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至宏觀經濟，產業環境，下至企業管理、個人生活，許多看似簡單的問題，由於其中的變量盤根錯節，還處於動態之中，使得真正分析、解決起來格外複雜。
面對複雜問題，為什麼大多數人受到局限，但有的人能突破羈絆上升到另外一個層次？除了努力、天資、運氣等因素外，他們往往有着出色的判斷力和獨特的方法論。
如何從繁雜的信息與表象中，捕捉到問題的內核，做出清晰的判斷？
近日，長江商學院會計與金融學教授劉勁，與兩位長江企業家學者項目校友：真格基金聯合創始人、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王強，《財經》雜誌主編、《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創始主編何剛，圍繞結構性思維及其在宏觀經濟、產業發展及創業投資等領域的應用，展開深入探討，希望他們的見解能對你有所啟發。
結構性思維解決複雜問題的捷徑
何剛：在不確定性增加的當下，許多看似簡單的問題，真正分析、解決起來其實格外複雜，大至宏觀經濟、金融投資、企業管理以及其他社會現象，小至個人生活決策。
透過蕪雜的現象看到影響複雜問題的底層邏輯，進而形成一套科學的研究決策方法，這是很多的學者和業界實踐者孜孜以求的問題。
所以我很好奇，能夠透過現象抓住本質所需要的核心能力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在當下複雜性、不確定性增加的社會，打造結構性思維尤其重要？
劉勁：大體來說，世界上的問題可以分為兩類：簡單的和複雜的。
簡單的問題不需要太多思考，人們看到問題馬上就能給出解決方法。複雜的問題之所以複雜，是因為牽涉多種因素。
複雜的問題之所以難解決——
首先是因為人們不知道是哪一種或是哪幾種因素在起作用；
其次是因為不知道起作用的因素之間是怎樣關聯、怎樣互動的；
最後是因為不知道系統的穩定性是否會隨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以及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是否會發生變化。
就像人走路，極其簡單；一旦換個環境，走到冰面上，複雜度就會大幅上升；如果是走到湖中間快化的薄冰上，複雜度就會進一步上升；假如再加上七級大風和漫天的大雪，那就極其複雜了。
經濟和商業問題一般都是複雜問題。例如與重要國家之間關係的變化、社會潮流的變遷（比如生育意願）、科技方面的突破等，都會對宏觀經濟起到重要影響。所以，宏觀的事情都是複雜的事情。
到了企業的微觀層面，企業家會面臨戰略、組織、運營、財務、金融、營銷、IT等不同方面的問題；同時，公司的業績也受到來自國際市場、國內政策、行業環境等外部因素的影響。企業要想基業長青，有持續性增長，就需要在這一複雜體系中找到突破口。
結構性思維，是解決複雜問題的捷徑。一旦具備了結構性思維，不僅能夠快速理解一件複雜的事情，而且還可以對將來進行預測。之所以能夠預測未來，就是因為形成了穩定的體系，一旦看透了底層邏輯，往前類推實際上就是對將來的預測。
預測未來的核心是理解現在和過去，從歷史數據中找到基本規律，剔除其中不可持續的東西，修改正在或將要逆轉的成分，把可持續的架構延展到未來。
務實的企業家，眼光會向前看，目的是預測產業未來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變化方向。為了向前看，他們就需要通過向後看、向上下看、左右看這三個維度，去理解產業發展的基本規律。
向後看的是歷史的動態發展；看歷史不是要重複歷史的細節或故事，而是要找到驅動歷史演變的規律。
上下看的是驅動產業變化的宏觀因素和趨勢。每種產業都有系統性和獨特性。獨特性是必然的，但系統性由於比較隱蔽，需要總結，往往會被忽略。
左右看是要把產業中的競爭對手進行橫向對比，對標引領企業。
產業的整體發展就像蚯蚓向前爬行。每個產業里的企業，既有引領者，也有追隨者，只有找到引領的企業，我們才能看出產業的發展方向；左右看的另一層含義是運用國際視野，學習國際經驗，這一點對中國企業尤其重要。
通過結構性思維建立起有效「超級結構」的思想者，和普通人比起來，往往可以迅速、全面地對複雜問題進行分析，並指出核心問題。然後，圍繞核心問題尋找有效的新數據，不斷逼近事物的真相。
