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 ：邏輯的力量*
▌東西方先哲各對思維模式的總結
三千年前，中國的先哲總結了世界萬物的運行規律，歸納了我們先民思維方式的要點，相傳周文王就是《周易》的作者。
周易的主要思想是變化，認爲世界萬物是由陰陽之間相互作用、共生相克的結果。
大家一定非常熟悉由兩條魚組成的陰陽八卦圖，這張圖很好地總結了我們的先民對世界萬物運行規律的理解，也很好地總結了我們的行爲方式和思維特點。至于八卦、六十四卦，則是在陰陽世界觀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方法論，主要闡述了在不同情況下要采取不同行爲，讓自己處于有利位置。
這樣一套哲學體系，我們簡稱爲陰陽哲學，幾千以來我們一直诠釋著這樣一套哲學體系，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智慧。直到鴉片戰爭，我們突然發現一直堅持的東西如此不堪一擊，如此脆弱，到底是什麽原因？我們從洋務、立憲、共和、民主、科學等等，一次次地尋找根源，直到今天我們的民族還在尋找其中的原因。
差不多同時代或稍晚一些，幾何學、數學在古希臘興起，畢達哥拉斯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到了歐幾里德時代，他全面總結了以前的研究成果，寫成了《幾何原本》一書，當時似乎也沒有對社會産生多大的影響。但正是這本書全面總結了古希臘人對世界的理解、總結了古希臘人的思維模式，對後世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這個思維模式的形成和傳承比後世所有科學成就的總和還要大，但他對世界産生巨大影響卻要等到文藝復興之後。
《幾何原本》之所以會如此重要，是因爲它是一個完整的形式邏輯體系。古希臘的先哲一直對邏輯有深入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形式邏輯的演繹層面以及形式邏輯和真實世界到底有何關聯的探討。
歐幾里德以天才的構思，總結了古希臘人的思維框架，即合理的假設——缜密的演繹——結論。這樣一套思維模式絕然不同于中國的陰陽哲學思維模式。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近代科學、現代世界的格局等等，無不是在這樣的思維框架下産生的。我們中國人如果不理解西方的思維方式就永遠不能理解他們在想什麽、他們爲什麽這樣做，就像他們也不能理解我們一樣。
▌中國思維模式的特點與短長
要理解西方人邏輯思維框架與我們有何不同，就得先了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前面已經說到我們奉行一套陰陽哲學體系，這不但是我們的世界觀、也是我們的方法論。在我們理解的世界裏，有兩種或多種力量一直在競爭鬥爭，他們共生相克、有妥協平衡、有退讓中庸，這都是我們三千年來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但最好是置對手于死地，唯我獨尊。也有智者認爲雙方是相互依存的，中庸是必然的選擇。
三千年來，我們的思想成果主要是在爲這一陰陽哲學做注釋，有智慧但沒有真理，有感悟但沒有創新。我們的生活是這樣的，當我弱勢時可以苟且偷生、唯唯諾諾、中庸隱忍，當我們強勢時就可以爲所欲爲、氣吞山河，所謂的強弱勢也。
我們的哲學是陰陽，我們的軍事止于奇正、虛實，我們的政治不過左右、強弱，我們的現代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也離不開放水、收縮。這樣的二元論的思維模式，是理解中華文明的核心密碼，是我們的生存基因。
這套世界觀的最大特點是它的適應能力，就像抱著的兩條魚，任何一方隨時要適應對方的變化，活下去就是我們生活的全部意義。我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決定了中華民族具有極強的環境適應能力，我們不懼變化，認爲變化就是生活的本質，我們也隨時准備著適應世界的變化。這決定了我們的文明可以延綿不絕。
其次是它的包容性，我們明白物極必反的道理，自身存在的前提是對手的存在，所以適度的中庸退讓是我們理性的選擇。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和文化能像我們一樣，是從心底裏認同與敵人是可以共存的。我們明白一個對立體消失後新的對立體就會立刻出現。
