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5月31日，全國失信被執行人約836萬人。這些人，最終變成了催收員表格中的一個個墨點。
從去年11月底入職，到今年6月離職，張宇在催收公司待了半年。
和眾多同行相比，他堅持的時間已經算久。胡銳濱做了2個多月，在7月的最後一天離開。還有不少催收員僅待了幾天，就匆匆離開。
催收員入行的理由相似，均被傳說的高薪吸引。離開的理由各有各的不同，有人因經受不住道德底線的考驗，有人因害怕法律風險。
國內的催收行業誕生於2003年，經過20余年的發展，已成為一個有著數千家公司、數十萬從業人員的行業，每年為金融機構追回的逾期貸款逾千億元。
與此同時，暴力催收的事件層出不窮，公眾聞「催收色變」。近年來，監管層加大整治力度，改變了催收員的工作。
今年6月，多家銀行公開招聘催收員，背後是逾期貸款規模的增長。
欠債人越來越多，催收員的日子卻越來越難過。這是4位催收員的心聲，如今，他們都離開了這個行業。
01 | 一份人人喊打的工作
「我想，如果不是為了生活，沒有人願意選擇一份人人喊打的工作。」
張宇今年26歲，作為設計專業的學生，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家裝設計。當他去了公司才發現，工作內容和他想得有出入，平常主要是電話訪問客戶，進行家裝銷售。
也是這份工作經歷，讓他和打電話方面的崗位結下了緣分。後來張宇轉行做房產銷售，但沒多久就遭遇房地產下行，很難賣出房子。
最終在高薪資高提成的誘惑下，張宇加入催收員大軍，公司是一家外包催收機構。
面試很簡單，熟手沒什麽學歷要求，新手要求大專以上。另要求通勤時間在半小時左右，方便員工加班。
入職後，張宇留意到，本科生比較少，老員工基本沒有學歷。和他同一批進去的，幾乎全是專科。
此前，他面試過銀行的催收員，崗位要求非常嚴格，上廁所規定時間不能超過15分鐘，手機不能帶入工位。他覺得自己受不了，就沒去。
正式上崗前，張宇接受了為期7天的培訓。公司教的第一堂課，就是告訴張宇們，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如果不還，就用一些手段「幫助」欠債人還款，這是無可厚非的。
「目的很明顯，就是想讓我們沒有那麽多的負罪感。」聽起來像洗腦，落實到工作，大家也就心照不宣。
利益驅動擺在第一位。催收員的收入與客戶的還款金額直接掛鉤，根據逾期時間和回款難度等指標，提成少則3%，高可達20%以上，變相刺激催收員越界。
張宇覺得催收工作其實不難，很多話術都有模板，照著模板讀就行了，關鍵是語氣得強硬。
起初，因為害怕涉嫌暴力催收，他和客戶說話好聲好氣，被罵了也不敢罵回去，「電腦系統有錄音監測，罵人只能用自己的手機。」
張宇開始糾結到底該怎麽辦，但眼看業績差，影響收入，一直內耗也沒用，只好硬著頭皮玩心理戰。
心理戰屬於催收員工作的日常一環，謾罵則為心理戰的常規「武器」，誰先主動開口罵人，似乎誰就搶占了道德高地。
在張宇眼裏，剛逾期的欠債人最好對付，他們比較膽小，稍微嚇唬，威脅會上征信、通知家人朋友，他們就會想辦法還錢。
是人就有軟肋，催收員利用人際關系網，來拿捏欠債人的心理。
如張宇所願，他賺到了遠超本地的薪水。除了第一個月5000多元，後面都是七八千左右，最高拿過12000元。
「我這個薪資，在公司裏只算中間水平，很多老員工月薪達兩萬多。帶我的師傅，最高能拿34000元。」
但高薪背後，是不亞於大廠996的工作強度。
每天，張宇要用電腦外呼200~400個電話，如果業績不達標，就會被留下來強製加班。下班後，公司還要求員工繼續用私人手機聯系欠款人。
「合同上的上班時間是10:00~18:30，但我基本最早下班7點，常常8點後下班，這種情況會有20元的餐補。一個月休4天，可以自己選時間。」
在殘酷的拉鋸戰中，張宇也會偶爾在業績較好的情況下，尋找一些心理慰藉。
有次臨近月底，他遇到一位孕婦客戶，帶著哭腔說結婚後才知道老公欠了幾十萬，各種借網貸東倒西補，債務像滾雪球般越來越大，每天都要接幾十個催收電話。
張宇動了惻隱之心，教她設置騷擾攔截，「我說你只是欠錢，又沒有犯法，應該過好自己的生活，先把肚子裏的孩子給養好。」客戶誇他態度最好，張宇比催收回款了還開心。
但心理戰不是萬能藥，再高明的催收員，也叫不醒「裝睡」的老油條。
張宇遇過「那種特別壞的欠債人」，欠了非常多的債務，自己成了失信人，名下什麽都沒有，微信支付寶被封，平時用家人的通訊工具。
「對方還跟我說，老家有很多像他這樣的人，愛薅羊毛，借了錢不還，基本每個人都有七八十萬的負債，多的還有兩百多萬，被關了幾年又放出來。」
