率逐漸下降。隨著世界變化，在冷戰結束後，不僅種族隔離在國際上變得越來越不得人心，而且一個全球化的經濟也使得富有的白人權貴對民主的恐懼減少。
由于土地的重要性下降，流動的資本的重要性上升，激進的黑人多數的威脅消散了。此外，在20世紀70年代，白人政權做出的一些讓步特別是非洲人工會的合法化——消除了種族隔離爲白人創造的許多經濟租金。這意味著如果失去政治權力，白人的損失也不會很大。
的確，如羅森道夫(Rosen-dorff,2001)所述，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南非的不平等程度一直下降。最後，白人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一起，協商確立了一種在民主的未來中給予白人充分信任的政治制度結構，使得白人願意停止鬥爭並允許民主化。
但是，關于未來，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例如，在津巴布韋，通過憲政改革促進民主鞏固努力一直不很成功。耐人尋味的是，在評價南非民主的未來時，湯姆遜(Thompson,1995,p.275)指出，“南非民主存在一個很大的結構性威脅：缺乏受過良好教育的熟練勞動力——這是南非教育的糟糕狀態的後果。”我們在第九章的分析表明，這也許的確是個問題。
11.2---擴展和未來研究領域
像任何社會科學理論一樣，我們的理論是高度簡化的。爲了突出我們認爲重要的機制，我們抽象掉了許多細節以及其他可能也是重要的機制。這意味著對于我們所討論的這些基本問題還有其他的研究方法，也意味著我們排除了一些應被關于民主建立和鞏固的完整理論包括在內的因素。
首先，我們的框架將社會沖突作爲導致不同制度的主要推動力量。政治制度的變革之所以發生，不是因爲全體一致同意，而是因爲支持變革的一方變得力量更強，並能夠(至少暫時)實現這種變革。
在第三章中，我們簡要地討論了一些關于民主化的不同方法：例如，貝茨(Bates,1991)、羅格夫斯基(Rogowski,1998)、赫布斯特(Herbst,2000)和蒂利(Tilly,2004)認爲民主是在國家形成過程中出現的；布宜諾·德·邁斯基塔(BuenodeMesquita,2003)、利茲則利和皮爾斯克(LizzeriandPersico,2004)認爲民主是政治精英自願創立的，因爲民主會形成不同的均衡公共政策，使所有人受益。
雖然我們相信主要的民主化和民主鞏固模式不可能只用這些方法來解釋，但這些最終都是可以起補充作用的方法，經驗工作必須決定不同機制的相對重要性。
正如在第三章所討論的那樣，實踐經驗證明，關于民主建立和鞏固的決定因素的經驗工作進步不大，只是識別了相關性，很少注意對因果關系的識別或突出變異的真正外生源泉。到目前爲止，還罕有區分導致民主化的不同機制的認真嘗試(Acemoglu,Johnson,Robinson,andYared,2004)。
除了考察和檢驗不同假說外，在理論研究中也還有一些需要高度重視的領域。爲了節省篇幅，本書省略了我們開始計劃要討論的五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是軍人的作用。在我們的基礎模型中，僅有的行動者是不同的團體，我們考慮這些團體可以直接參與沖突。在現實中，另一種力量，即軍隊，在革命、鎮壓和政變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們隱含地假定了軍隊不是一個獨立的行動者，而是依附于權貴(在鎮壓或政變的情況下),或者和民衆結盟(在革命時)。
然而，在政治學中有一個普遍看法，軍隊介入經常不是代表某個社會團體，而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在發展中國家，軍隊顯然比其他社會經濟團體的力量都要大。
因此，一個重點研究領域是提出一種關于軍隊政治的理論，更好地把握軍隊何時與某一個特定團體結盟，何時作爲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團體行動。
雖然對軍隊有很多詳實的案例研究(Hun-tington,1964;Finer,1976;Nordlinger,1977;Rouquie,1987;Stephen,1988;Fitch,1998;Loveman,1999),
但關于軍隊的目標和行爲還罕有一般性的結論。只有狄齊和維蒂尼(TicchiandVindigni,2003b)試圖用本書使用的方法和博弈論對軍隊進行考察。
關于軍隊的研究與比較政治學的另一個重要研究領域有關。在第五章，我們提出了一個關于非民主政治的“基本”模型；我們的分析抽象掉了不同的非民主體制之間的差異。然而，大多數的政治學文獻恰恰著眼于提供對非民主體制的不同分類(例如，LinzandStephen,1996)。
並且，許多研究認爲，非民主體制的類型有助于決定民主的建立和鞏固的潛力。這一點是否正確，最終是一個經驗問題，但它當然是一種很大的可能性(Geddes,1999a,b)。在本書中，我們選擇強調我們相信是民主和非民主體制之間的關鍵區分：政治平等的程度。然而，引入關于非民主制度結構的更豐富的模型無疑會産生許多新的見解。