長江商學院會計與金融學教授、投資研究中心主任劉勁分享觀點
何剛：我知道王強校友也推薦了劉教授的新書《結構性思維：解決複雜問題的方法論》，你怎麼看待結構性思維？
王強：我想把視角拉得更遠一些，先結合哲學思想史談一談我的感受。
康德之所以能成為18世紀哲學史上的「珠穆朗瑪峰」，他的革命性意義在於首次將事物存在區分為「現象」和「本體」兩個部分。
在康德看來，我們可能永遠不能認知事物的本質，永遠只能認識「現象」，也就是事物本體所展示給我們、我們所能捕捉到的樣子。
我們面對任何東西的判斷，其實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與我們視角的尺度有關。結構性的思維，它不僅僅可以用以解析現象背後的信息，同時也是構造世界觀的核心。
如果你的腦子裡沒有結構性的思維，那你面對別說複雜現象，就是簡單的現象都難以領略它向你發出的真正的信息，做出推理、預測判斷更是無從談起。
劉教授這套解決複雜問題的方法論讓我想到了巴菲特為《聰明的投資者》第四版寫下的序言。
他的大致意思是：要想在一生中獲得投資的成功，並不需要頂級的智商、超凡的商業頭腦或秘密的信息，而是需要一個穩妥的知識體系作為決策的基礎，並且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緒，使其不會對這種體系造成侵蝕。
可見光有健全的思維架構還不夠，還要追問這個思維框架的底層基石是什麼。
巴菲特說「人們貪婪時他恐懼，人們恐懼時他貪婪」，這不是健全的判斷框架，是在框架節點幾乎都連在一起的時候，他要最後追問一下，人性把握的對不對，如果人性都忽略了，上面看似成形的架構就崩潰了。
長江商學院企業家學者項目4期校友、真格基金聯合創始人、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王強分享觀點
人在認知廣度上已無法與ChatGPT抗衡，更需要建立清晰的認知框架
何剛：那麼如何形成結構性思維，去面對和解決複雜問題？
劉勁：結構性思維需要我們在腦中建立「超級結構」，這需要具備三種能力——跨界能力、抽象能力和組織思維能力。
跨界能力：首先，結構性思維一定是跨學科、多維度的。建立結構性思維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知識面要廣，太「專」的專家是無法擔負起解決複雜問題的主導責任的；
抽象能力：建立結構性思維需要在學習每一門科目的過程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把重要的、結構性的知識點保留下來，同時把次要的、特殊的知識點忘掉。
人腦的存儲容量和運算能力是有限的，我們要記住一些事情、處理一些事情，就必須通過忘掉其他的事情，騰出精力。
不能忘記沒有用的東西就不能記住有用的知識。這個過程是一個抽象的過程，是一個把書變薄的過程；
組織思維能力：我們需要把所有知識點都關聯起來，建立一個「超級結構」，這也是建立結構性思維的第三個要求。
建立思維的「超級結構」，我的建議是首先要明確目的，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樣的知識、通過獲取這些知識最後達要到什麼樣的結果，圍繞你的目的來建立屬於你的超級結構。
在整個過程中，要利用一切機會來試驗和迭代「超級結構」。
一方面閱讀核心典籍非常重要，時時與經典對照，汲取智慧，不斷校驗精進你的思維結構；另一方面要向高人提問，不停地把你的知識體系跟他比較，也會看到自身結構的欠缺進而補足，這是一條捷徑。
何剛：劉教授剛剛提到了閱讀核心典籍，正好在這個領域王班長有非常深厚的造詣，可謂如數家珍。
可否為我們分享一些讀書的經驗，在人工智能高速發展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讀書、怎麼讀書？
王強：我對於讀書始終堅信一點，這個世界上看似書很多，其實並不多。
你只需要找到那些能夠挑戰你生命、挑戰你的想象力、挑戰你所有好奇心的那些最難讀的書。
我選擇讀一本書是必須讀完的，深度學習。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追無涯，殆已」，生命有限，如果一本書不需要我深度學習，我就不會去讀它。
