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基隆是台灣知名的港口城市之一，基隆碼頭更被視為「不夜碼頭」：貨船與貨車在不斷往來，夜幕降臨，數十隻大大小小的貨船亮起船燈，碼頭頓時「紅透半邊天」。在那個年代，在基隆港口當工人，是一件頗為驕傲的事。工人有較優渥的報酬，手持重金，是那個時代神色飛揚的勞動者。
2014年冬，我步行於基隆碼頭，基隆仍是台灣第二大港口，周圍寂靜，偶然的聲音來自一台貨櫃車，駛離時發出尖銳的金屬擦撞聲，聲響消逝後，只有幾名碼頭工人。他們用「死港」形容如今的基隆。這是稍顯沉寂的出海港口，也是單色調的。
台灣經濟騰飛後的四十年間，基隆港口和碼頭工人經歷了什麼？
2016年，《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一書出版。
作者魏明毅曾於台灣清華大學就讀人類學，該書由她的碩士論文改編而來。《靜寂工人》以基隆二十多名碼頭工人的敘事和碼頭民族志，分析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前後，基隆碼頭的歷史興衰和碼頭工人的階層跌落，2017年獲金鼎獎非文學圖書獎。
終於在2022年10月，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引進並出版了簡體版。在學術與公共性等因素影響下，該出品方曾推動數部書寫底層勞動者的書籍出版，如今年出版皮村文學小組的作品集《勞動者的星辰》，也有從勞工史切入的社科書籍《白人的工資：種族與美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靜寂工人》，作者魏明毅，該書改編於她的碩士論文《基隆碼頭工人：貨船、情感及其社會生活》
那麼，這群曾在這座國際知名海港打拼的碼頭工人經歷着什麼樣的歷史變遷？他們如何從頗具尊嚴的勞動者，「跌落」為社會底層？
工人變「頭家」：男性工人的黃金時代
基隆地處台灣北端與東北端的交匯處，在日本殖民時期，是日本與南部貿易的轉運港。基隆海港憑藉地理優勢和日本的既有開發，一度躍升為國際大港，在全球分工與運輸體系中扮演着關鍵角色。
那時的基隆港，沒有大型機械，來到港口的貨物，主要靠人力搬抬裝卸。在這個背景下，碼頭工人應運而生。
當時，碼頭的裝卸工作由港務局委託工會承攬，由工會負責招募與安排人力，班隊長負責工資分發。為了更好的保證人力，工會發展了兩套人力模式。
第一種是「拿牌仔」，也就是雇用已經加入工會的正式工人。這些工人每人都有印着個人姓名的名牌，這張通行證還能轉化為經濟資本，比如有需要時可以拿着名牌作為擔保借貸，總之，這群工人享有高薪和多種福利。「拿牌仔」等同於鐵飯碗，還能挑選較輕鬆的活。
第二種是「沒牌仔」，即非正式工人。他們是臨時工人、散工，沒有保障、沒有福利、錢又較少，「工重酬薄」。他們會被分派粗重的工作，例如搬運糖或鹽巴，多由「沒牌仔」來做。
非正式工人當然對此感到不滿，最終在1972年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抗爭。結果是，1200多名散工晉升為有牌的正式工人。
《靜寂工人》簡體版。
隨後進入1980年代，碼頭的搬運與裝卸工具逐漸機械化，承擔了多數依靠勞力的裝卸工作後，工作量頓時驟降，但工資不變，於是，一些工人決定自己當起「頭家」（在台語是「老闆」的意思），聘僱工人代班，而自己在外兼差、投資股票，以每月四六開或三七開的方式分帳。
同時，隨着越來越多國際貨櫃輪船到達基隆港口，貨車司機這一群體也開始出現。這些貨櫃車又分為公司車和契約車，前者司機是公司聘僱的員工，車屬於公司所有；後者本身即是頭家，車屬於自己所有，透過一般公司在外接單。
「工人小頭家」和「貨車司機」群體的出現，代表着彼時正值男性工人的黃金年代：口袋溢滿鈔票，擁有高收入，保有高尊嚴。
然而，隨着全球市場的變遷，這場專屬於碼頭工人群體「黃金年代」開始有了灰暗的色調。
階級跌落：被新自由主義「掛斷」
1990年代末，國際運輸航線版圖更改，國際貨船入港數量驟降，台灣為求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頒布了民營化政策，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小島。在此背景下，當地政府轉變發展方向，代表着「現代」和「進步」的觀光產業躍升為能代表基隆港口新面貌的新興產業。