但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創新的能力，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這樣的缺點。爲什麽會缺乏創新能力，這一點要和西方的邏輯文明對立起來比較，後文我會專門討論爲什麽創新是也只能是邏輯思維體系下的必然結果。
其次是缺乏可操作性，我們的知識主要通過人的經驗相互傳授的，缺少明確的規範和可操作性。還有就是缺少長期效率。毫無疑問，我們的哲學體系具有極強的短期效率，我們隨時會對環境的變化做出反應。
正因爲這樣，我們很難做出一個長期的計劃、制定一個長期的目標。即使有這樣的目標或規劃，一旦遇到變化，也會變得面目全非。即使達到了設想的目標，一定是事情本身演繹的結果，而不是規劃出來的。
所有人都追逐眼前的利益、適應短期的變化，導致沒有人可以做出長期的安排，劣幣驅逐良幣是必然的結果，除非引入強制的手段。
▌邏輯思維方式的框架與過程
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說起來很簡單，我們小學就開始學習，做各式的證明題目，也不覺得有什麽特別的。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幾何原本》開篇是五個關于點、線、面的幾何公理，接著又給出了五個一般性的計算公理，接著又給出了23個定義。開篇關于點線面的五大公理是無法證明的，但好像又是不需要證明的常識，這五大公理之間互不矛盾，也不可以相互證明。後面的五個計算性公理也只是加減乘除一般性的常識，用來計算和推演。
這就是一套完整的邏輯體系。通過合理的前提假設，後面所有的定義、定理、各式結論都是從前面的十大公理推導出來的，推導的過程實際上是等量置換和不等式置換的過程。最後推導出各種神奇的結論，這些結論都是可靠的，或者說在平面條件下都是對的。
邏輯思維整個過程簡單地說就是：合理的假設——演繹（等量置換，不等式置換）——結論。
邏輯思維過程三者中核心是前提假設能力，是常識、經驗、判斷、價值觀，而不是演繹能力，演繹能力未來計算機都可以實現。
因此我贊成目前清查各種奧數培訓中心，學奧數的本意是希望培養孩子的邏輯演繹能力，但實際上這走上了另一個極端，過于注重演繹能力而忽視了社會常識的培養，缺少前提假設能力的培養。這就是爲什麽我們老感覺中國孩子相比美國孩子有更強的學習能力卻缺乏創新思考能力。
這樣一套簡單的思維模式在西方世界漸漸生根落地。文藝復興後它和實驗科學結合在一起，于是現代科學誕生了，將爆發出驚人的力量，顛覆一切固有的勢力，新的世界出現了。
1931年奧地利美籍數學家哥德爾用無懈可擊的證明得出了完備不一致定理。
哥德爾證明了任何一個形式系統，只要包括了簡單的初等數論描述，而且是自洽的，它必定包含某些系統內所允許的方法既不能證明真也不能證僞的命題。它包含兩個定理：
第一定理：任意一個包含一階謂詞邏輯與初等數論的形式系統，都存在一個命題，它在這個系統中既不能被證明爲真，也不能被證明爲否。
第二定理：如果系統S含有初等數論，當S無矛盾時，它的無矛盾性不可能在S內證明。
這裏會有一些稍微不好理解的概念，我用最白的語言來做個大概的解釋。
第一，哥德爾說一個強大的系統是完備的就不可能一致，是一致的就不可能完備。現實世界的東西都能在一個系統中解釋，這叫一致性或者說不矛盾的或者說自洽。
第二，這個系統推演出的結論在現實世界中都是真的，這叫完備性。
如果有一個既完備又一致的系統就好了，世界上的一切東西都可以證明，哥德爾告訴我們這是不可能的。一個強大的系統裏一定有你不可證明的東西，也就是前提假設，至少它在這個系統裏是不可證明的，需要在其他地方來證明，或者永遠無法證明。
這個定理反過來告訴我們，邏輯體系是可靠的。合理的假設，缜密的演繹，結論就是可靠的，這就是邏輯思維的全部，簡單的描述蘊含著無窮的力量。哥德爾無愧于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數學家，是人類思維能力最簡約的總結。
▌邏輯思維是推動人類進步的內在力量
首先，邏輯思維是現代科學的基礎。
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已經是兩千五百年前的事情了，中間經過了將近兩千年的積累和醞釀，直到文藝復興，邏輯和實驗科學結合，誕生了現代科學，期間印度的數學和中國的四大發明極大地推動了這一進程，但現代科學的基礎就是邏輯學。
可以豪不誇張地說，一切現代的科學都是建立在邏輯體系之上的，邏輯導出的結果再用實驗加以驗證，如果不符合就再考察前提條件是否合理，這樣不斷循環地前進。