我們在分析中略去的第二個方面是民主制度之間的區別，顯然，這一點對理解民主的動力學是十分重要的。大量的理論和經驗文獻都強調不同類型民主之間的區別：例如，總統制和議會制之間的區別，比例代表制和多數選舉制之間的區別(例如，Cox,1997;Lijphart,1999;PerssonandTabellini,2000,2003;Persson,Rolland,andTabellini,2000)。雖然在第四章附錄中我們提供了參數x的一些不同的微觀基礎，但最引人注目的方法是把它和政治制度的更細致的結構聯系起來。
在本書中，我們給出了許多例子說明民主制度的細節如何影響民主的可行性和持久性。然而，正式文獻還只是剛剛開始建立關于選舉制類型或是總統制還是議會制如何影響政治家或公民的動力的模型。
對民主制度均衡形式的選擇，以及這種選擇如何影響民主的可行性是未來幾年的一個激動人心的研究領域。我們的分析表明，具體的制度結構，因其對偏好加總方式的影響，在決定政治沖突如何發生，以及民主能否建立和鞏固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個需要更多理論研究的領域是對不同政治身份的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大量文獻都在討論發生在社會經濟方面或是階級之間的沖突，但人們也清楚情況並非總是如此。雖然我們試圖說明我們關于民主建立和鞏固條件的主要結果不取決于政治身份的性質，但一個內容更豐富的模型會産生許多新的經驗預測。
所以，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不只是政治身份的影響，還包括其形成及其形成如何受制度結構的影響。例如，一些研究非洲的歷史學家已經指出：目前一些在非洲政治沖突中引人注目的重要的種族身份實際上是殖民地時期創造的激勵的結果[例如，關于尼日利亞伊博族的研究(Horowitz,1985);關于津巴布韋肖納人的研究(Ranger,1991)]。
第四個重要的未來研究領域是集體行動和革命。在第五章，我們討論了集體行動的問題，並且指出：現有經驗證據表明革命者通過對參與革命的人提供私人收益解決這一問題。
這一點啓發了我們提出並始終使用的模型。不論怎樣，形成一種對集體行動的深刻理解，不論在理論上還是經驗上，都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未來研究領域。
我們也用一種十分粗糙的方式建立了關于“後革命社會”的模型。我們的結論是革命(除去在第六章的簡單討論)是偏離均衡路徑的。然而，對革命中所發生事件以及制度在其後如
何演化的更好理解，是重要的研究課題，也許會産生關于民主建立和鞏固的新的預測。和關于軍人政治的情況一樣，關于革命有豐富的案例研究，可以作爲建立模型和更明確可檢驗假說的出發點。
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是，未來文獻必須提供關于經濟運行和經濟制度形式的更豐富的模型。一個特定的令人激動的未來研究領域是對內生的經濟、政治制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
雖然在第九章我們將收入分配內生化，討論了經濟制度的重要作用。但是我們沒有建立一個關于經濟制度的決定和曆時性變化的明確模型。並且，我們只討論了收入由固定的資産存量決定的情況。
但實際上，資本隨著時間積累，技術也在不斷進步。將這些增長和積累的動力學納入我們的框架是一個重要步驟(AcemogluandRobinson,2000a,2002;JackandLagunoff,2003)。這些擴展將有助于解釋爲什麽會存在政治制度的路徑依賴，許多學者都相信這種路徑依賴是存在的。
11.3---民主的未來
本書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簡單的框架，分析民主和非民主政治，以及在這兩種體制之間的轉換。我們的分析主要以理解一個複雜社會現象的相對抽象的圖景爲目標。雖然任何簡單的框架關于未來的預測都不可靠，但利用我們建立的模型對民主的未來進行思考還是有用的。
世界各地的民主是否會鞏固，以及它們將如何轉變，改變自己目前的形態?在這方面，有幾個問題是重要的。首先，相對于土地和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原因有兩點：(1)與50年前相比，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公民，受教育水平都提高了；(2)在整個20世紀，技術似乎更多地依賴工人的技能和人力資本(或者說是技能傾斜的),因此，在勞動市場上，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加(Acemoglu,2002)。
