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高系廣發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產業研究院院長，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本文是廣發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在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暨第三屆大灣區經濟發展大會上的主旨演講實錄
沈明高：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首席、各位嘉賓：
大家上午好！很高興有機會參加今天的討論，這個環節主要是圍繞新質生產力和人工智能發展展開交流。當然，我們是學經濟的，從經濟和產業的角度探討人工智能未來發展的優勢、挑戰和機會，跟大家分享幾點最近的研究認識。
首先，從宏觀的角度，技術進步很可能是全球重回快增長軌道的主要動力。從G20主要國家人均GDP相對G20平均水平的比重變化看，發達國家的人均GDP相對G20平均水平都比較高，新興市場則相對較低。
2011年以來，全球進入了慢增長時期，全球現價美元計價的名義GDP增長速度年均復合增長率只有2.9%。G20的19個國家裏面，人均GDP相對G20平均水平保持增長的主要只有兩個國家：美國、中國。
在這樣一個全球增長放慢的過程中，美國的人均GDP在上升，相對於G20平均水平增加了74%，其次是中國增加了32%。
為什麽這個趨勢很重要？全球快增長時期，美國的人均GDP相對全球水平是下降的。這個慢增長階段什麽時候結束，需要看到美國的人均GDP相對全球見頂回落，即更多的國家開始進入快速增長周期，那麽動力來自哪裏？這就是想引出今天的討論，我認為，可能來自技術進步特別是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廣泛應用。
從美國的角度看，近年來，其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環比年化進入了快速增長時期。2000年初開始，美國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總體是下降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進入平穩增長階段，從2022年下半年到2023年開始，美國這兩個指標均出現了反彈。
這是否代表了AI技術廣泛應用帶來的新趨勢，這個趨勢是不是持續，還有待觀察。二季度美國的GDP環比增長了2.8%，很可能意味著美國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反彈可能比較明顯。
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開始的人工智能浪潮有可能惠及更多的國家，帶動全球各個國家的快速增長，使全球進入快增長軌道。這是我想說的第一個觀點，即技術進步可能是全球重回快增長軌道的關鍵要素。
其次，數字技術和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人工智能是當地最重要的通用技術。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講，前面幾次工業革命的關鍵在於蒸汽機、電力的發明等，第五次革命的關鍵技術是什麽？
大家可以討論，但我個人認為很可能是數字技術。數字技術是和當初的蒸汽機、電力、信息通訊技術同等重要的創時代技術創新。二十屆三中全會也專門提到要加強關鍵共性技術的攻關，引導新興產業發展。
從技術進步的分層邏輯來看，我們怎麽樣理解數字技術或者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人工智能地位？ 我把技術分成三個層級，第一個層級叫通用技術，第二個層級叫共性技術，第三個層級叫專用技術，從這個角度可以比較好地理解三中全會提到的關鍵共性技術。在這樣一個分析框架下，數字技術或人工智能就是當地最重要的同樣技術。
通用技術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是持續時間比較長，很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當初電力發明之後，花了全球大概40年的時間來理解怎麽樣利用電力，圍繞電力進行創新。
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或數字化、智能化推進的速度會比以前更快，但肯定也是節後一個時期最關鍵的一次技術革命。二是數字技術作為通用技術的規模優勢非常明顯。