近代面對西方的突飛猛進，中國人曾經十分迷茫、自卑，眼看著一切新東西都是西方人發明創造的，我們甚至懷疑我們的民族是不是不如人家。五四運動提出了科學和民主的口號，這看到了一些問題但還不是根源。其實只是中國的文化裏沒有邏輯思維的傳承，我們的民族缺少邏輯思維的能力，我們的語言文字也難以描述邏輯，我們的思維方式和邏輯的思維模式格格不入。
我們所謂的聰明在西方人看來有些不守規矩，西方人的循規蹈矩我們又認爲他們很笨。
其次，邏輯思維是創新的源泉。
邏輯體系告訴我們，合理的假設、缜密的演繹、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這些正確的結論都是新生事物，就是創新。
當我們在讀西方勾股定理的時候，一定忘不了補充一句，我們的祖先也發現了勾三股四弦五的規律，這無疑是我們先民的智慧，但是不借助邏輯體系，我們就永遠得不出a2+b2=c2這樣的普遍規律，更何況勾股定理只是平面幾何裏許多普通定理中的一條。
我們再看看愛因斯坦是如何運用邏輯體系構建他的相對論的。狹義相對論現在看起來也十分簡單，它就是一個簡單的邏輯系統，最後得到實驗的驗證。兩個前提條件分別是相對性原理、光速不變原理。相對性原理在愛因斯坦以前已經有不少科學家闡述過，愛因斯坦只是天才地提出了光速不變原理（其實，當時麥克斯韋的方程已經得出一個不依靠參照系的光速常數，只是愛因斯坦是從其他路徑來天才假設的）。
後面的推導過程並不複雜，大學三年級的理科生都可以勝任，所用數學工具主要是微積分、代數等十分可靠的工具。但是得出的結論卻十分驚人E=MC2。
可以說現代的創新絕大部分都是邏輯推導的結果，最後用實驗加以驗證。邏輯思維是創新的真正源泉。
再者，邏輯思維也是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的基礎。
馬克思的《資本論》，以生産剩余價值爲邏輯前提起點，全面考察資本主義的運行本質，演繹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最後號召全世界無産者聯系起來，産生巨大的社會能量。
美國的憲法也是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開篇就是前提假設 ：爲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證國內安甯，建立共同國防，增進福利和子孫後代安享自由幸福。後面的條文都是爲實現這幾個前提而展開的周密演繹，結論就是現代的美國社會。
除了邏輯，西方社會也了解社會關系的複雜性，也有一整套辯證思維論述，特別是在德國，辯證思維發展得非常完善。辯證思維和中國傳統上的陰陽哲學有十分相近的地方，只是他們希望把辯證思維發展成爲一種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
當然中國傳統上也不是完全沒有邏輯思維的影子，其實一個真正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思想，本質上一定是個自洽的邏輯體系，只是自已不自覺地運用而已。
但總體而言，中國社會幾千年文明，有相對完整邏輯體系的文章不多，大多是一些感悟、經驗、智慧，甚至是詭辯。
▌文明的競爭優勢在于其效率和適應能力
前面簡要地闡述了西方的邏輯思維和中國的陰陽哲學，不同的哲學體系最後形成了兩種差異很大的文明。目前的種種沖突，很大程度上是文明的沖突，但最根本上是思維方式的沖突，以及因爲思維方式的不同導致的社會文化、心理、組織、生活習慣、傳統等等的不同。
西方的思維特點決定他們長于創新、精于科學、長期效率高，缺點是變通能力差。中國的思維特點是適應性強、包容性好、短期效率高，缺點是導致劣幣驅逐良幣。
如果能夠客觀地看清事物的本質，我們對待面臨的種種問題，就可以不帶民族情感、不帶歷史包袱、不卑不亢地接受一切先進的文化，努力改造自己。就像日本的民治維新，用很短的時間就走上了強國之路。
提到不同文明的特點與優勢，我們不得不考察伊斯蘭文明。伊斯蘭一經産生，迅速擴張，一百年時間統一阿拉伯、中東地區，又向東擴展到中國西部，向西擴展到西班牙。它爲什麽有這麽強的能力？伊斯蘭文明是在中世紀和基督教的鬥爭中産生的，教義和基督教、猶太教也有很多共同之處，顯然不是一種思維方式的差異。
它成功的核心密碼是它的組織能力，伊斯蘭的阿訇是它的基層組織，建立在每一個村莊上。這種效率在當時是其他文明很難匹敵的。它之所以有這麽強大的組織能力，正是因爲它是在對抗基督教中成長起來的，它的成長腳步遇到西方的現代科學而止步。
一百萬年前，人類從非洲大陸起步，帶著石器，很快把人類的種子灑遍了全球幾乎所有的角落。七萬年前，人類中的一支——智人（就是我們的祖先），帶著智慧從東非向四周遷移，所到之處其他人類滅絕（只有極少部分基因融入了智人），大型動物消失。五百年前，西方人帶著科學，征服了全世界。
