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節選自新近出版的《美國困局：新右翼的興起與挑戰》一書，作者強舸教授是成功預判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少數中國學者之一，在美國大選前就通過多篇網絡文章系統分析了特朗普爲什麽會贏。
本書從“新右翼”的政治理念和現實指向、美國政黨選民聯盟變遷、非法移民與反全球化議題以及當下選舉政治的技術操作等方面，分析“新右翼”崛起的社會基礎及其核心訴求，揭示其背後美國變局的深層原因和演變機制。
特朗普是“新右翼”運動的代言人
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新右翼”運動在多數西方國家強勢興起。雖然特朗普因新冠疫情等影響未能連任，但是他和“新右翼”運動並非美國政治中的一個插曲，卸任後的特朗普依然是美國政治的焦點，是許多共和黨選民唯一認同的領袖，依然牢牢地控制著共和黨，並展現出了在2024年大選中重返“王座”的態勢。
顯然，特朗普輸掉2020年大選並不意味著“新右翼”運動的衰退。它正在從根本上改變美國政治格局，引發深遠變遷。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國際社會也因此深受影響。美國發生了什麽？“新右翼”運動爲什麽會強勢崛起？可能將美國帶向何方？
理解世界尤其是理解美國，是中國發展所必需的。不僅是官員和學者，全球化時代的普通中國人也希望更多地了解世界，這確實關乎我們的生活，例如美國總統的一條推特就可能引發第二天我們股票賬戶的顯著變化。
然而，由于特朗普和“新右翼”運動強勢介入，過往很多我們所熟知的有關美國乃至西方世界的常識或多或少失效了。因此，我們急需研究“新右翼”運動帶來的新問題，重新認識正在發生巨變的美國，認識西方世界的變化趨勢。
我較早開始研究特朗普和“新右翼”運動。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我堅持預測特朗普會贏。不僅押對了選舉結果，在投票日前我還撰寫多篇文章闡述爲什麽我認爲特朗普會贏。我分析了“反非法移民”“把工作帶回美國”等主張的目標對象和選舉效用，指出特朗普將從民主黨手中贏得其傳統支持者白人藍領的選票，“反非法移民”等主張不僅不會導致特朗普在少數族裔選票上的損失，還會使密歇根、威斯康星、賓夕法尼亞等關鍵州倒向共和黨。
在特朗普上任當天（2017年1月20日），我在觀察者網發布《“四個全面”:特朗普執政方略前瞻》，預測了他在“反非法移民”“減稅”、能源政策、醫保改革、貿易政策、共和黨黨內整合等方面將要采取的措施、潛在阻力及相關政策的可能走向，幾年後看大致不差。特別是在醫保改革、黨內整合等領域，我作出了與當時主流觀點相反的判斷，後來事實證明了我的正確。
舉幾個例子。
其一，當時多數觀點認爲，特朗普上任後必然會以廢除“奧巴馬醫保”爲核心任務，但我指出“奧巴馬醫保”在特朗普任期內不會被廢除，而是有保留地修改。
其二，當時多數觀點認爲，雖然特朗普的競選活動離經叛道，但是上任後他會逐步向共和黨傳統建制派靠攏，變爲“體制內”總統。我強調特朗普是“新右翼”運動的代言人，他的崛起意味著美國政黨選民聯盟體制的根本性變遷（參見《美國困局》第二章，該章的主要觀點我在2016年9月至10月發表的幾篇網絡文章中就已經提出），他不會變爲“體制內”總統。
相反，“新右翼”運動將從根本上改造共和黨乃至美國政治，保羅·瑞恩（Paul Ryan）等共和黨建制派政客將大批量地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逐出共和黨高層乃至被迫暫時退出政壇。
不過，“茶黨”將依然保持實力並持續對特朗普産生影響。我在發表于2017年2月的一篇文章（強舸：《特朗普面臨的黨內挑戰》，學習時報，20170206）中闡述了對共和黨黨內鬥爭的預判。2018年中期選舉、2022年中期選舉、2024年初選均證實了這些預判。
其三，當時多數觀點認爲，迫于社會和輿論壓力，特朗普不會堅決兌現其“反非法移民”承諾。我指出，不論反對聲音、行動有多激烈，勢力有多強大，特朗普一定會堅決推行“反非法移民”舉措。這些論述在《“四個全面”》一文中均有闡述，在我另外一些文章中也有討論。
《美國困局：“新右翼”的興起與挑戰》一書就是希望呈現這些觀察和思考——“新右翼”運動和當下美國政治的演變趨勢。