也就是說，企業規模越大，平臺優勢、技術規模優勢就越明顯，甚至存在著規模收益遞增的可能。這就使得相對比較小的企業如果不能很好的利用數字技術或者智能化技術，很可能會在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
通用技術顧名思義影響到所有產業、所有國家、所有企業和個人，專用技術是企業層面用的技術，它是一個微觀概念，專精特新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專精特新用的技術就是專用技術。
共性技術介於通用技術和專用技術之間，共性技術不如通用技術覆蓋面那麽廣，但是比專用技術影響的產業面更寬，是若幹產業共有的技術。共性技術一旦突破，會帶來一系列產業的創新和發展。
對地方政府來說，比如廣東，需要理解影響廣東產業發展的關鍵共性技術到底有哪些，並有針對性地實現有組織的攻關和突破，就可以帶來一系列相關技術的創新和新業態、新模式的形成，這些創新和突破有時候甚至是顛覆性的。
從人工智能的角度來理解，如果我們認為人工智能是一種通用技術，或者數字化、智能化是一種通用技術，那麽概括而言，人工智能的三個關鍵環節都有其各自的關鍵共性技術：
1. 感知環節。相當於人一樣，要看得見，即視覺，還要摸得著，即觸覺等，通過這些功能收集和積累信息，在這個環節的關鍵共性技術之一就是智能傳感技術。
2. 決策環節。收集到信息之後，需要有芯片、軟件和大模型來做高通量的計算處理，並基於數據處理得出決策方向。在這個階段，大模型、軟件、硬件都很關鍵，它的關鍵共性技術包括GPU、高通量計算能力等。
3. 執行環節。決策之後就要執行，執行階段的關鍵共性技術包括電控加電機，智能電機是驅動每個決策落地的關鍵環節。
如果我們認為人工智能或者智能化是通用技術，我們要更加重視研究影響人工智能的關鍵共性技術，從這個角度出發，很有可能推動在人工智能的發展方面實現關鍵突破。這是我想說的第二個觀點，就是要高度關註人工智能各個環節的關鍵共性技術。
第三，發展人工智能的優勢到底在哪裏？大概有這麽幾點：
1. 產業應用場景優勢。相對於美國而言，中國的產業應用場景更加豐富目前，我國製造業增加值占G20高達36%，其中，長三角三省一市占了G20的10.2%，已經超過日本的6.1%，珠三角占了4%。
因此，珠三角和長三角基本上是全球產業應用場景最豐富的兩個地區，利用這兩個地區的優勢，即產業鏈長、產業鏈完整，完全有條件實現人工智能的規模優勢和產業應用場景的規模優勢相結合，推動AI+產業快速發展。
2. 投資先發優勢。過去十年，私募投資覆蓋的人工智能初創企業數量和規模，美國排名第一，十年投了4500家，其次就是中國1300家。所有其他歐洲國家加在一起都不如美國一個國家多，所以從人工智能投資的先發優勢看，中美兩個國家居全球前二。
麥肯錫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個企業比較早參與數字化和智能化，成為產業發展的領跑者，未來現金流就有可能出現爆發式增長，反過來講，如果是落後者，剛開始企業的現金流是正的，因為投入比較少，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未來的現金流增長速度會居於下風，因為領跑者占據了智能化的高產出優勢，更有可能獲得較大的市場份額。
因此，數字化、智能化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對每個企業來講，不是我們想不想參與的問題，而是怎麽參與的問題。
3. 替代優勢。人工智能的功能之一就是替代人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表明，在人工智能替代人工的程度從低到高的三種可能情景中，當替代程度比較低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受益。
但是在替代程度較高的情景下，發達國家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新興市場獲得的好處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為什麽有這個區別？
發達國家愚新興市場國家勞動力的相對充裕程度不同是一個原因，還有就是人工智能能夠替代的產業和技術品類、工作崗位不同是另外一個原因。換句話說，人工智能替代人工，相對來講比較有利於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就業是一個挑戰。
當然，人工智能也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MIT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現在60%的職業在1940年之前是不存在的，技術進步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未來一定也會看到相當比重的新工作出現。對中國的啟示是，要利用人工智能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來彌補它對勞動力替代帶來的就業不足。