在這場沒有盡頭的生存競爭中，唯有掌握了先進的知識和工具、具有超強適應能力和強大組織能力的群體存活了下來。歷史就是他們寫成的。所有文化、文明沒有好壞之分，只有效率和適應能力之別。
邏輯文化形成的效率和中國陰陽哲學形成的效率對比已經不用贅述。我們只有不斷吸收先進的文化，特別是吸收西方的邏輯思維能力，保留我們自身優秀的基因。認真思辨、去僞存真，揚長避短，才能在這場生存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這一點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未來屬于中國嗎？
德國總理默克爾說過，世界正在中國化，大家聽了以後不知是竊喜還是憂慮。我們現在遇到的中美沖突有很大因素也是這個因素導致的。這是利益的沖突，也是文化的沖突、是文明的沖突。
但是中華民族要在這場生存競爭中勝出，我們只靠傳統的文化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敞開胸懷，向全世界學習。但首要任務是搞清楚各種文明的本質差別，認清我們傳統文化中既頑固又不足的地方，才能看清學習的方向和目標。
文明的競爭，核心是效率的競爭。我們既要學習伊斯蘭的組織能力，更要學習西方高效的思維方式，又要保留我們自身靈活、適應性強的特點。真正建立起一個誠信、有序、理性、自由、公平、高效的的社會，實現全世界的大同。---來源 : 尚曦讀史 -
*反思方法 回到起點 ：《文選》成書研究的再思考*
摘要 ：從古至今，《文選》的功能已經發生改變，《文選》成書研究隨之成爲亟須解決的問題。
在有效支撐的直接文獻有限、已有研究卻衆說紛纭的情況下，必須對《文選》成書的研究方法及邏輯理路進行重新審視與反思。
在全面清整、剖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反思《文選》成書研究中的整體與部分、或然性與必然性、普遍性與特殊性、使用舊說等相關問題，重新回到整體、歷史、常識、起點。唯有如此，離《文選》成書的真相才能更加接近。
01, 引言 : 大凡稍微了解一點中國古代文化的人，對于《文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應該是不言自明的。
《文選》是南朝蕭梁時期編纂的一部文學總集，經過隋唐開始的科舉考試的催發，很快普遍進入讀書人的視野，迅速成爲家傳戶誦的必備之書。
它對古代大多數讀書人的深層背景知識的構成、文章語彙的儲備、寫作範式的扶助與生成，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正因爲《文選》的如此地位與影響，新文化運動在推翻舊文學、舊文化、舊道德的時候，才斷然將其作爲攻擊、推翻的兩大目標之一。從此方面而言，新文化運動選取的目標、制作的“選學妖孽”的口號，還是相當准確到位的。
《文選》 在古代主要發揮寫作扶助的作用，在文本也已固定的情形下，盡管也有一些學者從不同的層面，對《文選》成書相關問題有過一些“靈光乍現”、筆記式的關注，但從未有人對其進行全面細致的考索。
《文選》在今天的作用已經産生變化，很少有人把它作爲寫作的直接臨寫模板，它已然成爲考察古代文化、古代文學的重要樣本之一。這個時候，《文選》成書問題的重要性、基礎性地位就立刻凸顯出來了。
作爲一個樣本，我們不但要知道它是“怎麽沒的”，也要清楚它是“怎麽來的”，還要弄明白從“來”到“沒”之間到底“經曆了什麽”。其實，這三者構成了現代《文選》學研究的全部內容。
《文選》從“來”到“沒”之間的過程與事件、版本演變與文本變異、傳播與接受，即《文選》學史，其跨越時段長，過程是複雜的，對此暫且不論。
《文選》是“怎麽沒的”，因爲距離我們的時間最近，現存的文獻很多，也是相對容易厘清的，簡言之，它不過是在推翻舊文學、舊文化、舊道德的時候，尤其是在語體文代替文言文釜底抽薪的過程中的“犧牲品”之一而已。
至于《文選》是“怎麽來的”這個問題，因爲距離我們時間最遠，文獻記載不多，古人關注不夠，所以這個問題一直是模糊的、模棱兩可的、衆說紛纭的。事實上，這個問題在當下的《文選》研究中，俨然上升爲三者之中亟須解決的一個問題。
一方面，從發生學層面而言，“怎麽來的”是起點，是《文選》研究的基礎。
說得絕對一點，如果沒有《文選》這部書的編纂，那麽與《文選》相關的研究也就不複存在；或者說，假設《文選》不是蕭梁時期編纂的，是此前或此後某一個時期的産物，那麽《文選》的價值、傳承與曆史是不是值得需要重新定位、書寫？相對而言，對《文選》其他諸方面的所有研究，根本就不能脫離《文選》的生成問題，不管是否涉及其中的具體成書細節，至少要將之作爲一個“共享的知識背景”一直存在。
