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獨自生存是困難的，只能群居。群居，則不可避免地産生統治。
一方面，統治是必要的，否則，文明國家就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希望活下來，而且還要處于可憐的貧困狀態。但在另一方面，有了統治，必然就有權力不平等的現象；權力最大的人就要不顧普通公民的欲望，而利用手中的權力來發展他們自身的欲望。
因此，無政府狀態和專制是同樣招致災禍的；假如人們要求得到幸福，那就必須在兩者之間求得折衷的辦法。
這個問題在民主國家裏和在極權國家裏當然是不相同的，在極權國家中，一切有關的組織都是政府的組織或部門，很少例外。
一切公私組織對個人的影響都是從兩方面發生的。有些組織旨在有利于個人實現他自己的願望或實現被認爲是他的利益；有些組織則旨在防止個人侵害別人的合法利益，兩者間並無截然的區分。
設置警察既爲了防止盜竊，又爲了增進良民的利益，只是警察對盜竊行爲的打擊遠比爲守法者的服務顯著而已。關于這個區別，不久我將重新討論；現在我們先來研究在文明社會裏組織對個人一生所起的某種決定性作用的最重要之點。
首先從人的誕生說起。關于這件事，現在認爲醫生和助産士的服務是不可缺少的。從前認爲毫無訓練的奶媽就足以勝任，現在則要求接生員必須具有公共主管機關所確定的一定技術水平。在整個幼兒期和兒童期，一個人的健康在一定範圍內得到國家的關注。不同的國家關心兒童健康的程度相當准確地反映在兒童和少年的死亡率上。
如果父母駭人聽聞地不盡父母的責任，當局可以把小孩從他們那裏帶走交給養父母或某個機關撫養。
“在五六歲時，小孩受到教育機關的照管，有好幾年必須學習政府認爲每個公民都應該知道的東西。大多數的情形是，在這一過程結束時，一個人的見解和思想習慣就終身確定了。”
其中，民主國家中的兒童還受到非國家所加的其他影響。如果父母是笃信宗教的或從事政治的，他們就會把宗教的教義或政黨的主張教給兒童。在孩子長大些的時候，他就會對一些有組織的娛樂越來越有興趣，比如電影和足球賽。如果孩子有幾分聰明但也不是很聰明的話，他也許受報刊的影響。
假如他進的不是國立學校，他會養成在某些方面顯得奇怪的看法(在英國，通常是認爲自己在社會上高人一等的看法)。同時，他接受適合于他自己年齡、階級和民族的道德准則。
道德准則是重要的，但不容易解釋明白。因爲它包含三類沒有明確區別的教訓。
第一類是必須真正遵守、違者要受衆人唾罵的；
第二類是不可公開反對的；
第三類是要求做到十全十美的，只有聖者才需要遵守的。
適合于全體人民的道德准則主要是(雖然不盡是)宗教傳統的結果，是通過宗教組織的活動起作用的，但在宗教組織衰落後還能繼續存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
此外，還有職業上的道德准則：規定軍官、醫生或律師等等所不應作的事情。在現代，這類准則通常是各種職業團體訂定的。它們是很有強制力的。例如教誨和軍隊對決鬥的意見相抵觸時，軍官要奉行軍隊的意見;有關醫療和忏悔方面的保密甚至于法律相抵觸。
青年男女一開始掙錢，各種組織就開始影響他或她的行爲。雇主通常是一個組織；另外，很可能還有雇主們的聯合會。工會和國家都控制著工作的一些重要方面。
除了像保險以及工廠法這類事情而外，國家還能用關稅和政府法令來影響一個人所選定的行業的盛衰。一種工業的繁榮可以受到各種情況的影響，例如通貨、國際性城市或日本的野心。
結婚以及對兒女的責任又使一個人和法律發生關系，並和主要來自教會的道德准則發生關系。假如他壽命很長，最後他可以享受一筆養老金；他的死亡還要經過司法部門和醫療部門的細心檢查，以確定不是自殺或他殺。
有些事情有待于個人主動加以決定。假使女人願意，一個男人可以和她結婚，求得幸福；在年輕的時候，他對于自己一生的謀生之計，很可能有一定的選擇自由；在他財力所及的範圍內，他可隨意消遣他的空閑時間；假如他對宗教或政治有興趣，他可加入任何一個對他最有吸引力的教派或政黨。
