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實力、創新能力躍上了新臺階，這是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取得的。
但在中美激烈的博弈中，美國發起的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我們也面臨著種種壓力和挑戰。
目前，中國經濟處在關鍵的轉型時期。
隨著人口老齡化、房地產和金融行業結構性調整、全球產業鏈重構等問題，中國經濟也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
尋找下一個經濟動能的鑰匙在哪？
2024年5月16日，一場圍繞著中國經濟新動能的圓桌茶會，在北京沈家本故居徐徐展開。
李迅雷、江小涓、薛瀾、陳釗等來自政策、經濟、創新等關鍵領域的傑出公共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匯聚一堂，帶來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探討和分享。
正解局受邀參會，與行業大咖一同跨界交流，「看城市，聊決策」，共話中國經濟的創新驅動力。
目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呼聲高漲，誰會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
有人說是新能源，也有人說是AI、區塊鏈。
而在這些產業的不確定因素以外，唯一的確定因素就是數字化。
如今數字技術革命處於即將取得突破的關鍵時期，一切皆數據，萬物可互聯。
江小涓教授認為，現在的創新範式已經到了數據密集型的創新，在這個創新中，企業主體地位大大提高。
平臺成為了數字創新的中樞節點和連接者的位置。
拿數據來說，目前高校的發明專利產出比不到4%，國家花了那麽多錢，最後做的研究轉化非常有限。
但大型企業卻成為了產學研一體化創新的核心點，產出比高達80%以上。
這是因為企業知道數據，知道市場需求，知道應用場景，同時能快速大規模地投入。
另外大型數字企業從事基礎研究的能力也在大大加強，人工智能國際頂刊發表的文章顯示：早在2011年，全球企業的研究能力就超過了高校。
目前全球領先大模型都是企業產業界做的，高校比例很小。
這是因為高校的經費需要申請，而且不多，高校老師也沒有KPI壓力，不夠卷。
相反，企業不一樣，只要有成果，立馬給錢，所以無論是資金、導向、技術都在向企業匯聚。
但是，中國企業的數字創新能力和美國谷歌、微軟等科技企業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以ChatGPT為代表的數字大模型，原因在哪？
這和數據量是有關的。
數據越多，數據的創新基礎就越紮實。
最近二十年，雲計算、大數據、AI發展很多都受益於數據訓練，美國的互聯網數據占到全球的90%，訓練樣本很大。
但對於中國來講，目前的數據不太好用，也不夠多。
互聯網上的中文信息放在全球來看，占比依然不高。
中國的公共部門比較強大，數據量和數據結構都不錯，占全社會數據資源總量的50%-80%，但問題是——不對外開放。
江小涓教授呼籲：如果能強力推動政府數據和公有企事業單位數據開放的話，它將成為我們的產業優勢和製度優勢。
數字的創新最終要整合到應用上。
當下最炙手可熱的數字化應用場景，就是AI。
不少投資機構做過研究，如果在生成式AI發展的十年內，每年生產力可以提高1.5%，這樣一種變革對我們未來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產業結構產生巨大的影響。
但在AI的研發投入上，中國的創新能力可能還有一定的欠缺。
尤其是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這兩個領域裏占比並不高，無論是電子芯片這個行業還是跟AI相關的行業，還沒有一家中國企業的市值超過1000億美元。
但是在美國過萬億的企業已經有好幾家了。
李迅雷認為，關鍵突破點，在於民營企業。
因為中國的民營經濟的動力還是足的，為什麽中國做軟件的上市公司都是民營企業，沒有一家國有企業？
這是因為民營企業軟件個性化程度比較高，敢於創新。
包括現在的數字大模型，無論是文心一言還是通義千問，都是民營企業做出來的。