概而言之，AI+的規模優勢是最主要的，其次是先發優勢，以及利用人工智能不但能替代就業，更要實現就業創新。
第四，從我們目前面對的挑戰來看，中美競爭就是技術競爭。大家可以看到，產業轉移的最新趨勢，勞動力密集型、低附加值的行業已經開始從中國轉向東盟。我國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出口，最近幾年占全球的比重已經進入平臺期，而東盟這些國家的出口占全球比重在上升。
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從歐洲轉入到我們國家，一部分到東盟，其中，美國、日本汽車出口占全球比重基本上進入平臺期，有的在下降，而中國汽車出口在增加，這當然也是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但主要是資本密集型。
關鍵的是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轉移，我們以電子行業為例，中國在全球出口市場份額，最近幾年也進入了平臺期，相對來講，美歐日的電子行業出口占比，除歐盟下降比較明顯外，美國和日本占比仍然相對平穩。
理論上講，隨著產業轉移、技術轉移，中國在這個賽道應該占有比較高的比重。真正競爭比較激烈的，就是在技術產品市場，特別是在出口市場方面。
一個值得關註的新趨勢是，美國在技術創新方面的本土優勢正逐步顯現。美國標普500指數中，上市企業的營收來自美國本土的收入占比總體在上升，即美國企業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去國際化。
我們把標普500企業分成兩類：一類是收入50%以上來自美國，另一類是來自美國本土的收入低於50%，疫情期間國際化程度比較高的企業營收增長比較快，但是疫情後美國本土化程度比較高的企業，營收相對於國際化程度比較高的企業增長更快。
這代表某種程度上美國的再工業化取得了進展，特別是美國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使得其本土技術市場的需求在上升，自身技術的消納能力得以提升。
英偉達的數據也可以印證這一趨勢。2018年英偉達營收來自美國的比重只有12.8%，到2023年已快速上升至44.3%。40%以上的收入來自美國，部分對沖了中美摩擦對英偉達收入的影響，表面美國國內人工智能或者智能化發展在加速，它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國內技術供給對海外需求的依賴。
相對來講，我們也看到中國相對美國的增長潛力。初步數據顯示，美國科技上市企業整體ROE水平在上升，2022年達到24%，高於非科技企業，而我國科技上市企業的整體ROE甚至低於非科技企業，近年沒有呈上升的趨勢。
當然，我們也知道我國科技企業的發展還處在比較早的階段，我們還沒有形成規模優勢、產業集群優勢，隨著時間的變化，我們相信中國科技企業的整體ROE首先要超過非科技企業，然後逐步向美國科技企業的整體ROE水平靠攏，中美科技企業ROE的差距代表了增長潛力，如中美人工智能發展差距縮小，可能是一個重要的途徑。
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中美科技企業ROE的差別主要來自兩個細分領域，即軟件、技術硬件和設備（包括光刻機等）。這兩個賽道的差距就是未來的潛力。
因此，中美技術競爭中，美國本土化趨勢部分減輕了對海外需求的依賴，中國同樣需要打開數字化、智能化的應用場景，創造需求、發揮產業鏈優勢，讓更多的人工智能企業落地。
最後，對我國而言，AI+發展的機遇在哪裏？簡單總結為三點：
1. 抓住關鍵共性技術這個牛鼻子。基於前面的分析，要高度重視對關鍵共性技術的研究和攻關，使AI+技術和豐富的產業應用場景相結合，形成產業優勢。
2. 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展多元股權融資，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從金融模式看，橫軸是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縱軸是信貸余額占GDP的比重，代表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個渠道。
與2000年相比， 2023年全球金融模式總體在向間接融資傾斜。相對來講，中國過去二十多年時間裏，間接融資相對於直接融資的比重在上升。同時，美國甚至日本直接融資的比重都在提升，而歐洲走的是另外一條路，間接融資的比重大幅度提升。事實上，歐洲企業整體創新的實力也面臨考驗。