另一方面，從古至今，《文選》的現實功能發生了改變，《文選》的承載價值也有了轉移。
今天我們研讀《文選》，除了獲得文學的審美愉悅以外，更多的是將其作爲一個文章選本來看待。對于作爲一個文章選本的《文選》，今人視阈所及主要是選本的文體批評功能，從中探索編選者的眼光、編選者的思想、編選的體例、選本的分類，等等。
易言之，《文選》不單是一部文學總集，還是一部文學批評、文學思想的載體與材料，並且深刻影響了此後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路向。而且，作爲現存的首部完整的文學總集，《文選》對後來的總集、選集之編選均具備範式性的意義。選本的文學批評、編纂的範式意義均與《文選》的成書息息相關，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文選》的成書研究，包括諸多層面的問題，大要言之，一是“誰”；二是“什麽時候”；三是“怎麽”；四是“如何”。
“誰”，指的是《文選》的編纂者是蕭統獨立完成的，還是劉孝綽等人編選的，抑或共同完成的；“什麽時候”，指的是《文選》是什麽時候編纂完成的，《文選》中收錄的作家作品是什麽時候的；“怎麽”，指的是《文選》這部書的實際編纂過程，包括作品的來源、選文的範圍、作品的分類，有沒有受到此前或同時期同類總集的影響，等等；“如何”，指的是成書狀況，也就是編纂得怎麽樣，有沒有問題存在，問題是怎麽發生的，等等。
正如前言，以上這些課題在古代被關注甚少，或者所論僅只言片語，較爲零碎。
但是，現代《文選》學産生以來，這些問題又成爲《文選》研究的熱點，幾乎每一個方面都有過熱烈的討論，尤其是在《文選》的實際編選者是誰、成書時間、作品來源、編纂過程諸方面，更是衆聲喧嘩，這對學術研究是好事。
事實只有一個，唯有在不斷的討論中，才有可能不斷靠近事實、更加接近真相。
不過，已有的研究雖不少，然在諸多方面仍未達成大致趨同的意見。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研究，或采取此說，或接納彼說，或折中糅合，但真相只有一個，故相關研究看似繁榮，實有自說自話之嫌。
在此研究狀況下，有必要對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全面清整，並對研究方法與邏輯理路進行必要的重新審視與反思。
所謂全面清整，是指對已有的《文選》成書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全面的搜羅，並按照《文選》編纂者、編纂思想、文體分類、成書時間、作品來源等所有牽涉《文選》成書的不同層面進行分類，在此基礎上，全面厘清每一個結論的文獻基礎及邏輯推理過程。
這是一個由簡單到複雜，由複雜到簡單，再到複雜的三個連續過程。
由簡單到複雜，即相關文獻的全面彙集；由複雜到簡單，即全部相關文獻的分類及簡化；最後一個過程非常關鍵，即圍繞同一個問題，如《文選》成書時間，將所有研究成果進行比較，分析不同的文獻可信度如何，相同的文獻分歧在何處，邏輯推理的過程如何，等等。
十幾年前，筆者在《現代〈文選〉學史》《〈文選〉成書研究》兩部著作的撰寫過程中，曾經進行過類似的清整。十幾年過去了，這一熱點問題又出現了大量的新成果，需要進一步補充、分析。
02, 反思方法
明白了全部文獻基礎，弄清了問題根本分歧所在，再回過頭來追究分歧産生的原因。
事實上，能夠有效支撐《文選》成書研究的直接文獻少之又少，更多的是一些間接性文獻、模擬性的文獻。
簡言之，在運用大致相同文獻的前提下，竟然會出現不同甚至迥異的結論。因此，追究分歧産生的原因，有必要從方法層面進行反思。
第一，反思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問題。
整體與部分是哲學上一對基本命題，也是我們“日用而不知”的一種思考方法，它標志著事物的統一性與可分性。整體是由部分構成的，沒有部分就無所謂整體；另一方面，部分只是整體的構成之一，它是整體的部分，沒有整體就無所謂部分。
這看似簡單的道理，如果我們在不自覺運用的時候缺乏警覺，就有可能走向偏執、片面、錯誤。盲人摸象的故事衆所周知，摸到牙齒的說大象像胡蘿蔔，摸到耳朵的說大象像扇子，摸到腿的說大象像柱子，摸到尾巴的說大象像繩子。
