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出現了一批被稱爲“全職兒女”的群體。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何雨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在2024年9月的青年研究雜志上發表了題爲《“全職兒女”：是暫時現象還是持續趨勢？——從代際發展不平衡的角度進行審視》的文章，全面剖析了這一現象。
研究的契機源自今年1月，青年研究邀請何雨探討“全職兒女”問題，何雨欣然接受。何雨特別關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情感狀態、社會期望和角色定位等問題。在博士學習階段，他便已圍繞青年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在《青年探索》《青年研究》等雜志上發表了多篇相關論文。何雨的研究爲我們理解“全職兒女”現象提供了重要視角，無論這種現象是暫時的還是長期的，都將對社會發展産生深遠影響。
以下爲何雨的講述——“全職兒女”爲何是一種“文化變態”？
“全職兒女”把本應屬于自然生物身份的“兒女”變成一種社會職業身份，以之刻畫特殊階段所出現的一種脫離常態的親子關系社會現象。“兒女”之于父母，是一種天然的生物屬性，但不同尋常的地方就在于“全職”，即把“兒女”職業化。
這一親子關系中的變態現象打破了主流文化關于親子關系的規定性，即，“兒女”，並非職業，更不可能全職。對于主流文化來說，到了生命周期的一定年齡階段，親子分離才是常態，兒女或是組建家庭，或是擁有獨立生活來源，才是常態。
作爲一種“文化變態”，全職兒女就是對主流問題的悖離，並由之帶來了一系列全新的問題。
我在對“全職兒女”群體的深度調研中發現，“全職兒女”和父母的關系大概分爲兩類。
對于經濟條件較好的父母來說，暫時性的全職兒女能夠帶來更多的家庭共同生活，延續家庭的溫馨，享受親子團聚的美化時光。此前由于學業或工作被淡化的親子關系有了一個補償的機會。
而對于經濟條件一般或較差的父母來說，親子關系會有比較大的緊張。畢竟，父母的贍養能力也一般，再疊加對子女前途的憂慮，這種緊張是不令人意外的，全職兒女們的心理壓力也很大。
“全職兒女”與“啃老族”和日本的“平成一代”都不同。“啃老族”爲一種徹底的自我放棄與躺平，也是父母沈重的負擔，大概率會成爲終其一生的生活方式。
全職兒女更多的是生命周期中就業與成家的一種暫時性受挫，是一種不得已而爲之的現象。
更重要的是，“全職兒女”與父母並非是完全的依附關系，而是帶有了契約式的交換關系，即，兒女要以自己家務勞動，作爲換取“全職”的條件，並非是對父母之愛的無償占有。
除此之外，大多數的全職兒女仍然在積極地尋找機會，試圖走出家庭，走向社會。
與日本“平成一代”相比，中國式全職兒女並非親子關系的主流形態，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也並非主動選擇的結果。一旦宏觀的經濟社會環境出現積極變化，湧現更多的機會，那麽絕大多數人會相繼走出全職兒女狀態，回歸到常態化的社會網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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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職兒女現象背後是權力的代際轉換失效
理解全職兒女現象，代際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自變量。也與中國式現代化演進軌迹的非均衡有關。衆所周知，改革開放作爲一個重大曆史進程福澤了50-80後群體；而全面深化改革，則恰逢國外動蕩、國內深層次矛盾集中湧現，帶來了社會機會總體性收縮，導致90後、00後代際群體就業承壓。根據文獻分析，中國式全職兒女是一個相當晚近的現象，大概開始于疫情期間，並在近兩年發酵，疊加內卷刺激，而成爲一個突出的社會現象。
中國人在成年後繼續依靠父母撫養是一種異常現象。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就是發展機會的社會總供給出現了萎縮，而對這種發展機會的社會需求仍然處于高位。
我還觀察到，“全職女兒”現象有自身的性別特殊性，它疊加了就業與婚戀的雙重困境。婚戀新觀念，帶來了婚戀匹配失衡，導致大量優質剩女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全職女兒”。如果婚戀市場正常，女性能夠及時成家，即使沒有工作，成爲全職家庭主婦，但至少也走出了全職女兒的困境。畢竟這個社會對于全職主婦的包容，要遠高于全職女兒，因爲全職主婦要承擔起家庭照顧的責任，而全職女兒依然要家庭來照顧。
“全職兒女”現象背後是權力的代際轉換失效。此前，在家庭領域，父權享有權力的絕對性，然而，現代化的展開，讓子輩權力大幅提升，特別是成年後的子輩在家庭領域享有更大話語權。而全職兒女現象告訴我們，父輩也許做好了權力向子輩轉移的准備，但子輩卻未必能接受這一權力。一個正常的、現代的家庭關系，應該是父輩與子輩權力的雙面奔赴，彼此理解，達成共同的行動選擇，不該是父輩單方面的施壓，也不該是子輩的自行其是。在此意義上，“全職兒女”，或是源于父輩責任的過度延長，或是源于子輩義務的難以實現。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可能認爲，“全職兒女”不就是西方的“間隔年”文化嘛，我認爲，這兩種現象都是青年人在畢業後未能按部就班地參加工作或成家立業。不同點在于，“全職兒女”是被動的，充滿了不確定性，與社會宏觀環境具有較大的關聯度；而後者更多的是主動選擇，有著明確的職業規劃，基本上與宏觀社會環境的變化關聯不大。所以我認爲兩者區別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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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幫助“全職兒女”們？
對于具體家庭來說，主要是影響了家庭自身的再生産。成年之後，代際之間的分離，是親子之間責任與義務的分離，而新的子代個體不再成家立業，圍繞這一常態化生命周期安排展開，那麽家庭的形態自然會産生變化。
對于社會來說，一個潛在的可能是影響社會穩定。宏觀環境的收縮，導致社會矛盾以全職兒女的形式內化成爲家庭矛盾，然而，由親子關系緊張所引發的家庭矛盾，一旦超過了一定的臨界值，會再次變成社會矛盾。
總體來看，我們要對“全職兒女”們多一分包容性，多一點建設性。多一分包容性，就是說這個現象更多的是一種暫時性現象，是個體生命周期正常展開所遭遇的暫時性困境。
盡量少一點指責，少一點批判。多一分建設性，就是既要看到這一新現象中的積極因素，又要爲走出這一困境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或是智識上，或是政策上，或是資源上的等等。
結構性問題需要在結構中得以解決。一旦宏觀環境趨好，發展機會的社會總供給得到有效擴充，那麽走出全職兒女現象也就是大概率事件。
改變這一現狀的根本出路在于有效壯大機會的社會總供給，讓願意工作的人能夠有工作的機會。此外，一個兜底工作在于，要爲暫時遭遇困境的全職兒女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特別是零就業、弱就業的困難家庭，要形成體系化的保障。
對于社會來說，要形成友善、寬容、互助的環境，對于亟需幫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社區工作要下沈，對于轄區內的全職兒女家庭有更多的跟蹤與服務。發揮鄰裏之間紐帶作用，守望相助。
對于家庭來說，核心是要處理好親子關系，有事好好說，有話好商量。對于個人來說，要始終保持能動性，居家不躺平，在做好家務的同時，繼續充電充實自己，積極尋找走出家庭、回歸社會的機會。
人生活在結構中，受結構制約。結構的變化，必然會投射到個體身上，成爲個體行動選擇的新的約束條件。我在未來也會繼續關注“全職兒女”現象演進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來源 : 澎湃新聞/學者 : 何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