從這個角度來說，怎麽樣為科技企業定價，特別是對非贏利的企業定價，使得科技企業更早地參與市場資源配置，是資本市場的一個核心功能，也代表了資本市場的競爭力。
3. 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我們提出了一個新概念，叫科技資本。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新的生產要素，其中之一就是科技資本。科技資本有什麽特點？
科技資本是懂技術、懂產業應用場景、懂風險定價的資本。金融機構投資或貸款給企業一塊錢，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一塊錢的概念，而是一塊錢的貨幣+科技資本的附加值，這樣的科技資本可以更好地甄別和培育更多的獨角獸企業。
同時，上市公司也要提高自己的科技信用，即通常所說的科創屬性。通過增加科技資本投入，結合研發資本存量和數據資源存量等加快形成科技中間品，為企業帶來未來現金流增量，整體提升科技企業的整體ROE水平，這樣我們的科技企業就更具國際競爭力，從中產生一批世界級企業。
謝謝大家！---來源: 首席經濟學家-
*管濤：患得患失的美聯儲*
管濤：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8月1日-2日，「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暨第三屆大灣區（黃埔）經濟峰會」在廣州舉行，主題為「新起點、新時代、新境界，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出席並演講。
各位領導、各位嘉賓：
下午好！今天（8月1日）下午的環節，前面專家多多少少都談到了美聯儲的問題，所以我都不知道講什麽了。昨天晚上（7月31日）正好開完了美聯儲最新一期議息會議，大家對美聯儲的最新貨幣政策動向也有很多了解。我今天主要給大家講的是頭腦風暴，即9月份降息是大概率事件，那麽降息之後又會怎麽樣？
我想從三個方面給大家作個匯報。一是預防式降息或即將來臨。二是美聯儲謀求的是經濟軟著陸，但實際上我個人認為在軟著陸道路上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面臨兩個風險：資產價格超調、貨幣政策之後。三是回顧歷史上一次美國經濟軟著陸是九十年代中期，但從最後的情況來看是不著陸，重新加息，最後美國經濟還是陷入了衰退，而且當時伴隨著資產泡沫的破滅。最後，談幾點結論。
一、預防式降息或即將來臨
盡管到目前為止美國的反通脹取得了積極進展，CPI通脹由9%降到了3%左右，PCE通脹由7%降到了3%以下，但是不管怎麽樣，這兩個通脹指標實際上離2%還是有一定差距。而且，從去年2月份起，核心CPI和PCE通脹都持續超過了整體通脹水平。
美國通脹是混合型的，既有需求側的原因也有供給側的原因。根據舊金山聯儲研究，這兩個影響美國通脹的因素是按下葫蘆浮起瓢。今年，美國通脹仍然有韌性，主要反映為供應側因素的影響有所上升。
剛才，陳興動老師談到歐洲通脹，6月份歐央行降息以後，7月份的通脹又有所反彈，體現了歐洲的通脹很有韌性，這反映了供給側沖擊實際上還沒有完全消退。
由於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帶來的通脹改善已經觸底了，不論是能源價格、食品價格都存在上行反彈的壓力，而且加上地緣政治的沖擊，如哈以沖突、紅海危機，全球供應鏈又出現了一定的擾動。這些都令未來美聯儲的抗通脹之路並不平坦。
昨天晚上美聯儲召開最新一次議息會議，有一些新的變化：一方面肯定了最近幾個月美國通脹回落取得了進一步進展，另一方面修改了措辭，從過去高度關註通脹風險轉為關註雙重目標，既要關註通脹也要關註就業問題，給市場一個比較積極的信號。
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實際上在新聞發布會上，鮑威爾仍警告，美聯儲目前仍然面臨緊縮不足或者緊縮過度的風險，既擔心降息過早過多導致通脹反彈，也擔心高利率持續時間太長導致就業突然出現急劇惡化。
所以，昨天晚上鮑威爾打的是「太極拳」，一方面肯定九月份降息是合適的，但另一方面強調美聯儲仍然需要獲得更多的數據，未來一段時間可能降息是零到多次，而並沒有肯定九月份一定降息。只不過市場選擇他願意相信的東西，這個解讀被認為是鴿派信號，昨天美聯儲會議結束之後，美股大幅上漲。
未來兩個月，美國通脹不出現反復的話，很可能9月份美聯儲降息是大概率事件，年內降息兩到三次。但我個人認為，9月份降息是大概率事件，因為高利率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在持續釋放，比如說去年3月份爆發的矽谷銀行倒閉，今年3月份的紐約社區銀行股價崩盤，最近一段時間又出現了日本第五大銀行農林中央金庫止損，還有一些商業地產作為底層資產的CMBS產品暴雷。