鬥不過就跑，張宇覺得自己不適合這行，整天擔驚受怕，就辭職了。
「幹催收半年，我收獲了什麽，無止境地謾罵」。張宇終於痛快地發泄積壓已久的苦悶。
催收行業灰產色彩濃厚，名聲很差。搭過這條船，上岸沒那麽簡單。
直到現在，張宇還沒找到新的工作。他投遞了幾家公司，HR面試都覺得不太合適。問原因，說他做過催收，可能言語會比較激進，不好相處。
張宇感到有點委屈，雙方明明沒有深度溝通，就被貼上了負面標簽。「後
續考慮往法務咨詢方向發展，想找靠譜一點的，合法合規的。」
02 | 沒有黑白分明的紅線
00後許沐陽自稱「資深催收員」，從業有五六年了，和形形色色的人打過交道，對同情心早已有所「免疫」。
他有一套方法論，核心是權衡利害。
通常，他通過三種途徑聯系客戶，工作手機、電腦外呼、私人手機。如果用公司的系統打電話，說了臟話，系統會自動識別，並進行相應的扣款，這給許沐陽的工作造成影響。
與其抱怨，不如找到折中共存的辦法。他給筆者舉了個例子。
有一次，他對客戶破口大罵，成功追回了欠款，提成有1000元。系統考核扣了200元罰款，剩下800元提成。
然而，假如許沐陽不使用這些違規手段，客戶很可能不會還錢，那他就一點提成都沒有。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所以，我們有時也會衡量違規到底劃不劃算。如果我們有確切的把握，客戶會還錢，我們才會去冒違規的風險。如果明知道客戶是不會還的，那我們就合規地去催收。」
業績好的時候，他月薪三萬多元，低也有四五千元。
「所謂的罰款，是做給別人看的，來掩蓋不合規的一些行為。」哪怕許沐陽罵客戶罵得再難聽，也不會受領導批。「只會說我們罵得好，唯一罵我們是什麽呢？沒業績，業績不達標。」
他換過幾家催收公司，無一不是以業績為主。在他看來，催收沒有黑白分明的正規紅線，全是違規的，否則欠債人根本不可能還錢。
手裏有錢的，不用打電話催，人家自己也會還。手裏沒錢的，說破嘴皮子也沒用。只有搞一些見不得光的手段，去威脅，欠債人才會想到去籌錢還錢。
一旦發現客戶有錢也不還，直接上強度，把所有能說的都說一遍。
有位欠債人，說他的錢是用來做生意進貨，許沐陽就忽悠對方先把賬單處理，處理完了可以再去申請，後臺三分鐘會立馬放款。
催收員的面試門檻低，只要征信沒問題，就能順利入職，許沐陽的同事大多是大專以上、00後。
在招聘平臺，可以大致描繪催收員的群體畫像。「學歷不限」「高中」「中專/中技」「大專」，經驗不限，18歲以上，溝通表達能力良好，心理素質良好……
在學歷貶值的時代，這些群體在就業市場缺乏競爭力，懷著高薪神話的夢想，他們紛紛湧向催收行業。
但現實是，並非所有催收員都能像許沐陽那樣，豁得出去，又能把錢收回來。
崔澤則在催收公司不但沒賺到錢，還有種倒貼上班的落差感。
每個月他從公司分配到500多個案件，將年輕點的欠債人篩選為有效客戶。為實現高回款率，崔澤必須把握欠債人的隱私信息，包括欠債人及其家人的社保、工作單位等。
而這些信息，不是由公司免費發放，崔澤得自掏腰包，每月需要花一千多元向公司購買。
雖有底薪3500元，在業績差的時候，買完資料就沒剩下多少錢，「回款周期太慢了，加上有時覺得欠債人太慘，我不忍心打擾他們。」
當然，他也經歷過月薪一萬七的高光時刻。
第一通電話，往往打給聯系欠債人配偶或家人的公司。冒充快遞員，問是不是某某公司，確認對方是否在上班。如果是，就要求公司前臺或其他部門，讓對方回電話。
重點不是聯系到欠債人，而是給欠債人釋放出強烈的信號：有的是辦法，把你不光彩的事廣而告之。
說話稍有余地，吃虧的大概率是自己。
剛入職，胡銳濱碰到一個客戶，對方說沒有經濟來源，已經在跑外賣還錢，還有小孩要養，求他幫忙申請減免利息和罰息。
胡銳濱也覺得他可憐，但沒有照做，而是講清楚逾期金額、幾筆借據，建議先處理一筆逾期，可以緩沖緩沖。胡銳濱以為自己在幫客戶，沒想到卻被客戶投訴。
「說我天天騷擾他，其實我沒有，每次通話都有記錄。我突然發現，有時候同情心真的抵不過喪心病狂。」
03 |催收員與欠債人的兩難
上述提到的所有講述者，全部離職了。
見證了人性善與惡，半年後崔澤辭職，現在做點小生意。胡銳濱堅持的時候更短，只有2個多月，趕在7月31日離開。
看似混得如魚得水，許沐陽也在今年4月離職，「國家嚴打，不敢冒險了。以後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不會做了。」
所有受訪者一致表示，負債人正在變得越來越多，以90後、00後居多。他們大學剛畢業，工作不好找，便選擇用網貸超前消費，然後以貸養貸。
催收行業的成長與繁榮，是消費主義的突飛狂飆。