當然，要想他們做得更好，就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環境，包括製度、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作為對比，中國資本的構成裏，鋼筋水泥的比重比較高，信息、通信軟件等投資這個比重只有10%左右，而美國占到了50%。
從短期來看，中國經濟可以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製造業投資增加來拉動經濟增長，實現5%目標的實現。
但這部分投入只會增加供給，而我們目前存在的問題還是在於供需之間不平衡，我們只有不斷地創新，增加投資的技術含量，才能夠讓中國經濟更有活力，增長更加可持續。
所以創新結構，就要通過數字化推進來促進新舊動能的轉換，通過加速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企業勞動生產力，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來助力各個產業上下遊實現全方位的數字化轉型。
把數據作為一個主動驅動的要素來提升產業的價值與效率的提高，不斷加大我們在科技領域的投入。
這是中國創新動能突圍的重中之重。
創新的本質是開放。
如果技術不開放，即使通過追趕達到先進，最後也會因為原創內生動力的缺乏而落後。
20世紀的蘇聯就是例證，在軍工、航天領域蘇聯與美國旗鼓相當，但因為市場開放有限，沒有新需求，缺乏新動力，電子產品、民用品領域發展停滯不前，到20世紀90年代，仍在生產用幾十年前的技術製造的民用車。
在計算機技術領域，更是長期落後於西方。
低水平、小規模的開放讓市場縮小讓企業不敢在創新上投資。
可以說，創新的最大動力在市場端、需求端。
只有高水平的開放，才能帶來高水平的創新。
對此，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釗認為創新的動力，不是靠政府主導，而要靠市場驅動。
馬斯克做火箭探索的時候，沒有一個學者告訴他，他能不能做這個事情。
中國的學者更會認為，這要靠舉國之力，要發揮體製優勢，你自己搞肯定不行，但是馬斯克就做成了。
中國技術創新的現狀，有一句話被媒體引用得挺多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全部大中小工業門類的國家，供應鏈網絡配套健全。
這聽上去很好，但誤導性很強。
實際上，這個結論根據是哈佛大學發展實驗室的數據整理出來的，但整理的時候，出現了兩個結論上的誤導：
1、我們的分類並不夠細，都是很籠統的。
2、我們的發展質量和美國的發展質量也可能不在一個層次上。
就拿蘋果來說，大量的零部件依然是進口的，我們做不出來。
還有2018年中美貿易爭端的時候，產業鏈芯片製造的風險，也暴露了出來。
所以中國製造不能盲目自大，一定要錨定關鍵核心技術去突破。
而突破的方式，絕不是閉門造車，而是要更高水平的開放。
日本國立政策研究院大學邢予青教授在《中國出口之謎：解碼「全球價值鏈」》一書中指出：
中國出口奇跡的出現在於中國與世界緊密融合在一起，為蘋果等跨國公司提供了向中國延伸價值鏈和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同時，也為中國製造和組裝的產品進入國際市場提供了機會。
因為我們的關鍵核心技術產品的主要出口和進口的主體是外資企業。
所以一定要堅持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中國過去就是拿市場換技術。
就拿國產大眾來說，最開始大部分的部件全部是進口的，但中國以市場換技術，從最簡單的汽車把手做起，一步步模仿，最後獲得了不少汽車生產的技術，進一步創造了大量上遊配套行業零部件企業。
在這些企業的推動下，整車企業只要拿著一個圖紙設計，就能把車造出來了。
所以只有保持高水平開放，孕育更多的上遊產業鏈，才能促進產業升級。
當然，推動這一過程的，也多是民營企業。
所以在今天，我們要想實現技術創新，就要打造民營企業發展的友好環境，這樣的話創新的活力和投資就會提升，創新能力就會提高，從而真正參與國際化的競爭。
今天我們講耐心資本，想讓資本有耐心，首先製度得有恒心，什麽是製度的恒心？
就是堅持改革開放。
不要把政策的指向由政府來代替市場選擇，要留給市場充分的空間引入競爭，特別是新興產業、未來產業。
只要把基礎人才、產權保護、營商環境這些東西做好了，企業家有發揮的空間，自然就有創新的驅動力，這也是中國今天乃至未來的繁榮之路！---來源: 正解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