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法律和政策製定的滯後性，監管措施，永遠跟不上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的步伐。
在這場步調不一的競賽中，美國政府似乎總想邁出關鍵的一大步，以期在這場競逐中占據有利位置，哪怕此舉可能讓自己失去平衡也在所不惜。其目標顯而易見——牽制中國在AI領域的崛起。
最近一周多，美國國會動作不斷。5月15日，一個由兩黨參議員組成的小組向國會發出呼籲，建議每年向非軍事用途的人工智能研究領域註入320億美元的資金，以確保美國在這場人工智能競賽中，能夠與中國一較高下。
更吸引中國從業者註意力的是，5月8日，眾議院跨黨派議員聯合推出了「加強海外關鍵出口國家框架法案」（ENFORCE法案），旨在為美國商務部管製AI模型出口開綠燈。有消息傳出，像Meta公司的Llama模型這樣在中國獲得廣泛應用的開源模型也在出口管制之內。
在大國競爭的背景下，許多國家都會快速調整政策來適應技術的變革。將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算法納入出口管製，標誌著國家安全戰略進入了全新的階段。
然而美國的政策行為，似乎超出了正常監管的界限。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5月10日回應稱，將經貿科技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意識形態化，強推脫鉤斷鏈，沖擊的是兩國及全球的正常貿易投資往來和產供鏈穩定，不符合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一方的利益。
更何況，與傳統的實體商品出口相比，將AI模型出口納入國家監管框架，還有很多技術上的挑戰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
自2018年起，美國便開始對中國等特定國家實施更為嚴格的人工智能軟件和硬件出口管製。伴隨著ChatGPT等AI大模型應用的問世，美國政客企圖在中美科技競爭中瞄準AI大模型也就不足為奇。
但「甲子光年」本周對話的中美兩國科技專家普遍認為，美國過去五年對中國實施的AI出口管製，並未達到預期效果，反而損害了美國公司的利益，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AI及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提升。
* 安全博弈：AI模型出口管製的考量
顯然，最新的AI大模型出口管製，是繼頂尖AI芯片出口管製之後，美國政策工具箱中的又一項補充性措施。
自ChatGPT發布以來，美國科技大廠和創業公司發布的大模型令人眼花繚亂，僅最近一周就有OpenAI最新的GPT-4o模型和谷歌發布的Gemini模型更新。
研究機構GlobalData預測，生成式AI領域的市場營收將從2022年的18億美元增長到2027年的330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高達80%。面對這一潛力巨大的市場，美國對管製AI大模型，無論是開源還是閉源，出口到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意向愈發明顯。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布萊恩·霍姆斯（Brian Holmes）在3月的一次出口管制會議上坦言：「人工智能的運用與發展，正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長，我們很難與之同步。」 他還指出，中國的進步尤其值得關注。
* 同時，美國政府和研究界對於AI大模型可能被外國用於網絡攻擊、虛假信息傳播甚至生物武器製造的擔憂，為這一出口管製提供了表面上更正當的理由。
2023年2月，OpenAI、斯坦福大學和喬治城大學的一組研究人員警告說，像ChatGPT所基於的大模型可能會被用作虛假信息傳播的一部分，因此報告呼籲對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擴散進行監管和控制。
「我們不想等到這些模型被大規模部署應用後才開始考慮應對措施，」該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研究員喬什·A·戈爾茨坦（Josh A. Goldstein）表示。
該報告以2022年10月以來美國對中國實施的半導體相關的出口管製作類比， 然而該報告也承認，「硬件出口管製是一種生硬的手段，會對全球貿易和許多非人工智能行業產生深遠的影響。」
去年年底，美國商務部負責監管美國出口政策的艾倫·埃斯特維斯（Alan Estevez）表示，該機構正在研究監管開源大模型出口的方案，並計劃征求行業反饋。美國國土安全部在其2024年的國土威脅評估中也表達了對網絡攻擊者可能利用AI開發新工具的擔憂。