認真究之，每一個人摸到的部分與他們的比附都是沒有錯的，可他們忽略、不知道大象的整體存在，以偏概全，必然謬以千里。這個故事聽之可笑，可有時候在研究中，稍一不慎，也可能會犯如此愚蠢的錯誤。當我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時候，爲什麽不反思一下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的道理呢！
以《文選》爲例。
《文選》是由賦、詩、文3部分構成的，是由39類文體構成的，是由30卷（或60卷，或120卷等）構成的，是由130多位作家構成的，是由700多篇作品構成的，這些都屬于部分，每一部分還可以再細分爲更小的部分。須知，當部分以有序合理優化的結構構成整體時，整體的功能是大于局部功能之和的。
這也正是《文選》這部總集在七百余篇作品文本之外仍能受到曆代關注、重視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們在對《文選》局部進行研讀之時，腦海中必須要有一個《文選》的整體存在，要像《莊子》中寫的爲文惠君解牛的庖丁那樣，看似“目無全牛”，無意識中實則一直有“全牛”在。
比如《文選》部分文本排列存在看似“失序”的狀況，不能據之否定《文選》整體排列的有序合理。
“失序”現象與《文選序》中標榜的“各以時代相次”相矛盾，但並不能以此認定《文選》編纂的倉促成書。
《文選》中不選後人認爲的個別優秀篇目，如王羲之《蘭亭集序》、趙壹《刺世疾邪賦》之類，但不能從整體上否認編選者的眼光、編選的思想理念。
推而廣之，將《文選》置于整個魏晉南北朝文化中視之，曾經作爲整體的《文選》，像《文心雕龍》《文章流別集》等文獻一樣，亦降格爲整體之一部分，不過“滄海一粟”而已。
不過，此種從整體降爲部分的視阈，恰恰爲《文選》與其他同類文獻、近似文獻的比較提供了可能。
在《文選》的實際編纂者是誰這個問題上，如果純粹糾結于《文選》本身，很難判斷《文選》編纂到底有多大工作量。
于是，有些學者就想當然地認爲《文選》收入這麽多作家作品，工作量一定巨大，非一人之力短時間完成，從而認定《文選》編纂非蕭統一人之力，或有劉孝綽等人共同完成；或者認爲蕭統編纂《文選》完全是在已有選本基礎之上的再選編云云。
此類結論均建立在《文選》工作量巨大的假設前提之上，不需更大的範圍，只要將之置于魏晉南北朝範圍之內整體審視，將作爲部分的《文選》與同樣作爲部分的劉勰的《文心雕龍》（50篇）、摯虞的《文章流別集》（60卷）、李充的《翰林》（54卷）稍作比較，就會發現認爲《文選》工作量巨大非短時間完成的前提是虛假的。
第二，反思或然性與必然性的問題。
或然與必然，是一對哲學範疇，也是一種推理方法。
必然是指在一定條件下，由前提必定推出結論，具有不可避免性、確定性、排他性；或然則是指由前提有可能推出結論，但僅是一種可能性，也就是說，前提指向多種結論。
從哲學層面而言，或然中包含必然，即在多種的可能性中，有確定的必然存在。
《列子·說符》中記載的歧路亡羊的寓言故事，能很形象地說明這對哲學範疇：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
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這是一次沒有成功的尋找探索，原因在于歧路太多。
歧路，即或然；在衆多的岔道中，必有一條能找到丟失的羊，此即必然。
尋找亡羊的過程，就是從衆多的岔道中找到亡羊走的那條道的過程。科學研究亦如是，即從“或然”中尋找“必然”，然後就可以用“必然”解決“或然”的問題。
比如《文選》與《文心雕龍》的關係問題，對研究《文選》成書而言亦爲一大關鍵。
劉勰與蕭統生活的具體時期有重合階段，劉勰曾擔任過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故明代以降的學者常將《文選》與《文心雕龍》比列並觀評議，此並列比較在現代《文選》研究中演化爲《文選》成書的重要課題。
不少研究以《文選》所錄文章與《文心雕龍》論及作品的大致相合性，且《文心雕龍》成書在前，斷定《文選》之編纂成書深受《文心雕龍》之影響。
勿言此結論的准確度如何，即使萬一符合實情，其推理肯定是存在問題的，即把或然直接等同于必然。
《文選》收錄文章與《文心雕龍》論及作品有較大的一致性，這是客觀事實，但並不能直接推定《文選》編纂受其直接影響，此僅可推測爲可能性之一。
兩部作品的某些一致性到底是如何生成的，亦是一個或然性問題，或者共同受到已有的某種、某些類似文獻的影響，或者各自分別受到某些類似文獻的影響，或者在當時的知識領域中形成的共同認識即如此，等等，總之，具有衆多的可能。這些可能中肯定有某種屬于必然，但《文心雕龍》影響說可能性很小。
一個前提可以指向多種可能，在沒有更多前提的輔助與界定指引下，我們很難直接命中必然的路徑。
