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腦子有問題，所以你們很危險。如果受不了，就去跳火車吧 ！”
“我可是和黑社會有來往的人。”
“我會把你和你的家人推入深淵。”
看到這段對話，不明所以的人肯定以爲這是某個有深仇大恨的人在放狠話。但實際上，它是日本上市公司Casa總裁宮地正剛對員工的離職談話。
安靜的辦公室裏，宮地正剛訓斥員工的聲音格外響亮，甚至能傳到辦公室外的區域，絲毫沒給這位老員工留情面，而原因僅僅是這位員工遞交了辭呈。
對于很多人來說，這種情況聽起來可能有些匪夷所思，但在日本，“辭職難”已經成了一種社會通病。
而爲了避免前面出現的難堪場面，日本許多打工人不得不雇一個人來幫自己辭職。如今這種代辭職已經發展成了一條産業鏈，只要花費22000日元（約1057元人民幣），就能幫員工辭掉一份令他們痛苦的工作。
這類辭職中介通常會代替客戶，向企業溝通離職意願，並幫助客戶明確辭職日期、遞交辭職信、打包和郵寄物件。
“我們常常會接到客戶的電話，哭著請求我們幫助他們辭職”，日本代辭職機構Momuri（意爲“我堅持不下去”）工作人員透露。
那麽，當很多地方的人還在因爲一份穩定的工作而拼命內卷的時候，爲什麽日本會出現這種拼命離職的場景？又是什麽原因，導致日本的打工人沒有勇氣，親自和自己的公司說“我不幹了”呢？
在日本，辭職辭到了精神科
在日本，離職可以有多難？
前面提到的Casa總裁宮地正剛，爲了拒絕員工離職，連續辱罵、恐嚇了員工4個小時，最後他還提到：“如果你想走，就賠償公司3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42萬）。”
除了辱罵、恐嚇以及巨額賠償之外，拖延戰術也是日本管理者阻止員工辭職的慣用手段。
“每天都被各種洗腦，領導會以各種理由跟你談話，比如說擔心你辭職後的生活、建議你找到下家再辭職，這樣一拖就是一個月。”
這是一位名爲RK Wang的博主在小紅書分享的他在日本辭職的故事。2023年7月底，當他向直屬領導（部長）提交了辭呈之後，就開始了漫長的拉扯過程，最艱難的時候，他被社長（相當于中國公司的CEO、總裁）叫過去進行了5個小時的談話，而主題就是勸他繼續留在公司。
爲了成功辭職，這位博主也分享了一些自己使用的“渾招”，比如他通過發表一些對部長不利的言論，從而導致部長辭職，爲自己辭職掃清了一個障礙。但這種方法也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這件事情之後，該博主被社長要求去看精神科並開休職證明。但即便這樣，社長也要求自己“先休3個月，再決定是辭職還是複職”。
這一番操作引得網友好奇，許多網友按照慣常的邏輯，表示：“你一定是個人才，他們才會想盡辦法不讓你走。”
但這種評論在日本職場卻只適用一半，因爲日本雇主“惜才”只是一方面，他們“惜才”的真正原因，則是日本勞動力的供需不平衡。
在日本，人才短缺已經是一個長期問題。根據日本新聞網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日本的勞動力人口（15~64歲）爲73,952,000人，比上一年減少了256,000人。
▲黃色部分代表15歲以下的人口；橙色部分代表15至64歲的人口；棕色部分代表65歲及以上的人口，圖源nippon
一位在日本從事IT工作的朋友對「有界UnKnown」表示，“日本的出生率下降，老齡化嚴重，但每個企業都需要年輕優秀的人才，所以企業面臨著年輕人才的爭奪”。
據日本總務省公布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10月1日，日本總人口爲1億2435.2萬人，較上年減少59.5萬人（0.48%）。這已經是日本總人口連續13年減少了。
▲日本1990年至2023年人口變化。橙色曲線表示人口總數量（單位：百萬），黃色柱狀表示每年的增加或減少（單位：千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稀缺的年輕人就更成爲了日本企業的香饽饽。
根據日本經濟新聞的報導，截至今年2月1日，日本今年春季的應屆畢業生就職內定率已經達到了91.6%，連續第三年刷出歷史新高。同時，2024年4月入職的日本應屆生的起始薪水已經達到22萬6341日元（約合人民幣1萬593元），相比去年增長了4.01%.