有人可能覺得有了ChatGPT，人就不需要讀書了，事實上剛好相反。在人工智能時代，人在認知廣度上已無法與ChatGPT抗衡，此時構建自己的思維體系就更為重要。
在我看來你需要選擇那些能夠幫你構造某種思維架構的書，當面對紛繁複雜的現象時，你都能有清晰的判斷標準，可能會有錯，但堅守原則的人最後是勝利的。
長江商學院企業家學者項目首二班校友、《財經》雜誌主編、《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創始主編何剛擔當議題主席
「沒機會了」是個偽命題，經濟活力與創造力並未停止
何剛：在座長江的同學很多關注宏觀、經濟、商業、投資，今天嘗試着用結構性思維，想請兩位分享幾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是宏觀經濟，去年到今年中國經濟從疫情之後的復甦，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看法。對美國的觀點也是如此，美國經濟已經衰退、美元正在崩潰，但實際數據上美國的就業率很好，儘管通脹仍然高企，但GDP同比、環比增長都表現不錯。
那麼到底應該如何看待覆雜的宏觀經濟現象？如何用結構性的思維去找到影響經濟增長或衰退的關鍵因素？
劉勁：之所以對宏觀經濟，不同的人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是因為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體系。諸多複雜因素都在影響宏觀經濟，包括結構性因素、周期性因素等。
如果看中國經濟，整體上分析框架可以包括幾個維度：
第一，中國內在經濟發展結構性問題，包括房地產在經濟中占比過高，包括消費占比問題，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關係問題等等；
第二，債務，包括債務的體量和增速；
第三，新冠疫情期間的政策刺激。
在分析宏觀經濟時，不僅要分析中國經濟、還要分析中國與外界的關係。中美關係演化每天都在改變，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關鍵在於兩個方面：一是高科技的封鎖，二是產業鏈外遷轉移。
另外還要考慮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人的作用。經濟理論有一個很重要的「理性人」假設，但研究一個經濟體並不是一個物理問題，人都會有自己的思考，有個體思考就會有預期。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一直在強調市場預期，要增強大家的信心。
何剛：劉教授為我們梳理了一個框架，包括中國經濟內在的結構、動力、關鍵矛盾、主要風險、未來的增長潛力以及制度性的挑戰等等維度。
作為一名出色的投資家，王強校友如何分析宏觀經濟這樣的複雜問題？
王強：中國經濟的晴雨表於我來說，就是我們資本投不投得到勇於創業的人——如果第一線的聰明人還敢用機會成本去搏、去填補空白的話，就證明這個世界上創造力沒有停止，而且機會沒有被堵死。
有些躺平的人說這個世界沒有機會了，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偽命題，機會是人主動創造的，而不是等待天降機會的，等待就會錯過機會。
從宏觀角度上我是樂觀的，因為我們仍然能投到這些最聰明的人，哪怕在黑暗的隧道里，他們也願意去隧道盡頭尋找光明，那就說明還有東西可做，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實現。
何剛：王強校友分享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投資家視角的方法，如果還能發現有聰明的人在創業，能找到優質的天使輪投資標的，說明經濟情況還是不錯的；反之如果找不到出色的創業者和投資標的的時候，則可能表明經濟出現了麻煩。
王強：我再給大家補充一個視角。
我最近在研究生態學人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發現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東西。生態學中有個「正反饋」「負反饋」的概念，對觀察商業社會本質、掌握金融資本市場周期非常有用。