在此種狀態下，如果我們能夠盡可能列舉全部的可能性，然後一一從各個層面審查文獻的支撐能力，結合合理、合情的推測，采取“試錯”的辦法，我們有可能找到必然。從最低層面而言，至少能夠排除某些或然，從而使研究的範阈縮小、集中，進而離真實也就更近一步。
第三，反思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問題。
普遍性與特殊性是一對矛盾，既對立又統一，是一般與個別、共性與個性的關系。誇大二者的對立，否定它們的統一，或者說，凸顯局部的特殊性，掩蓋整體的普遍性，都是不客觀的。
《文選序》與《文選》選文的諸多矛盾，完全可以從此視角來理解分析。
毫無疑問，《文選序》是《文選》一書的總綱，它對《文選》的“選”與“不選”、選錄範圍、編排順序等諸多方面均有提綱挈領式的說明。
但是，在具體的操作實踐中，《文選序》所確立的綱領與《文選》局部選文之間的確存在某些矛盾問題。
此類矛盾之出現，其原因亦有多種可能性，我們不能由此逆推斷認爲《文選》一定是倉促成書，或者認定《文選》成于衆人之手，等等。
《文選》成于衆人之手，就一定有問題出現嗎？成于衆人之手，難道就沒有可能更加完美嗎？《文選》成于一人之手就不會出現問題嗎？
事實上，蕭統獨立編纂《文選》，與《文選序》、《文選》選文之間出現矛盾，並沒有直接的必然聯系。
《文選序》所言僅是一般，是普遍性，不過是一個大致的思路；在具體的編纂實踐中還有多種因素的制約，局部的沖突則屬個別，是特殊性。
《文選序》與《文選》作品大部分相合與局部的矛盾均屬正常的現象。
當然，局部的矛盾是在一定程度下、在一定範圍內的。《孟子·離婁上》中淳于髡與孟子的一段對話可爲此做注腳。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文選序》確立的選文範圍、收錄標准等正如“男女授受不親”這條原則，而《文選》局部與《文選序》抵牾則是“嫂溺，援之以手者”，是權變，是一種靈活的處理方式。
當然，此種變通的處理方式大多亦來源有自，比如慣例、變通，等等。
比如《文選序》中明確地提出不收經史子中的文字，而《文選》文本中卻收錄了某些史書中的“史述贊”“史論”，此種“破體”十有八九是遵循慣例，且此類文章能夠獨立出來，符合蕭統的選文標准。一定程度下的局部的特殊現象並不會否定整體編纂的普遍原則。
第四，反思舊說的使用問題。
舊說，是學術界已經形成的某些判斷、結論，這些結論代表著一定時期、一定階段的研究進展，無疑能夠成爲後續研究的基礎。
關注舊說，引征舊說，是對學術道德的遵守，是對前賢的尊重，但也不應過度迷信舊說，以之爲“放之四海而皆准”，尤其是對古人某些“靈光閃現”並沒有嚴謹論證式的判斷以及支撐結論的某些間接性文獻，應該時刻保持警惕。
在沒有進行論證之前，不能想當然地認定前人如是言之肯定准確無誤。如果舊說經不起重複、再現，那以之作爲根基，難免是造空中樓閣。
在《文選》成書的研究中，有兩個舊說影響深遠，牽涉重大，一是“昭明太子十學士” 說，二是《文選》“不錄存者”說。
前者牽涉《文選》的編者問題，後者牽涉《文選》收錄作家作品的範圍乃至《文選》成書時間等重大問題。十幾年前，筆者曾撰文梳理此二說的來源及文獻可信度問題，反思運用舊說的不當方法，至今仍有申述之必要。
以“窦常說”爲例。此說見于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李善注《文選》下注釋：“窦常謂統著《文選》，以何遜在世，不錄其文。
蓋其人既往，而後其文克定，然所錄皆前人作也。”力之先生認爲“窦常謂”云云源自中唐時期窦常的《南熏集序》（此序已佚）。
問題是，窦常是中唐時期的人，晁公武是南宋時期的人，他們所論及的卻是南朝蕭梁時期的蕭統，對此就需要保持警惕。
清代學者段玉裁爲其師戴震編纂的《戴東原先生年譜》中記載戴震十歲時候學習的一件小事云 ：
先生是年乃能言，蓋聰明蘊蓄者深矣。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
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塾師：“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說。”即問：“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時人？”
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 師無以應，曰：“此非常兒也。”
戴震幼時的質疑已隱然預示了他日後能夠成爲一代大師的可能，《文選》成書中的“窦常說”也是同類問題，可作如是觀，這種直接支撐結論的間接文獻必須加以考證方可成爲論證之根基，而事實上，有些研究根本就不加考辨、跳過此過程直接作爲證據。