在這場新舊交替下，工會不再獲得充足支持，遭遇財務難題，決定以「犧牲」不再年輕力壯但尚未到退休年齡的裝卸工人，藉此卸責。
隨即，裝卸工人與貨櫃車司機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他們成了率先被「犧牲」的中年苦力，因缺乏接軌外部市場的技能，面臨隨時失業的窘境，掉入工作的不穩定與不確定的漩渦之中。
年近40歲的工人林進益說道：「實際上裝卸公司需要的人沒有那麼多，到最後真正可以留在碼頭的人不到八百，剩下將近兩千人，那麼多人馬上就沒有工作了。我們的專業在外面沒用，出去怎麼辦？像我們這種從小就在碼頭的，根本沒有其他謀生技能」（魏明毅，簡體版，106）。
常年在碼頭開橋式機的工人張富昌也說：「我們從『高高在上』到『被踩在地上』。」（魏明毅，簡體版，109）
時代所需要的不再是勞動力，而是觀光業所需要的高學歷人群，如擁有語言專業、國際接待和行銷等專業的年輕人。與此同時，裝卸工人和貨車司機被遠遠「甩」在僱傭大隊之外，僅有少數工人順利找到工作，而這些工作也大多是低技術門檻的工作，例如攤販主、大賣場收銀員、保安等。
在被新自由主義「掛斷」之後，曾經有派頭的碼頭工人漸漸失去身為工人的地位和尊嚴，如魏明毅所言，這是「集體下墜至底層、陷落無疑遁逃的失能（感）。」
在工作這一場域裡，碼頭工人的地位「墜落」只是多米諾骨牌效應的一環，隨後他們的生活日常和文化互動經歷了巨變與瓦解。
第一層劇烈變動發生在同事情誼與工作認同中。
被資遣的工人斷了與原來同事的社會聯繫；碼頭上的工人也因工資緊縮、追求效率的分工獨自作業、貨品機器損壞的風險個人化，皆使得同事之間的彼此為伴的情感連帶與工作認同產生改變，這份工作不再具有極高尊嚴，而僅僅是一場蒼白勞動。
曾經，碼頭工人呼朋引伴、互相取鬧談天的場景成為歷史時刻，如今只有一個一個的孤身工人散落在碼頭的日與夜。
另一層變動則發生在基隆城市地景的階層劃分。
觀光業進駐之後，基隆的城市地景和個人的生活空間均被重塑。國際貨輪絡繹不絕地往來，與之對照的是日漸稀少的貨櫃船。碼頭工人成為不受歡迎的一群人。「碼頭工人因為其自身形象不符合當地觀光意向，而被驅逐出可見的公共空間。」
除了工作認同、地景劃分，一種更為微妙的變化在碼頭工人及其家人之中彌散開來——對於男性工人的性別期待也遭受打擊，致使他們經歷了文化上的跌落。
「像個男人」：失落的男性底層文化
一天，碼頭工人王家龍接到一通來自刑事組的電話，被告知他交往許久的婚外女友自殺了。
在那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王家龍一度被視為「gâu lang」。
gâu，在台語裡是「厲害」的意思，gâu lang 即「很有本事的人」。性關係是一種衡量「本事「的文化指標。
前面已提到，工人曾經是手持重金的群體，「腳下踩到的都是錢」。「簡單來說，以前錢賺得快，花得也快。那時候就是四處去喝。」
這裡的「四處去喝」，就是指工人去找那些會提供性服務的茶店仔阿姨。不過，店裡的阿姨仔承載着的，不一定是工人們的性需要，更重要的是工人們希望被聆聽、被理解的渴求。與此同時，碼頭工人的妻子則被期待扮演好情緒平衡的角色，即在得知丈夫與婚外女友交往時能夠忍氣吞聲、照顧家裡。
《靜寂工人》指出，王家龍口中的悲劇只是台灣碼頭工人共同命運的一個縮影。
當時正在經歷民營化打擊、工作地位嚴重下滑的他無以支付與多位女友交往的費用、也無力承擔情感支出。接到婚外女友自殺的噩耗，他自己都不知道未來要怎麼辦，「每天想、每天頭痛」。
除了情愛與性關係，親子關係則是另一重碼頭工人的情感連帶。
遭遇碼頭民營化的打擊，李正德從碼頭退居家內，被迫成為了一個失能的工人、失格的丈夫與父親。他曾信誓旦旦地說：「再窮也不能窮孩子。」但失業後，在家面對着孩子，無意間透漏出的驚慌失措的表情。
他有喝酒習慣，失業後一喝酒，就在酒里加水，「加水，可以喝的比較久一點」，試圖迴避與兒子共處時的靜寂氣氛和伴隨而來的失能感，「讓自己有點醉，這樣也比較不用去想說，不知道要和小孩說什麼。」