往往人類社會與自然的關係是先由正反饋來掌管的，正反饋就是指一個行為A觸發更大的行為B，行為B再觸發更大的行為C，一次次規模更大。
在經濟金融領域，估值泡沫就屬於正反饋。當大家都以為奔着幾百億美元估值狂飆的時候，就需要負反饋思維——能不能一直保持下去？
負反饋的作用就是讓已經失控的系統回到相對穩定的狀態。舉個例子，一個人如果從來都不生病，也可能意味着免疫系統完全不具備面對疾病、對抗病毒的經驗。
做企業也是一樣。如果企業總是在正反饋循環、總是處在競爭之中，根本不思考什麼時候該停下、轉彎、調頭、休整，那麼等待你的很可能將是失敗。
我不是說企業要避免競爭，而是說我們要超越競爭者的思維結構，進入了所謂正反饋的群羊效應，在無效運動中走向失敗。
回過頭來，創業者應該思考的問題是：什麼時候當前的模式將無法持續？什麼時候我的企業會觸碰極限？
要麼突破這個極限，要麼在極限之外尋找新的機會，這才是競爭的本質，而不是簡單粗暴的打價格戰。
99%的人不是巴菲特，做投資首先要擺正自己的位置
何剛：王強校友已經把話題引向了投資的分析和判斷，其實劉教授在書裡面也專門提到了如何用結構性思維把握資本市場的運行邏輯和投資機會。
劉教授能否具體介紹一下如何用結構性思維來透視產業和資本市場，挖掘有價值的、有長期可能性的投資機會？
劉勁：我的判斷，超額投資回報可能與三個方面有關：
第一，流動性。
別人沒有而你有，往往能賺錢，巴菲特有很多投資都是在市場流動性很低的情況下，以一個很好的價格買入進場，所以流動性本身非常重要。
第二，競爭。
投資跟做企業類似，也有頭部效應，只有頭部的投資者能真正賺到錢。
如果不考慮大盤和流動性，投資實際上是一個零和遊戲，因為賺的是別人的錢。正如巴菲特說他的投資機會來自於別人犯錯誤的時候。所以投資者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特長是什麼。
第三，長期投資或超短期投資。
為什麼長期投資能得到更大的回報？
因為大部分人的投資都是短期的。中國的股市每年交易量是股市的兩倍，也就是說每六個月大家就要買賣一次。當大多數人都在集中精力做短期的時候，長期才有機會。
投資恰恰非常需要一個框架式思考模型。每個人在做投資的時候，首要一點就是把自己的位置擺正。對於普通人，實際上不用想着跑贏大盤，因為不太可能，你要做的是分散風險，可以買股指大盤。
分散風險有兩個方法：一種是隨着時間序列，在不同的點數都買一些，通過高位、低位布局來分散風險；另一種就是橫向分散，買入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資產組合。
很多人有一個錯誤認知，以為自己是巴菲特。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99%的人都不是巴菲特，想跑贏整個市場幾乎是徒勞的，大家一定要清楚認識到這一點。
對於有一定的能力和專長的投資者，還需要搞清楚你的投資回報是從哪裡來的，一般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對信息的掌握和判斷強於大多數人；二是取決於投資標的，與大盤走勢、個股表現是否跑贏大盤與流動性都有關係。投資者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相對優勢是什麼。
簡單小結，做投資一要明確自己的定位，二要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具體在做投資判斷時，不能只盯着果，一定要重視因。
比如在買賣股票時，你和市場的觀念是存在差異的，你認為好而市場認為不好，別人才會賣給你。你不僅要證明自己是對的，同時要知道別人為什麼是錯的，這樣投資成功的概率才會更高。
不是追風口，而是捕捉創造風口的人
何剛：劉教授介紹了幾個很有價值的思考維度。關於投資分析判斷問題，我想再追問王班長，真格基金如何系統性、結構性判斷項目？什麼樣的賽道和項目值得投資？是否有一套方法論的框架和指標？
王強：真格的定位是天使投資，是整個產業鏈里最早的環節，也是最難做的工作，必須要跨越各種周期並經受住考驗。