▲日本2024年應屆畢業生就職內定率，圖源日本經濟新聞
所以在如今的日本，爭奪並留住年輕人已經成爲企業的必修課。許多企業爲了最大化減少勞動力的流失，在辭職環節設置了多重“關卡”。
一個員工如果想要離職，需要將自己的崗位職責編寫成冊，以便繼任者可以更快地接手工作。在正式離職前一兩個月，向領導提交“退職願”[1]，也就是表達想要離職的願望，並准備好接受多輪面談，然後提交更正規的“退職屆”[2]。隨後，告知客戶和同事、准備送別會等。
▲退職屆（左）和退職願（右），圖源“日本通”
整個流程下來，大概涉及9個環節，如果領導刻意爲難，在任何一個環節都可以對提出辭職的員工“使絆子”。
* 一輩子被PUA的日本打工人
可能很多人會想，既然這麽好的待遇，爲什麽日本的打工人還要想盡辦法離職？
是爲了跳槽換取更高的收入嗎？答案其實不是，日本打工人拼命想要離職的原因，是因爲職場長期帶來的巨大壓力。
在日本，雖然年輕員工對企業來說十分稀缺，但由于日本獨特的職場文化，這些員工也在長期遭受職場的“權力騷擾”，日本管理者會利用自己的職場地位或職權，對下屬或同事實施壓迫行爲，比如人格貶損、語言暴力、強迫員工加班等。
美版知乎Quora上就有人提問“日本公司對員工是否真的太嚴格、太苛刻了？”一位在日本工作的網友對這個問題做了詳細的解答。
他描述日本職場相當壓抑，辦公室規則“十分愚蠢”，比如“禁止員工在辦公室的任何地方查看手機”，就像很多地方爲了吸煙單獨設立吸煙區一樣，日本也在公共場合設立“電話區”（Phone Area），如果要接打電話，需要在這裏進行。
▲日本電話亭，圖源Pinterest
此外，日本沒有病假，“如果你感冒了，很難去辦公室，你就需要占用你的假期時間，你根本不能請病假。”即便發生台風或地震，也必須准時上下班。
蓋洛普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勞動者對職場環境的不滿程度很高，41%的人表示工作壓力很大。40%的受訪者表示，現在是換工作的好時機，33%的人正在尋找新工作或收集新工作的信息。
可悲的是，當這些事情正在發生的時候，即便是稀缺的年輕勞動力，也沒有改變局面的話語權。
一方面，日本職場有一條傳統規則——終身服務制，這意味著不僅你自己，你討厭的人也會在這家公司呆一輩子。公司的人員不流動，環境就很難發生大的變化，職場霸淩、欺辱的現象，可能會一直存在。
另一方面，日本是一個極度講求禮儀和規則的國家，“拒絕”對于日本民衆來說，是一件難以啓齒的事情，主動提出辭職的行爲本身，會被解讀爲“不尊重人”。
但新生代的日本年輕人的職場觀念已經改變，終身雇傭制帶來的“穩定性”並非他們就職考慮的首要因素，Mynavi的一項對畢業生的調查顯示，“良好的薪酬”包括薪資和假期規定，是他們選擇雇主時最重要的因素。“企業文化／氣氛”排第二，再來才是傳統日本人最在意的“穩定性”。
日本職場中，年輕人的新思潮和老一派的規矩之間，正在發生著沖突。
他們不願意一輩子退不了休，也不願意一輩子被PUA。
但在已經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制度雙重挾持的局面下，日本年輕打工人，不得不在夾縫中生存。
*“代辭職”，拯救年輕打工人？
進退維谷的日本年輕人，最終選擇了找人幫自己辭職。
日本代辭職機構“Momuri”每天都忙于爲客戶打辭職電話的業務。其運營經理Shiori Kawamata表示，僅去年一年，他們就收到了多達11,000份客戶咨詢，其通常客戶群體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居多，並且工作時長不滿6個月。
Momuri展示了這項業務的整個溝通過程，他們在接到委托後，就會代替委托人向雇傭他們的公司撥打電話，並代替委托人向公司提出離職溝通。
▲日本代辭職機構Momuri官方，圖源YouTube
比如一位30多歲，來自教育行業的男士打電話向Momuri求助，希望能成功辭職。
代辭職工作人員接了案子後，撥通對方公司電話，“我的客戶受不了長期占據周末時間工作”，“他辭職的意願很強，之所以選擇找我們溝通，是因爲他覺得直接提離職非常困難。”
確認好辭職手續和日期後，代辭職工作人員開始核對私人物品以及辭職後所需文件。
整個流程十分標准化，通常先問候、傳達辭職意願、確認辭職手續和日期、物資確認、文件確認，最後再溝通後續處理。
在電話裏，代理人會幫助客戶詳細溝通每一個辭職環節，包括保險安排、辭職信格式，甚至個人物品會用抽繩袋包裝郵寄到某個確切的地址。
可以看出，只要是代辭職機構能代勞的環節，員工一點都不想摻和，他們盡一切努力避免直接與公司接觸。
他們不希望直面來自企業高管的憤怒。
某日本代辭職機構表示，“有些人的辭職信被撕了三次，即使跪在地上磕頭，雇主也不讓他們辭職，于是他們就來找我們了。”
代辭職，充當了雇主和員工之間的“緩沖帶”，既隔離了來自雇主的怒火，也阻擋了“隱忍文化”下員工的尴尬。
結語 : 2018年，日劇《大叔的愛》中的一句台詞，風靡日本——“不要大聲責罵年輕人，他們會立刻辭職的。”
▲日劇《大叔的愛》劇照
這種現象，隨著日本社會矛盾的持續加劇，已經表現得越來越明顯。2000年之後出生的日本年輕人，顯然更不願意接受傳統日本職場帶來的“規訓”。
但“代辭職”真的是一種出路嗎？
答案可能也不那麽肯定，代辭職雖然通過中介的方式，緩解了雇傭雙方的直接沖突，但也徹底隔絕了雙方溝通的可能。
問題仍然存在。
辭職變得更加簡單了，但職場裏，雇傭者仍然掌握著權利，可以肆意的辱罵、欺壓和PUA員工。從這個角度來看，“代辭職”也許並不是協調勞資雙方的橋梁，反而成爲加劇雙方差異的城牆。
本質上，代辭職仍然是一種妥協，而日本職場真正需要的，可能是一種對抗，一種由年輕人主導的，真正的對抗。--- [文 : 有界UnKnown，作者 : 錢江，編輯 : 山茶/來源 : 钛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