2003年，被稱為中國信用卡元年，當年6月份發卡量就達到了2499萬張，催收市場的規模開始進入大爆發階段。
2007年，網貸平臺出現，審核門檻比傳統銀行要低，2012年左右進入野蠻發展時期，從130多家猛增到2015年的3000多家。
國內催收巨頭湖南永雄集團曾謀求上市，其招股說明書顯示，據iResearch數據，2013年到2017年，中國催收市場的總收入復合年增長率達48.5％，同期美國市場的復合年增長率為2.9％。
互聯網巨頭的下場，更是助推借貸金融業務的瘋狂擴張。顯眼的借貸入口，鋪天蓋地的貸款廣告，打著「低利息」「放款速度快」等口號，吸引用戶入局。
平安證券研報指出，2017年互聯網貸款總規模高達約4300億美元，巔峰期間，中國網貸公司數量達6000余家，涉及催收的企業8000多家。
但在消費主義的迅猛突進中，信用觀念被輕描淡寫，導致「壞賬本」愈發厚重。
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5月31日，全國失信被執行人約836萬人。
這些人，最終變成了催收員表格中的一個個墨點。
巨大的需求面前，催收員卻認為工作越來越難做了。
近年來，監管部門嚴厲打擊非法催收、暴力催收，強調無論是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還是第三方催收機構，都必須規範催收方式。
一個關鍵信號是，2023年5月，湖南永雄集團倒下。該集團累計催收超過2億人次，分公司遍布多省。
相關政策密集發布，也在觸動著催收員的神經。
2024年4月18日起施行的《消費金融公司管理辦法》，首次新增「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章節，明令禁止暴力、恐嚇、騷擾等不正當手段進行催收，不得對與債務無關的第三人進行催收。
許沐陽在職期間，早上9點上班，最遲晚上9點下班。「因為國家出了規定，早上9點鐘之前、晚上9點鐘以後，不允許電話催收。」
他離職不久，催收行業又迎來新規，進一步收緊了電話催收時間。
5月15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互聯網金融貸後催收業務指引》，從實操層面對催收行為和催收行業提出諸多要求，加強對債權人、債務人及相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
該指引提出，雙方事先約定好催收時間的，可以按約定催收。沒有約定催收時間的，不能在22:00至次日8:00進行催收。
兩個小時的差距，意味著催收員被迫少打幾十通電話，業績壓力更重。
張宇明顯察覺出風向的變化，「對黑網貸的懲治力度比以前大好多，也看到有催收公司被一鍋端了。」
但在法律界限的另一端，對欠債人違約的處理機製並不完美，規範化反而成了催收員與欠債人新的博弈點。
催收行業最大的痛點是投訴，一旦投訴量多，銀行下一次就不會跟這個催收公司合作。
有四類人，許沐陽都會盡量避開。年紀大的、來自東三省的、30歲以上的女性白領、金融行業的。
東三省的人比較強硬，思路也比較清晰，不管說什麽，他們都能反駁回來，特別是很容易投訴。
30歲以上的女性白領，法律意識比較強，常常說一些過激的話，「動不動就說，把我逼死了，你就高興了是不是？你信不信，再打電話，我就跳樓。」
至於年紀大的，很難要回來。金融行業的，算是某種程度的「同行」，套路都懂。
陽光化「殺不死」永雄，只要存在放貸市場，就會有不良貸款，催收行業也就能活下去。
金融監管總局披露的2024年一季度銀行業主要監管指標數據顯示，2024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3.4萬億元，較上季末增加1414億元；不良貸款率1.59%，較上季基本持平。
今年4月下旬，永雄正式宣告轉業，不再從事具體催收業務，改名「湖南永雄裕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轉型為一家幫助催收行業及催收公司發展的科技服務型公司。
張宇們離開了，但總有人前赴後繼。
張宇所在的公司，基本每天都有人來面試，每周都會有人來培訓，盡管留存量可能只有50%左右。
「像帶我的師傅，他幹了六年催收，出去幹別的，估計也沒什麽學習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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