除了婚姻這件事，一個人即使在他有選擇自由的時候，也仍然要依靠各種組織。除非他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否則，他不能創設一種宗教，建立一個政黨，組織一個足球俱樂部或自己釀酒喝。他所能做到的是在可供選擇的許多現成事物中進行選擇；但是競爭要在經濟條件所許可的範圍內把所有這些可供選擇的事物盡可能弄得對人有吸引力量。
到目前爲止，作爲文明社會特征的各種組織的功效，同(比方說)較爲不發達社會裏的農民比起來，在于增加了個人的自由。
你不妨把中國農民的一生對照西方工資勞動者的一生而加以研究。
中國農村的孩子，固然無須乎上學，但從年歲很小的時候起，就不得不工作了。生活艱苦，缺少醫藥，他非常可能在幼年夭折。
即使他活下去，他也不能選擇其謀生之道，除非他准備當兵，做土匪或冒險遷移到大城市裏去。
風俗習慣剝奪了他的一切，只剩下關于結婚的一點極小的自由。他實際上一點空閑時間也沒有，即使有，也沒有賞心樂事來消遣。
他經常生活在死亡邊緣上，一遇饑荒，他一家很可能大部分人饑餓而死。
男人的生活已經很苦，妻子和女兒的生活還要苦得多。
在英國，即使是最下層的失業工人，他的一生和一般中國農民的一生比起來，幾乎也是在天堂裏了。
現在再談另一類組織，即旨在防止一個人侵害別人利益的組織：其中最重要的是警察和刑法。就此類組織幹涉的是諸如謀殺、搶劫和毆打之類的強暴罪行而論，它們增進(除了一小撮暴徒)一切人的自由和幸福。
在警察管不到的地方，盜匪很快就造成恐怖的統治，匪幫以外的一切人不可能享受文明生活的大部分樂趣。當然也存在這種危險，即警察本身可能變成匪徒或者竟施行起某種形式的暴政。
這種危險決不是虛構的，只不過對付這種危險的方法已爲世人所熟知。另外還有一種危險，即警察可能爲當權者所利用，來防止或阻撓對可取的改革予以支持的運動。
在某種程度上出現這種情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多少說明這樣一個根本困難，即爲了防止發生無政府狀態而必須采取的措施使現狀在應該改革是更難得到改革。盡管有這種困難，文明社會裏沒有什麽人認爲有可能完全廢除警察。
以上所述沒有考慮到戰爭和革命以及人們對它們的恐懼。戰爭與革命涉及國家自衛的本能，並引起對個人生活最嚴厲的控制。
在歐洲大陸，幾乎一切國家都普遍實行義務兵役。一旦戰爭爆發，各地方的各個適齡男子都可能被召去打仗，每個成年人都可能受命去做政府認爲最有助于戰勝的工作。凡認爲其行動有助于敵人的人，都可能被處死刑。
在和平時期，一切政府都采取步驟——有些更爲激烈，有的不那麽激烈——來確保公民在戰爭發生的時候都樂意參加戰鬥，並在任何時候都忠于國家。政府在革命問題上所采取的行動，隨著革命爆發可能性的大小，而有所不同。假定其他一切條件都相同，那麽，在政府簡直不關心公民幸福的地方，革命的危險性就大些。
但是，像在極權國家裏那樣，政府不但獨占人身強制權而且獨占道德上和經濟上的說服力，那麽，這種政府在漠視公民方面能比權力不如它那麽集中的政府走得更遠。因爲革命情感在那裏不那麽容易傳播，革命也不那麽容易發動。
就國家不同于公民團體而言，可以預料：國家的權力越增加，它對公民的幸福就越不關心。
根據上面的簡短評述，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組織的效能(除去由于政府自衛而産生的效能以外)，基本上都是增進個人的幸福和安甯。教育、衛生、勞動生産率、積谷防荒等等，原則上都應該是無可爭議的事，這一切都依靠很高程度的組織工作。