假設窦常所言無誤，那此種研究或許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即使如此，也難逃“五尺童子”的質疑。更何況，窦常所說並非全部正確合理，按照力之先生的考辨，窦氏之“何遜在世”云云是錯誤的；其《文選》“所錄皆前人作”說卻是大致符合實際的。
以上四個方面所述，僅是宏觀的、較爲明顯層面的條陳。
小而言之，具體到文獻的選擇使用、闡釋解讀方面，有沒有故意的斷章取義，有沒有誤讀；在研究的立場方面，是否有意或無意地脫離了具體的時代，以今繩古；在研究思路中，有沒有明知歧路依舊前行，只追求“創新”，無視客觀的情況，等等。
這些都是研究方法的問題，均需一一審視。
總之，在材料有限卻衆說紛纭的時候，必須對研究方法、邏輯推理進行全面的省思。
這是一個方向問題，也是一個路徑問題。否則，正如歧路亡羊，歧中又有歧，研究愈深入，或愈南轅北轍。有的時候，方向錯了，我們停下腳步反思一下，就是前進。
03, 回到起點
反思之後，又該何去何從？回歸。
第一，回到整體。
在《文選》成書的研究中，對《文選》文本細致的追究誠不可少，然因是對《文選》整部書如何生成的考察，既要深入其中，又要出乎其外，才有可能解決具體的細節問題，解決單純依靠《文選》文本不能解決的問題。
此即力之先生所言“跳出《文選》觀《文選》”的方法。
將《文選》置于魏晉六朝文學，甚或先唐文學更大的整體範圍考察時，許多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有些甚至稱不上問題。
如《文選》編纂的工作量大小問題，《文選》的編者問題，《文選》是否倉促成書的問題，等等，從整體的角度進行審視，或可給出一些更加符合情理的結論。
第二，回到歷史。
《文選》所選文章均爲蕭梁之前的曆史中出現的，也經過了歷史的自然篩汰；《文選》是歷史中的蕭梁時期編纂完成的；《文選》是在歷史中傳播與接受的，因此，研究《文選》，研究《文選》成書，若脫離歷史，跳出具體的時代，顯然是不行的。
力之先生言“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正是此意。《文選》中摘史辭以爲所錄作品之序的問題，宋代的王觀國云：“《文選》載揚子云《解嘲》有序，揚子云《甘泉賦》有序，賈誼《服鳥服鳥鳥賦》有序，祢正平《鹦鹉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爲序，誤也。”
有學者據此狀況推測昭明太子編纂《文選》乃倉促成書。
實際上，據力之先生的細致考索，此類所謂的“誤”，在當時並非“誤也”，而是一種較爲普遍的現象。
爲避免以今繩古，厚誣古人的問題，只要回歸到那個時代即可。與之相應，對文本的解讀，對作者的了解，也必須回歸歷史，才能使之具備適合其生長的土壤，此亦陳寅恪先生所言對古人之“了解之同情”。
第三，回到常識。
學術研究需要專業技術，需要嚴謹的剖析與論證，但是，無論如何專業，在最淺的層面上，不能背離一些基本的常識。
比如，沒有坐實的基礎文獻支撐的論證及結論，肯定令人懷疑；不能因爲蕭統是太子，其編纂的《文選》就盡善盡美、沒有缺失，也不能因爲蕭統身邊有一批文人，其編纂《文選》就一定假人之手；《文選》是一部優秀的選集，但也不可能把所有優秀的作品都收羅殆盡；一個人一生的思想不可能永遠不變，即使同一時期，編纂不同的文獻，側重、意圖不同，也允許有不同的思想呈現；諸如此類，均可稱爲常識。
學術研究中有時候可能會無意甚至有意地忽略這些常識，脫離了常識的專業與深刻，結論亦恐難以立足。
第四，回到起點。
岔道是從哪裏出現的，就回到哪裏；問題從哪裏形成的，就回到哪裏；然後重新開始。
這是否意味著已有的部分研究成果毫無價值，當然不是。
經過全面清整、反思之後的研究成果，即使其結論是錯誤的，仍不能否定其學術價值意義。
至少，在衆多的“或然”中，給我們指明了某種可能性的“此路不通”。
再者，學術研究從來就不是淺嘗即得的，必須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反複探索。最理想的狀態是：每一次的探索深究，離事實、真相、真理更近了一步。
因此說，回到起點，貌似回到了最初出發的地方，從哲學層面而言，其實是在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發生階段性質變之後，量變的重新起步，其層次與意義是不言自喻的。---(來源 : 尚曦讀史 /王立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