這意味著高利率持續的時間越長，對美國經濟金融包括對其他國家傷害越大，美聯儲肯定希望能夠把利率降下來，采取預防式降息。但未來還會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因為美國通脹回落不一定是線性的，未來存在反彈的可能性。
二、謀求軟著陸可遇不可求
這一次軟著陸面臨的挑戰很大。為什麽美國經濟到目前沒有衰退？很多人說美國就業市場強勁、個人消費強勁，我覺得這是不衰退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很重要的原因，一是美聯儲緊縮，但美國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沖了貨幣緊縮帶來的影響。
二是雖然美聯儲加息，但實際上全國金融條件仍然偏寬松，還接近本輪加息前的水平。總體上，美國企業的信用風險溢價到目前為止仍處於較低水平。
三是美聯儲雖然縮表了，但美聯儲總資產相當於名義GDP的比重仍較疫情暴發前高出五六個百分點。當然，按照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的說法，他認為從美國經濟表現來看，很可能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不夠限製性，他認為美國的中性利率可能是4.5%，政策性利率應該到6%以上。果真如此，那就更恐怖了。
當然，薩默斯是很有影響力的，他上次講2008年危機之後美國經濟陷入長期停滯，2021年初接受采訪時說美國高通脹將不可避免。這些似乎都猜對了。有一本關於耶倫回憶錄的書，書裏說她特別不感冒薩默斯，因為作為前任財長對公共政策的評論這麽直白，讓現任無法有效開展工作。
當前美國消費強勁，除了前期政府給家庭發錢形成的超額儲蓄外，還有疫情以來大水漫灌催生的股市和房地產價格上漲造成的正財富效應。但資產價格具有超調的屬性，對於美聯儲的調控帶來很大挑戰。這意味著美聯儲與市場溝通輕不得、重不得，可能會導致資產市場的劇烈振蕩。
而且，剛才邢自強首席談到美國高科技公司，現在市場也有一些討論，說今天的英偉達會不是昨天的思科？這種高投入、低產出的AI增長模式是不是可持續的？也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關鍵是現在美聯儲放棄了前瞻性指引以後，喪失了對經濟前景的預見性，所以基本上也和我們券商分析師幹一樣的活兒，拿到數據以後現場解說。這就是數據驅動帶來的後果。當年，特朗普是「推特治國」，讓金融交易員不勝其擾。現在，美聯儲官員成為「現場解說員」，也讓他們很是困擾。
另外，依靠數據驅動相機決策，還面臨貨幣政策滯後性的挑戰，因為從看到經濟數據做出判斷，再采取貨幣政策措施，然後再到貨幣政策作用到實體經濟層面，這裏有一個時間差，也就意味著屆時行動，可能為時已晚。5月9日，美聯儲發布了最新的半年度《金融穩定報告》。
過去四期《金融穩定報告》中，都將持續的通脹和貨幣收緊列為近期最大的金融風險。最近這期報告，受訪者將先前政策收緊的潛在滯後效應列為關鍵觀察點，並暗示美聯儲可能在降息方面落後於曲線，或者在經濟突然下滑的情況下可能行動不夠迅速。
6月底的時候，大家還在「特朗普交易」，美元指數走強，現在已經切換到「衰退交易」，主要是美國就業數據出現了變化，連續3個月跳升，而且五六月份連續升到了4%以上，美元指數走弱。
根據所謂的「薩姆法則」，如果3個月移動平均的失業率超過12個月內的低點0.5個百分點以上，通常會觸發經濟衰退。這個指標似乎比長短端利率倒掛更靈:長短端利率倒掛不一定會有衰退，但衰退之前通常會長短端利率倒掛；然而，一旦觸發「薩姆法則」的門檻，1970年代以來都伴隨著經濟衰退，準確率為100%。
當前，過去3個月（4-6月份）移動平均是4.0%，較低點已高出0.43個百分點，接近了0.5個百分點的觸發門檻（註：5-7月份移動平均為4.13%，高出12個月內低點0.53個百分點，觸發了美股連續第二天的巨幅下挫）。
當然，這一次的美聯儲議息會議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鮑威爾還是比較樂觀的，排除了這種可能性。但是，對市場來說，大家擔心就業市場突然惡化。而且，美聯儲也沒有排除這種可能性，即不用等到通脹降至2%以後才降息，如果就業市場突然惡化，美聯儲也可以降息。9月份會有多少個基點的降息，除了通脹，還要關註就業數據。
三、上次軟著陸終點並不好
以史為鑒，即使這次緊縮之後，美國經濟實現了軟著陸，最終結果也不會太好。
有人總結過，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不含這一次緊縮周期，十一輪緊縮周期八次都是衰退，只有三次軟著陸。其中，成功的軟著陸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1994-1995年，緊縮之後，美國經濟軟著陸。
但薩默斯去年初接受采訪時講，現在大家對於美國經濟的運行狀況存在過度解讀，美國經濟可能像美國的卡通形象威利狼，這匹狼跑在懸崖邊上，沒有掉下去的時候在平地上是正常狀態，一旦掉下懸崖就是自由落體。