在特朗普宣布參加2016年大選前，我對他所知不多。在共和黨初選前，隨著特朗普支持率不斷升高，一個問題引起我的思考：按照當時美國主流媒體報道，特朗普參選是荒謬的行爲藝術，但是，爲什麽荒謬的行爲藝術會有那麽高的民意支持率？
如果上述前提成立，那麽答案就只能是，近半美國人的智商有問題。雖然反智主義確實長期在美國有一些市場，但是假如這麽多的美國人都智商不足，美國不可能成爲世界強國、全球霸主。劉慈欣在《三體Ⅲ：死神永生》中寫過一句話：“愚昧和無知不是生存的最大障礙，傲慢才是。”我們要警惕在看待美國政局時的過度輕視和娛樂化問題。
爲了解惑，我決定開始研究“新右翼”運動。此前，雖然政黨政治是我的研究領域，但是我對美國政治研究不多。不過，現在看來，這恰恰成了我的優勢。
原因在于，“新右翼”運動從根本上改變著美國政治的主題、結構和機制，過去豐富的知識積累未必能夠幫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美國變局，相反卻可能變成認識今天“新右翼”運動的思維誤區。
理解特朗普和“新右翼”的一些誤區
總的來說，現在我們對美國的理解存在一些誤區。
第一，過度參考美國主流媒體聲音。由于利益沖突、黨派傾向和意識形態等原因，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紐約時報》等多數美國主流媒體對“新右翼”運動有很強的敵意，它們很多報道首先要表達的是與“新右翼”不共戴天的鮮明政治立場，而非提供事情的完整全貌。
即使是特朗普經常表揚的福克斯新聞台（Fox News Channel），也只能說是支持共和黨的媒體而非支持特朗普的媒體。在特朗普贏得2016年共和黨初選前，福克斯新聞台也是特朗普的堅決反對者，同樣屬于特朗普所謂的“Fake News”的一員。在特朗普成爲共和黨提名人特別是當選總統後， 福克斯新聞台才秉承黨派立場慢慢開始正面報道特朗普。
對我們來說，只做美國主流媒體的搬運工就會帶來兩個問題 ：
一是低估了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前，基本沒有考慮過他獲勝的可能性，也就少做了一些准備工作。同樣，在2020年大選後，對特朗普依舊牢牢掌控著共和黨並在2024年大選中很可能上演“王者歸來”考慮不足。
二是對“新右翼”運動缺乏了解。如果只是簡單接受西方建制派精英關于“新右翼”運動的定義而不去深入了解它興起的原因、訴求和目標，那我們在與歐美各國日益強大乃至掌握政權的“新右翼”勢力打交道時就會遇到困難。
第二，僅從中美關系視角而沒有從美國內政視角出發。在學科劃分上，美國政治一般被劃歸國際政治領域，中美關系又是國際政治領域的顯學，因而很多關于特朗普、“新右翼”的研究都是從中美關系視角展開的。
然而，美國政治的主要內容是政黨政治、選舉政治，應當歸屬狹義的政治學範疇。狹義的政治學（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國家間關系）是兩個不同的學科方向。它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範式有著很大不同。特別是對美國、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內政始終比外交更爲重要，外交需要爲內政服務。
如果只是從中美關系視角考察特朗普或拜登或其他什麽人的舉措，就很可能過高估計中國對美國的重要性，不自覺地把中美關系放在美國政治的核心位置。實際上，中國在美國政治中（不論是在特朗普還是在拜登的政治綱領中）至少不是最重要的事。反之亦然，美國在中國政治中也不是最重要的事。
例如，2018年10月，時任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遜研究所就美國對華政策發表演說。這次演說一度被國內很多聲音視爲“新冷戰”的宣言。然而，當時我就撰文指出，這次演說在美國乏人問津，當時美國政壇乃至全社會的關注焦點是“卡瓦諾是不是強奸犯”“怎麽能讓強奸犯當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事實上，“卡瓦諾是不是強奸犯”問題在美國政治中確實比一時的對華政策重要得多。因爲，在三權分立的美國政治體制下，保守派卡瓦諾獲任大法官將打破自由派（民主黨）和保守派（共和黨）在聯邦最高法院中維持了三十年的均勢，大法官的終身制任期更是會讓這次任命對今後數十年美國政治和意識形態産生深遠影響。
