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2024, although the shadow of economic recession did not arrive as expected, new challenges are emerging constantly: the"last mile"in the fight against inflation seems to have become the long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this is not just an economic battle, but also a psychological one; the wa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sweeping across the globe at unprecedented speed; the alarm bells of climate change have already sounded; and the currents of de-globalization, protectionism, and unilateralism are rising, creating obstacl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se dire situations cannot be resolved through unilateral actions by individual nations. A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s the cornerstone of global governance.
2024年，雖然經濟衰退的陰霾並未如期籠罩，但新的挑戰層出不窮：抗擊通脹的「最後一裏路」似乎變成世界上最長的距離——這不僅是一場經濟戰，更是一場心理戰；人工智能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氣候變化的警鐘已經敲響；全球化逆流湧動，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擡頭給國際合作帶來了障礙。
這些糟糕的情況並非完全無解。
但是，正如《金融與發展》主編吉塔•巴特（Gita Bhatt）所言，「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從全球變暖到人口和技術變革——無法通過各國單獨行動來解決。」
那麼，突出重圍的路在哪？
即將召開的2024陸家嘴論壇，也因此多了一份沈甸甸的責任和來自世界的期待。
風險與韌性並存
當前，各國面臨的是一個更加復雜、不確定性更高，但又充滿機遇的全球經濟環境。
「在經歷了疫情、沖突、通貨膨脹和貨幣緊縮造成的動蕩四年後，全球經濟增長似乎正在趨於穩定……然而，增長水平低於2020年之前。世界最貧困經濟體的前景更加令人擔憂。」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因德米特•吉爾（Indermit Gill）直言。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秘書長林建海看來，2024年世界經濟的特點仍然是「一低三高」，即低增長、高通脹、高債務、高不確定性。「在今後一段時期裏，全球經濟將呈現世界經濟緩慢增長，且不均衡，2024年的出口前景依然高度不確定，在發達經濟體，市場利率預期將會下降，但會維持在比新冠疫情前較高的水平，美國經濟大概率『軟著陸』」。
2024年初，世界經濟論壇發布《2024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氣候變化、人口變化、技術和地緣政治等「結構性力量」正使世界變得更不穩定。
具體來看，人工智能生成的錯誤和虛假信息是最大的短期風險，而極端天氣和地球系統關鍵變化是最嚴重的長期問題；未來，經濟不確定性將繼續存在，環境與科技風險嚴重程度逐漸上升，並成為主要影響因素。
在此背景之下，各國在緊迫全球問題上的合作卻愈來愈顯不足。全球三分之二的專家預測，未來十年將形成多極或分裂的秩序，中型和大型強國之間將開展競爭，製定並執行新的規則和規範。
世界經濟論壇在《2024年全球風險報告》中呼籲，「面對不斷深化的全球裂痕，我們需要加強對話。」
不過，在充滿了挑戰與風險的當下，仍然有一個好消息值得關註——面對生活成本危機、地緣政治沖突、逆全球化趨勢與貿易爭端，各國經濟仍然表現出了驚人的韌性。
IMF在其4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寫道，世界經濟在2024年和2025年將繼續以3.2%的速度增長；世界銀行也在其新一期的《全球經濟展望》中預計，2024年全球經濟增速將穩定在2.6%，在2025年—2026年小幅上升至平均2.7%。
雖然上述預期均低於疫情暴發前十年的平均水平（3.1%），不過大多數指標仍顯示經濟將實現「軟著陸」。
IMF指出，經濟增長呈現韌性，通脹快速下行，表明供應形勢出現有利變化，包括能源價格沖擊正在消退，許多發達經濟體的勞動力供應因移民大量湧入而實現大幅反彈。
「韌性」之下，「通脹」未消，「風險」猶存。
盡管世界銀行、IMF等報告顯示，部分短期風險已經消退，但中期脆弱性仍在增加。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對記者表示，雖然短期內復蘇勢頭依舊強勁，但長期來看，全球資本和勞動要素的錯配問題日益嚴重。資源要素的錯配可能會抑製全球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從而拖慢長期經濟增速。
IMF金融顧問托比亞斯•阿德裏安（Tobias Adrian）也發文指出，最近幾個月，金融市場上彌漫著一種樂觀情緒，因為投資者相信，抗擊通脹之戰正在走向「最後一裏路」，各國央行將於未來幾個月放松貨幣政策。然而，托比亞斯•阿德裏安同時指出，這「最後一裏路」可能會起伏不平，各國央行須保持警惕。
「自大流行開始以來，已有超過100個國家向IMF請求緊急援助，IMF向困境中的經濟體的貸款在2022年飆升至創紀錄的1400億美元。盡管傳統應對通脹壓力的措施是提高利率，但這帶來了經濟收縮的風險。」英國Z/YEN集團首席執行官麥克•沃德（Mike Wardle）認為，通貨膨脹、經濟衰退、債務危機仍是世界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
挑戰中尋找機遇
中國，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參與者，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內，中國正深化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對外，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發展不僅關乎自身，更對全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世界主要經濟體在衰退中「幸免於難」，中國經濟也實現了平穩開局。
今年以來，中國主要經濟指標超出市場預期，多家國際機構最近紛紛上調了對中國經濟的預期。聯合國將中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期上調至4.8%，IMF上調至5%，亞洲開發銀行上調至4.8%……
海外觀察人士紛紛表示，國際機構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凸顯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大、韌性足、增長前景樂觀。
不過，隨著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中國也正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面對異常復雜的國際形勢、「脫鉤斷鏈」的外部挑戰，以及「產業鏈外遷」「中國製造優勢不再」等論調，中國希望直面挑戰、良性競爭，在變革中尋找新的發展機遇。
「擴內需」「穩外貿」成為中國加快釋放經濟潛力的兩大關鍵詞。