雖然人力資本的更高收益在某些情況下提高了不平等程度(例如，在過去30年的美國經濟中就是如此),但一般來說，在許多非民主和民主不鞏固的欠發達國家，它有助于縮小權貴和民衆之間的收入差距，創造一個龐大的中産階級。
隨著收入差距的縮小和中産階級的出現，我們預期，不論是在政治沖突發生在貧富之間，還是發生在其他方面的社會，會有更少的分配沖突和更穩定的民主。近來出現了許多關于“階級戰的終結”的說法(例如，Fukuyama,1992)。我們不是預言政治沖突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消失，而是說由于人力資本變得更加重要，沖突將會更加緩和。
其次，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時代。出于我們在前面所討論的原因，我們相信更密切的國際經濟、金融聯系能夠促進和鞏固民主。
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權貴和多數民衆的沖突依然存在，但全球化會使雙方最具有破壞力的武器失去效力。民衆不希望采取最民粹主義的、最爲再分配性的政策，這會讓權貴在民主中更有保障。民衆更反感政變和動蕩。
第三，冷戰的終結，意味著許多非民主政權曾經獲得的經濟政治支持已經結束，使得向民主的過渡更加容易，反民主的政變更加困難(雖然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也許抵消了冷戰結束所帶來的潛在利益)。
上述三個因素意味著民主的未來是光明的。與過去相比，現在民主更容易戰勝非民主，不論是在尚未實行民主還是在民主尚未鞏固的地方。
然而，考慮這些發展，我們是否預期民主在這一新的時代會改變其性質?我們的論點一直是民主是親多數的，甚至是親窮人的。這主要是一個相對的命題，是在將民主和一個典型的非民主體制做比較。
我們也注意到，即使與非民主相比，民主一般是更加親多數的，但在民主中，權貴也可以有權力。我們有兩個理由預期權貴在未來的民主中權力會更大。
首先，在民主中，權貴額外權力的最重要來源是他們對黨派體系，進而對政治議程的控制，以及他們對一些特定的政策形成有效遊說的能力。
那麽,在這些方面，權貴在未來會做得更加有效嗎?答案也許是肯定的。這有兩點原因。隨著民主的未來日益光明，權貴(特別是在現在一些不鞏固的民主中)將不得不與民主和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盡最大努力去影響民主政治。因此，權貴在民主中擴大其權力的收益也許更高了。
也許更重要的是，隨著民主的成熟，有組織的團體，這可能包括權貴或其組成部分，可能有更大的機會擴大權力。利益集團在民主社會中會變得更強大的觀點首先是由曼柯·奧爾森在其1982年的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各國的興衰》中提出的。
奧爾森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影響力的遊說團體的不同成員之間形成了合作和信任，而且，也許更重要的是，這些遊說團體更有效地俘獲了政府和政治體系的各主要分支。在民主政治下，可以逐漸變得強大並主導大部分政治的利益集團之一是權貴。
如果是這樣，那麽我們可以預期，隨著時間的推移，民主親多數的程度會下降。經驗證據與這一思想是一致的———在整個20世紀中，新出現的民主比成熟的民主有更強的再分配性質，並且在過去的40年中，在一些鞏固的民主中，保守黨的力量變得更強大了。
這與社會學家羅伯特·米歇爾斯在其1911年的經典著作《政黨》中提出的寡頭統治鐵律有關。米歇爾斯認爲，所有組織，特別是政黨，往往會被管理它們的人俘獲；那些人然後會逐漸被權貴吸收。
他指出，這意味著，民主幾乎沒有機會徹底改變社會，因爲它至多不過是用一種權貴取代另一種而已，不可能導致徹底的多數主義的社會變遷。如果這一定律成立，那麽,一種自然的權貴俘獲過程會減少民主的激進威脅。
第二，人力資本日益增長的(包括技能傾斜的技術變化)重要性和更大程度的全球化還有另外一面。通過減少分配沖突，這些經濟發展削弱了許多對支持多數及對多數人有利的政策起著重要作用的組織。
這些力量被削弱的組織包括傳統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這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世界，特別是在美國和英國最爲明顯。在這些國家，工會都很軟弱，而左翼政黨一般都變得反對收入再分配了。
如果這些變化在世界各地變得更加普遍，我們可以預期，在未來，權貴和保守黨的權力會更大，民主的再分配性質會更弱，特別是在沒有出現對多數的新的代表形式——不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工作場所的時候。因而，民主會變得更加鞏固；然而，對那些希望民主能像20世紀上半葉英國民主那樣改變社會的人來說，這可能是一種失望的民主形式。---來源 : 我讀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