2022年在美國社會引起軒然大波的聯邦最高法院墮胎權判決、持槍權判決等重大事件，均與這次任命密不可分，而這些事件又對2022年中期選舉結果造成了直接影響，並且仍將在2024年大選中成爲重要議題。相反，現在彭斯卻因爲在2020年大選舞弊問題上與特朗普産生分歧，政治生命似乎已經終結。
第三，迷信消息。學者並非情報官，核心競爭力應當是分析問題的能力而非擁有獲取消息的渠道。有意思的是，在2016年特朗普當選後，曾有學友非常鄭重並且刻意壓低了聲音問我：“你在美國是不是有什麽特別的消息渠道？”簡而言之，學術研究不能變成搞關系或者搞情報，再內幕的消息也不能代替對問題和公開材料的深入分析。
二十多年前，我在複旦大學讀政治學專業本科時，沈丁立教授的一句話讓我銘記至今。在一場美國問題講座上，沈丁立教授被問到他在美國有沒有什麽特殊的消息渠道，他的回答是：“我在美國政界、學界有很多朋友，但是我沒有消息。我只靠公開資料做研究，用公開資料就能做出最好的研究。”
“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是當下美國內政的首要問題
《美國困局》一書將從政治學（美國內政）視角出發，研究美國“新右翼”運動的起源、訴求和行動，探討其背後美國經濟社會變遷與政治結構變化的深層原因和演變機制。
我們的核心問題是：爲什麽“新右翼”運動會在美國興起？特朗普和“新右翼”運動將給共和黨、美國政治乃至美國社會帶來怎樣的深遠改變？
本書基本分析框架是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1925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寫下了這段名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在中國的有力應用。同樣，“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也是當下美國內政和“新右翼”運動所面臨的首要問題。
二戰後，由于生産力提高、福利改革、對外“剪刀差”等原因，西方世界一度形成了橄榄形的社會結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認爲，以階級分析爲核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不再適合用于研究西方國家。
然而，近年來，“新右翼”運動和“激進左翼”運動的同時興起用確鑿無疑的事實告訴我們，橄榄形社會已經是西方世界的過去式（甚至它是否真的存在過都值得懷疑）。階層割裂的鴻溝、不同群體的尖銳對立是西方國家當下常態。
因此，《美國困局》旨在重新用階級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來研究特朗普、“新右翼”運動與美國政治變遷。具體分析將從三個層面展開 ：
第一，美國社會不同利益集團和社會群體（階層、職業、族裔、地域）的利益差異、矛盾沖突與不同訴求。特朗普和拜登以及希拉裏、桑德斯，共和黨和民主黨分別代表哪些利益集團和社會群體？並由此闡釋特朗普（以及桑德斯）那些看似“離經叛道”的政治主張爲什麽會逐漸成爲美國政治主流議題。
在本書分析框架中，美國社會可以分爲三個階層：大企業主大富豪、主要依靠勞動獲取報酬的中産階層（工業州的藍領、農業州的農場主都屬于這一階層）、很大程度上依賴國家福利的低收入階層（以非洲裔、拉丁裔以及非法移民爲主）。並且，在三個基本階層之上，族裔、地域、文化、職業還會疊加更爲複雜的影響。全書各章會從不同角度詳細闡述。
第二，在當下美國階層利益分歧、矛盾對立的基礎上，特朗普和“新右翼”運動興起所帶來的美國政治議題變遷、政黨選民聯盟重組、選舉模式與政治規則變化，共和黨與民主黨的黨際鬥爭以及各自黨內的分歧、鬥爭、妥協與整合。
第三，特朗普的執政舉措如何回應“新右翼”的訴求？進而，這些在短暫的四年間推出的舉措又對共和黨乃至美國政治産生了怎樣的長期影響？與過去數十年美國政治主流不同，特朗普、拜登以及其他美國政客現在都不再想做“全民總統”，他們總是堅定地回應特定支持群體的訴求，對反對者激烈的抗議乃至行動不太在乎。
---作者 : 強舸*作者簡介：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建部教授。---(來源 : 秦朔朋友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