一方面，通過不斷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促進消費需求釋放。對內增加就業機會、提高工資水平、擴大社會保障，提高居民購買力，增強居民消費意願；對外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推動消費結構升級，通過降低消費品進口關稅、擴大進口品種、提升服務業水平等舉措，豐富消費品種，提高消費品質，滿足居民消費需求。
另一方面，由於勞動成本的上升和國際市場需求的波動，中國正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以電動載人汽車（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新三樣」為代表，中國外貿彰顯出較強的發展韌性。中國出口產品結構持續優化升級，折射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趨勢，也為全球綠色低碳轉型作出了積極貢獻。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新聞發言人孫曉認為，隨著中國經濟運行整體回升向好，更多務實有效的政策措施發揮效力，外貿企業隊伍必將更加壯大，活力也必將進一步增強。
勞動成本上漲的背後，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但銀發經濟的機遇也相伴而生。今年初，國務院辦公廳發布「1號文」，聚焦銀發經濟，《關於發展銀發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成為我國首個支持銀發經濟發展的專門文件；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大力發展銀發經濟」。老年食堂、短期托養、居家照護等名詞正在深入居民生活。
「推動銀發經濟發展，可以通過激發老年人的消費需求、擴大銀發產業投資、豐富養老金融產品和服務等為經濟增長提供長期動力。」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黃石松表示。
此外，推進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間互聯互通；發展特色產業、特色經濟；改善貧困地區的經濟和社會條件，縮小城鄉和區域差距……中國正在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促進區域協調均衡發展。
國際方面，全球貿易摩擦加劇，特別是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出口和經濟增長帶來挑戰，也促使中國加速經濟結構調整，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具體來看，中國一方面通過與美國進行多輪高級別貿易談判，達成階段性貿易協議，減少關稅壁壘並擴大自美國的進口；一方面積極拓展多元化國際市場，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等擴大貿易夥伴和投資領域，增強經濟韌性；同時，進一步開放市場，改善營商環境，吸引外資。
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正在變得愈發緊密，面對挑戰，中國並不能夠「獨善其身」。不少專家強調，中國經濟的穩定和積極增長對跨國企業營商有好處，對地區合作與發展有好處，對全球經濟恢復有好處。
多邊框架是未來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各國面臨的經濟挑戰往往具有全球性。
盡管目前逆全球化擡頭，全球治理的多邊主義基礎陷入困境，但多邊機製的作用不可替代，多邊主義製度體系才是全球治理的基石。
麥克•沃德指出，除了IMF、世界銀行，還有其他國際組織正變得舉足輕重：金磚國家建立了自己的框架，通過貨幣互換提供流動性；非洲聯盟一直在討論建立非洲貨幣基金；二十國集團（G20）尤為關註國家債務管理。
從疫情後的經濟復蘇乏力到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再到氣候變化帶來的環境壓力，世界各國需要共同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
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可避免，但這些糟糕的情況並非完全無解。
IMF就提出，今後，政策製定者應優先采取有助於保持甚至增強全球經濟韌性的措施。
第一，重建財政緩沖。可信的財政整頓有助於降低融資成本，改善財政空間並增強金融穩定。
第二，扭轉中期增長前景的下降趨勢，促進更快、更高效的資源配置有助於提振增長。
對於低收入國家來說，實施結構性改革以促進本國和外國直接投資，以及加強國內資源調動，將有助於控製借款成本並減少融資需求。此外，這些國家擁有大量年輕人口，必須努力改善人力資本，在其他國家人口正在迅速老齡化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此外，還需利用人工智能的潛力，並扭轉地緣經濟割裂加劇以及貿易限製措施和產業政策措施激增。
第三，過去幾年的一大成就是加強了貨幣、財政和金融政策框架，特別是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這幫助提高了全球金融體系的韌性，避免了持久性通脹反彈。
最後，綠色轉型需要大規模投資。發達經濟體和中國的綠色投資一直在穩步擴大。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現在必須做出最大努力，大幅加快綠色投資並減少化石燃料投資。為此，其他發達經濟體和中國需要進行技術轉讓並提供大量私人和公共融資。
在這些問題以及許多其他問題上，多邊框架與全球合作對於取得進展至關重要。
在全球範圍內，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不斷被強調。因為單一國家的政策調整難以解決全球性問題，並且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復蘇速度不一，政策取向也各不相同，這種不平衡凸顯出全球經濟進行更緊密政策協調的必要性。
「根據IMF的一項研究，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可以增強經濟增長和穩定，特別是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通過促進資本的自由流動，各國可以吸引外國投資，進入全球市場，並利用新的融資來源進行發展項目和基礎設施建設。」印度新德裏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教授葉文（Aravind Yelery）向記者表示，實現同步金融發展需要政府、國際組織和金融機構之間的協調行動和合作。
這其中，貨幣政策協調是關鍵。各國央行根據自身經濟狀況和政策目標，往往采取不同的貨幣政策，但這些政策差異導致了匯率波動、資本流動變化以及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的復雜化。
麥克•沃德指出，自國際貨幣秩序最初構想以來，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任務範圍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浮動匯率的發展，導致IMF開始提供對世界和各國經濟的監測，評估各國的經濟政策及其在實現經濟增長目標方面的適當性。
目前，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已經出現了偏差，歐洲央行五年來首次降息，加劇了與美聯儲的政策分化。如果歐洲央行進一步降息而美聯儲按兵不動，將可能推低歐元對美元匯率，推高進口成本和歐元區通脹率。
成功的貨幣政策協調常常伴隨著財政政策的協調，這不僅要求本國內兩項政策加以配合，也需要各國之間同時協調他們之間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保證一國經濟政策的目標順利實現。---來源: 國際金融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