早期沒有數據，來了要錢憑什麼？這牽扯投資最違反人性的東西，我們投了700多家，現在有40家獨角獸，有17家上市，回到10年前，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將來是獨角獸，靠什麼來判斷？對人的考量就成了我們投資決策中重要的部分。
我們絕不會等待風口，不管估值多低對我們來說都太晚了，我們必須捕捉到創造風口的那個人，否則就沒有機會。
我們在投人方面的調研是花了大量的精力，而不是調研某個市場可不可做、某個產業有沒有希望。有多少創業者10年之後仍然做着和10年之前初創時期一模一樣的事情？如果十年沒有任何變化，要麼已經成為壟斷，要麼就是瀕臨死亡了。
創業者就是不斷地在演化，比所有競爭對手都更快地往前看，探討下一個方向、下一個象限、下一個機會。
何剛：謝謝王班長的回答。無論早期還是後期，始終和最重要的判斷是對人的考察，他的背景、能力、性格、做事的方法、願景以及他對未來的展望。人對了，事兒就對了；人不對了，好事兒也會辦壞。
王強：是這樣的。
比如現在流行投科學家，其實諾貝爾獎獲得者未必是理想的投資標的。我們會投什麼樣的科學家？
我們必須看他骨子裡是否跳動着一顆企業家的心，看他對商業的嗅覺是否敏銳，看他對商業成功的追求是否能夠超越科研本身。
ChatGPT出現背後隱藏着一個巨大的轉變
何剛：我相信絕大多數企業家、投資家都是樂觀主義者。
現場有很多提問，迫於時間有限，我想再追問兩位最後一個問題：能不能用結構性思維分析一下人工智能，尤其是ChatGPT，對我們的影響究竟是什麼？
王強：ChatGPT是革命性的工具，它的出現標誌着機器智能的成熟。
儘管現階段ChatGPT所基於的信息庫仍然全部都是人類創造的內容，但我最擔心的是人工智能產生自我意識的那一天。
十年前，OpenAI就在擔心人工智能突破倫理的問題，人工智能有沒有類似人類社會存在的倫理規則？如果有，人工智能能否遵守這個規則？
幾年前李飛飛（編者註：著名人工智能學家、美國工程院院士、斯坦福大學教授）告訴我，無論是人工智能、增強人工智能還是超極人工智能，至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這種機器智慧要與人類智慧並存，所以我們必須要讓它熟悉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建立的遊戲規則。
毫無疑問，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技術性的革命。如果個體有效利用人工智能，它可以在知識獲取方面成為你的另一個超速進化的「大腦」。
但從投資角度我持謹慎態度，我的建議是如果決定要進軍人工智能領域，一定要探討它對你現在的產業在效益上是否能產生革命性的巨大提升。
劉勁：在我看來，ChatGPT出現的背後隱藏着一個巨大轉變的發生。
人和工具之間的關係存在一個「控制」的概念，所有的工具都是人控制的，無論工具本身有多厲害。本來人工智能是人類的輔助工具，當人工智能發展到一定程度，其智能水平超過人類，原先的由人掌控AI的控制關係會不會發生改變，可能是一個值得慎思的問題。
現在有了ChatGPT，下一步可能是用人工智能去發展人工智能，人類在其中是可能失去控制地位的。假使控制關係發生調轉，人變成被控制的主體，這是比較可怕的事情。
王強：現在的AI技術再往上繼續延伸，將在技術層面、日常生活層面取代很多習以為常的傳統性技能工作，這樣一來人類的生存就會遭到擠壓。
這種情況下，人只能不斷發展自己的創造力，不再去做機器性、重複性的標準工作，而是能夠去做跨領域、跨學科的整合性、創造性工作。
我更希望強調的判斷是，這一波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對個人生活的影響，更在於它與世界文明的運營架構有關。
當AI帶來失業，將要取代人類傳統賴以生存、維繫社會穩定的東西——這是文明從來沒面對過的問題。這個壓力會給到我們的社會決策者，因為這勢必會衝擊現有的社會治理和財富分配機制。
但是當人的大腦被完全解放，我們可以重新定義工作的性質。當大規模失業到來，我們可以通過社會治理來層層糾正，可以在監管、稅收上調整，引入新的財富分配機制，所以我認為還是有理由保持樂觀。-(文:長江商學院/鈦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