然而，對於AI大模型在國家安全層面的真正威脅，學界存在不同聲音。北京郵電大學人機交互與認知工程實驗室主任劉偉對「甲子光年」表示，依照目前的技術水平，大模型本身還不存在威脅國家安全，除非是人為使然。
他指出，外界普遍將基於Transformer等架構的大模型奉為圭臬，但其神經網絡結構中的線性函數與激活函數會導致非線性問題和「機器幻覺」，即模型可能輸出看似合理實則錯誤的結果，即「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
他引用了一些影視導演對Sora的看法稱，目前Sora在精密的電影工業中難以得到廣泛應用，使用更多的則是在平常休閑娛樂的短視頻行業。類似的，這些AI大模型在精密工業和敏感軍事應用中的使用也正受到質疑，因此劉偉相信，不會有任何國家能放心地在敏感工業中隨意使用。
無論如何，美國政客已決定讓最新的法案走上成為法律的正式流程。然而管制AI大模型，尤其是開源模型的出口，究竟該以什麽標準進行，美國政客多半也沒想清楚。
* 技術封鎖還是政治姿態？
最廣為人知的管制標準，是美國2023年10月新修訂的AI芯片出口管制令。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工業與安全局（BIS）將基於AI芯片的總處理性能（TPP），性能密度（PD）以及「設計或銷售」這些芯片是否會用於數據中心來給出管制決定。該標準相較2022年10月的規定範圍更廣，也更加精確。
類似的，路透社援引美國官員指出，計算能力的閾值也將成為判斷AI模型是否受到出口管制的關鍵因素。然而，目前尚未有模型達到這一門檻，不過谷歌的Gemini Ultra模型已十分接近。
白宮和美國司法部前官員賈米爾·賈弗（Jamil Jaffer）表示，拜登政府不應使用計算能力閾值，而應選擇基於模型能力和預期用途的控制。他說：「關注國家安全風險而不是技術門檻是更好的選擇，因為它更持久，更側重具體的威脅。」
然而人工智能技術的國際性特點不容忽視。該領域的研究通常涉及全球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合作，而且研究成果往往通過Arxiv.org等平臺共享。這種開放的學術交流模式意味著，即使美國實施了出口管制，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仍能通過這些渠道獲得所需的知識和技術。
美國智庫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副主席丹尼爾·卡斯特羅 (Daniel Castro) 對「甲子光年」表示，美國商務部必須與國務院、能源部和國防部協商，制定標準來確定哪些人工智能系統屬於這一指定範圍。預計出口管制只適用於存在國家安全風險的人工智能系統。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不會適用於正常商業運營的AI模型。」 卡斯特羅表示。同時，對於互聯網上廣泛可用的開源AI模型，如何實施管制仍是一個未解之謎。
考慮到人工智能的商業化機會很豐富，卡斯特羅認為，對AI模型的出口管制，可能不會在資金層面影響矽谷公司的運營。「然而他們將面臨來自沒有出口管製地區的公司的競爭。並且出口管制可能會阻礙中美AI學術人員的緊密合作，或者在中國擁有實驗室的跨國公司內的合作。」
5月15日，社交媒體上出現多位微軟中國員工透露收到公司郵件，詢問是否願意遷移至其他地區工作，選擇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愛爾蘭等國家。涉及的員工包括AI platform 的Azure ML團隊。微軟回應稱，這是給員工的內部調動機會，不會影響公司在中國的運營。
GlobalData分析師霍塞普·博裏（Josep Bori）也對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他認為，由於行業正逐漸轉向開源模型，僅影響閉源模型的措施可能效果有限。他比喻說：「感覺就像大模型技術的魔咒已經從瓶子裏出來了，控製其訪問會非常困難。」
劉偉認為，表面上看，所謂的禁止AI大模型出口看似能管製技術流向特定國家，實質上也難以有效約束開源技術的全球傳播，美國也無法阻止技術通過間接渠道如南非等國流入許多國家。這種管制更多地體現了政治姿態，表面上看似在營造一種抑制對手發展的態勢，實際旨在自我安慰和安撫盟友，而非真正達到技術封鎖目的：「畢竟世界是開放的，固步自封常常會南轅北轍。」
* 從出口管製到市場矛盾
「如果你想重新設計一款新芯片讓中國能開發AI，我第二天就會管制它。」
這是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2023年12月的言論。毫無疑問她誇大了自己的能力，因為美國商務部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來針對英偉達的「中國特供芯片」方案予以修訂。
但美國針對中國管制AI技術和半導體出口的攻勢，自五年前升級以來，的確沒有絲毫放緩的跡象。
用卡斯特羅的話來說：「美國政府希望，美國公司不會向中國出售可以讓中國把競爭對手埋進土裏的鏟子。」