原本在情感世界得以維繫男人尊嚴的gâu-lâng，在九零年代後，隨着市場波動，被擠出勞動市場的舞台，瞬間成為pìnn-bo-lian（變不出其他把戲的男人），也即在文化上無法作為的失能男人。
藉由《靜寂工人》，作者魏明毅試圖傳達的一個信息是，碼頭男性工人身上承載着一種強烈的文化期待，就是社會要求他們必須「像個男人」。
在東亞，地方社會文化情境與國際供應鏈相結合，社會對男性產生一系列期待，例如要養家、要有高學歷、要買房、要買車、要滿足一定物質條件，否則，男人則被批判為「不像男人」。
在民營化之前，碼頭工人憑藉海港建設和人力優勢，完美地符合了這些期待；然而，當新自由主義席捲而來，產業鏈的極速變化，工人失去頗具尊嚴的工作和地位，他們被「一層一層被抽掉，碼頭、店裡、公共區域、家裡……就是被抽掉了，最後就變成了底層。」
因此，真正的底層不是沒有工作，而是發現，沒有地方可以去。《靜寂工人》書中和工人及相關群體的「死亡」時間，正與這個過程有關。正如魏明益所言，他們從「像個男人」到「不像個男人」，到最後的無以為人。
40歲的人類學碩士在碼頭成為「局內人」
《靜寂工人》首次出版後，有讀者拿着這本書，去基隆尋找書中人物，比如在第一章的「清水嫂」。
事實上，魏明毅之所以進行這項研究，並非衝着「碼頭工人」群體，而是因為「台灣自殺率」。
在讀人類學之前，魏明毅是一名心理諮詢師，她發現，和自殺相關的心理諮詢越來越多，而基隆正是那幾年台灣自殺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帶着這個疑問，她開始修讀人類學，並決定將研究地點聚焦在基隆。
當時，她在基隆租房住，房東曾是一名碼頭工人，經房東介紹，她開始了解這個常聽卻未曾了解的群體。令她意外的是，從結識的碼頭工人那裡，她了解到數樁碼頭工人自殺事件。
自殺，為何頻發在基隆碼頭工人身上？
就這樣，魏明毅開啟了關於基隆海港與碼頭工人的人類學田野。
在清大碩士論文開題時，口試委員問她：「你知不知道做這個田野，你可能要『變成』阿姨仔。」
社科領域研究都知道，田野調研短則數月，長則幾年，研究者與被研究群體將經歷長期的觀察、互動，以至於，田野做得很紮實的研究者，可能不自覺地「成為」被研究對象，或者內化了他們的行為習慣、思想方式——哪怕田野結束，這些習慣還一直保留。
在基隆碼頭進行田野研究期間，有數次魏明毅都覺得，其實自己某種程度上和阿姨仔做着一樣的工作。阿姨仔也是另一種意義的「心理諮詢師」。
「碼頭工人並不一定是來找小姐，他們更多的是去聊聊天。工人說的，她們能聽懂、能回應，就像我們心理諮詢師，很習慣傾聽，年紀相仿，他說什麼我也不會judge，採訪對象會有安全感。」
更深入的影響還在於，這份研究也讓魏明毅做了一個決定：不向上流動。
碼頭工人在談及自己的失敗時，無法「看穿」外在的結構性力量，他們將這些失敗歸結於個人的無能——這正是魏明毅試圖反駁的。在她看來，碼頭工人的敘事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他們的故事，也可能是我們的故事」。
魏明毅說：「工作，不只是一個位置，它同時影響着人如何看待自己、能與什麼樣的人互動、可以行走在哪些地方。」
碼頭工人的背後講的故事是，「像個男人」的文化期待框定了底層工人的理想狀態，其成立的前提是，工作是連結個人和文化意象的一種方式。而工作內容決定了男性工人在全球勞動市場中扮演的角色和身處的社會關係。
當整體政治經濟結構重構勞動和受僱形態時，與工作相關的社會關係也經歷變化。然而，男性工人承載的社會期待卻一如既往。
因此，他們被急速地推向邊緣，從gâu lang 墜入pìnn-bo-lian，不斷遭遇由不確定、不穩定和不安全的工作帶來的「失能」。他們開始變得壓抑，文化認同逐漸破碎，社會連帶瀕臨瓦解，成為一個個孤身的原子化個體。
而作為深深嵌入其中的研究者，魏明毅得以藉由碼頭工人的生命敘事了解個人失能背後的社會變遷，她才會反對社會對於「成功」的單一期待，提出「不再追求向上流動」。
在台語影片《大佛普拉斯》裡，窮人的世界是黑白的，富人的世界是彩色的。伴隨着新自由主義席捲這座國際港口，身嵌其中的碼頭工人，也經歷了生命的色彩斑斕與黑白暗淡。-(文源公眾號::我是馬蓋先*作者:我是馬蓋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