首先來看九十年代中期美聯儲緊縮之後的軟著陸是怎麽演進的。當時正值格林斯潘任美聯儲主席，他偏好先發製人的貨幣政策，現任鮑威爾放棄前瞻性指引，依靠數據驅動後，偏好後發制人。
經歷了1994年2月至1995年2月累計七次加息、300個基點後，1995年7月開始，美聯儲采取了預防式降息，但是在軟著陸的背景下，實際上不是連續降息，降息幅度也不大，到1996年1月累計降息三次、75個基點，然後按兵不動。
後邊看到美國經濟又有過熱的跡象，1997年3月份重新開始加息。如果沒有後面的東南亞貨幣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大概率美聯儲會漸進加息。
1997年3月份美聯儲加息，疊加市場傳聞日本央行也要加息，導致7月2日泰銖失守，引爆了東南亞貨幣危機，逐漸演變成為席卷全球新興市場的亞洲金融危機。這是1980年代經濟全球化以來，遭遇的第一場國際金融危機。這場外部沖擊讓美聯儲擱置了進一步的貨幣政策行動。
到了1998年底，亞洲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引發了俄羅斯金融風暴和美國長期資本公司倒閉，美國金融市場動蕩，美聯儲1998年9月至11月采取了連續三次預防性降息、累計75個基點的措施，來對沖外部沖擊可能對美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
1990年代後半期，美國經濟長期處於非理性繁榮的互聯網泡沫之中，思科公司成為了那個時代的標誌性企業。
進入1999年，美聯儲發現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只是虛驚一場，美國經濟繼續面臨過熱的風險。隨後，美聯儲於1999年6月重啟加息，到2000年5月累計加息六次、175個基點，最終將利率提升至6.5%，比1995年2月加息之前的終點利率還高出50個基點。這最終導致了2000年底互聯網泡沫破裂，並在2001年引發了美國經濟的衰退。
回顧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在軟著陸的情況下，美聯儲不會有大幅度的降息空間。同時，軟著陸不可能永遠「軟」下去，最終要麽是硬著陸，要麽就是不著陸。從上一次的情況來看，最終又出現了不著陸，所以重新加息。但由於美國經濟經歷比較長時間的景氣，資本市場非理性繁榮造成了資產泡沫，緊縮刺破泡沫導致了經濟衰退。因此，從上次的情況來看，軟著陸的最終結果也不是很好。
剛才，大家討論了美國大選，特別是特朗普當選的可能性。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偏好弱美元政策，就是低利率、弱匯率，這對經濟有一定的擴張作用。特朗普也偏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是6月底「特朗普交易」的重要看點。
特朗普還喜歡打貿易戰，也會推高美國通脹中樞。此外，特朗普非常強勢，喜歡幹預美聯儲的獨立性。
他已表示會讓鮑威爾幹完剩余的任期，但特朗普的政策和當前鮑威爾的反通脹政策沖突較大，這又會給未來美聯儲政策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其中，最讓美聯儲棘手的情形是美國經濟滯脹的風險，屆時美聯儲將面臨穩物價還是穩就業的兩難境地。
四、主要結論
第一，如果未來兩個月美國的通脹數據不出現反復，9月份美聯儲很可能會采取預防性的降息措施。現在有觀點認為，降息多少不重要，什麽時候開始降息最重要。這值得商榷。市場總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現在還沒有啟動首次降息，所以市場高度關註美聯儲何時開始降息。一旦美聯儲完成了第一次降息，接著就會不斷猜測何時會有第二次第三次。這種對後續降息的預期同樣可能引發市場的波動。
第二，預計下半年某些因素或將增加美國通脹的粘性，製約美聯儲降息空間。當然，也不排除薩姆法則發揮作用，如果美國的失業率出現顯著變化，美聯儲也可能會更多更快地降息。
第三，歷史上美聯儲緊縮周期大都以衰退收場，即便1990年代中期緊縮之後的軟著陸，最後因不著陸再度加息，最終引爆資產泡沫，經濟陷入衰退。所以，在高利率結束之前，任何結論都言之尚早。
第四，預計美聯儲和市場都將在緊縮不足或緊縮過度之間反復切換，這將加劇金融市場波動。此種情形下，對於投資者來講，預案比預測更重要，承受得了多大的回撤才敢追求多高的收益。投資者需要考慮，以往盈利的投資標的是否仍能繼續帶來收益，對此需要保持警惕。
第五，較為確定的是，美國經濟不衰退，美聯儲不會大幅降息，美元也不會趨勢性走弱。若特朗普重返白宮，將增加美聯儲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來源: 首席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