但是當我們談到預防革命或預防戰爭失敗的措施時，問題就不同了。無論人們認爲這些措施怎樣必不可少，它們都是使人不愉快的;要爲這些措施辯解，只能根據一個理由，即革命或失敗會使人更不愉快。這大約只是程度上的區別。可以說種痘、教育和築路也都是人不愉快，但總不如天花、文盲和不可通行的沼澤地那麽使人不愉快。
不過，這種程度上的差別很大，差不多等于性質上的差別。況且，有關和平發展的各種措施，即使它們令人不愉快，爲時也不一定很久。天花是能夠消滅的，消滅以後，就無需種痘了。
教育和築路都可以用開明的方法使它們成爲可以令人樂于接受的事。但是技術上的每一次進步都使戰爭更令人痛苦，更有破壞性，並使以極權主義方法防治革命的措施更傷害人道和理智。
個人和各種族之間的關系另有一種分類法：個人可以是組織的顧客，可以是組織的自願成員，可以是組織的非自願成員，也可以是組織的敵人。
如果一個人是某些組織的顧客，他必然認爲這些組織對他的生活舒適有幫助，但它們不能使他增添很多權力感。當然，他對這類組織的服務所抱的好感也可能是錯的；他買的丸藥可能不靈；啤酒可能是壞的；賽馬會可能使他把錢輸給以賽馬賭博爲業的人。
但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從他所光顧的組織那裏得到一點東西——希望、娛樂和個人進取感。一個人有希望每一輛新車，這一希望是他有事可想，有話可談。總的說來，自由選擇如何花錢是快樂的一種來源——例如，喜愛自己的家具就是一種很強烈的、很普遍的感情，如果國家供給我們大家備有家具的房間，這種感情就不存在了。
由各人自願組成的組織包括政黨、教會、俱樂部、聯誼會、自願投資者組成的企業等，其中有許多是和同種的其他一些組織處于敵對地位的，例如對立的政黨、不同派別的教會以及競爭的商業企業等等。
因敵對而産生的爭奪是對爭奪感興趣的人有了一種戲劇感，並使他們權力欲的沖動找到了出口。除非國家的力量薄弱，這種爭奪是限制在法定範圍之內的。法律對于暴行或嚴重的欺詐行爲是要處罰的，除非執法者是秘密同謀者。
對立組織之間的鬥爭，爲當局所迫而采取不流血的形式時，總的看來，是爲好爭鬥和愛權力之類的感情提供了有用的出口。否則，這些感情很可能要尋求更凶險的方式以求滿足。假使政府辦事松懈或者不公平，政治上的爭奪就有墮落爲暴動、暗殺和內戰的危險。但如這種危險已經避開，政治爭奪就是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中的有益因素了。
由各人非自願組成的最重要的組織是國家。不過，自盛行國籍主義以來，國家成員的資格，雖非出于公民的志願，但通常卻符合他的志願。
他本來也許可以成爲俄國人，法國人，土耳其人，普魯士人，或者也許意大利人，但不管這一切誘惑，誘使他歸屬別的國家，他依然還是英國人。
大多數人即或有改換國籍的機會也不會這樣做，除非他們的國家作爲外國人的代理人。在加強國家的力量上，沒有什麽別的東西比國籍主義的勝利更有作用。在愛國主義精神和公民資格結合在一起的地方，一個人對于國家的忠誠往往超過他對于自願參加的組織(例如教會和政黨)的忠誠。
對國家的忠誠既有積極的動機也有消極的動機。忠于國家是和熱愛家庭和家族是有聯系的。但如沒有增添喜愛權利和害怕外國侵略者一對孿生動機，熱愛家庭和家族就不會和忠于國家相結合。
國家間的爭奪不同于政黨間的爭奪，前者是全民的。......
沒有別的組織能鼓起什麽東西趕得上民族國家所激發起來的對國家的忠誠：國家的主要活動是爲大規模殺人做准備。
正是對于這個制造死亡的組織所抱的忠心才能使人們忍受極權政府的統治，並甯願冒著毀掉家庭、兒女以及我們全部文明的危險，而不肯屈服于外國的統治。個人心理和統治組織已經形成悲劇性的結合；
假如我們仍然沒有力量尋找一條不經歷災難的出路，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就一定要爲這個結合而受苦。---來源: 尚曦讀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