這並不是美國第一次試圖阻止技術流出。二戰後，以美國為首的17個國家成立了多邊出口管制協調委員會，管制向敵對國家出口戰略資源和技術。直到蘇聯解體三年後，該機構才在1994年解散。
時間來到2018年8月，時任總統特朗普簽署了《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其中特別強調了在新興科技和先進技術領域的出口管製體系。
2018年11月，美國商務部發布了一份提案，列出了其認為可從出口管制中受益的各種類型的人工智能軟件。2020年1月，美國商務部宣布，美國企業出口某些地理空間圖像領域的AI軟件時必須得到許可；2024年1月一項最新的雲計算服務規定還提到，如果外國客戶使用其平臺訓練具有潛在危險的AI模型，亞馬遜等美國雲計算供應商必須告知政府。
硬件方面，在2022年10月和2023年10月兩次重大修訂後，美國工業與安全局（BIS）於2024年3月發布「實施額外出口管制」的新規，旨在加強對特定地區銷售的審核。
英偉達首席財務官科萊特·克雷斯 (Colette Kress) 今年2月坦言，作為全球最大的AI芯片製造商，英偉達的收入「在美國政府 10 月份實施出口管製法規後大幅下降」。
縱觀上述管制令，卡斯特羅表示：「它們既沒有效果，（對美國來說）也不是什麽好的戰略。對芯片出口的管制傷害了美國公司，只會鼓勵中國建立一個有競爭力的半導體生態系統。」
的確，這些管制讓矽谷科技公司越來越擔憂。劉偉認為，矽谷企業面對政府的管制政策，處於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它們必須遵守美國出口管制的規定，另一方面，中國市場對於這些高科技公司而言至關重要，直接關乎其市場發展甚至是生存問題。因此，即便存在一些管制，許多企業也會主動尋求各種途徑維持與中國市場的聯系。這一現狀也反映了美國政府政策與企業實際利益之間的沖突。
在劉偉看來，出臺上述出口管制政策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政府的決策深受其國內政治傾向影響，無法靈活應對國際局勢，例如在處理以色列問題上陷入被動也是類似的原因。
而這種「鼠目寸光」的行為模式，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信譽與影響力，還形成了一種負面循環——只要沒有以對抗中國作為彰顯「美國利益」的標誌，就會被視為偏離了國家利益，進而加劇美國內部的分裂與外部的孤立。
簡而言之，劉偉認為，美國目前的政策導向和行動邏輯，非但未能有效遏制它的對手，反而在不經意間加速了自身困境的形成。
* 平行的中美終將交匯？
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交鋒中，中美兩國作為人工智能領域的領頭羊，其合作與競爭一直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盡管存在摩擦和壁壘，雙方依然展現出尋找共同點的意願，認識到脫鉤對創新的潛在不利影響。
5月14日，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首次會議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標誌著雙方在這一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邁出了新的一步。
會議由中國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長楊濤和美國國務院關鍵和新興技術代理特使森特、白宮國安會技術和國家安全高級主任查布拉共同主持。中方表示，願同包括美方在內的國際社會加強溝通協調，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標準規範。同時中方就美方在人工智能領域對華限製打壓表明嚴正立場。
盡管有報導稱日內瓦談判已籌備一年，但雙方並未發表聯合聲明。美國官員在會前也明確表示，談判並不側重於促進技術合作，技術保護政策也不會成為談判內容。這表明，盡管對話的大門已經打開，但雙方在技術領域的競爭態勢，仍然沒有明確的緩和跡象。
對於拜登政府而言，這次對話是其在外交新領域的首次嘗試。美國國務院首任網絡空間和數字政策大使納撒尼爾·菲克（Nathaniel Fick）強調，技術不僅是外交活動的一部分，而是正逐漸成為全部外交活動的核心：「國際秩序將由——用個比喻的說法——誰的操作系統占主導地位來決定。」
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兩國都在制定各自的人工智能監管國家標準。中國在去年7月發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拜登也在去年10月發布了美國政府史上首個關於AI開發和應用評估的行政令。
從積極的角度看，兩國在AI監管方面展現出合作的意願。2023年11月，在英國舉行的AI安全峰會上，包括中美在內的20多個國家簽署宣言，同意合作建立AI監管方法；2024年3月，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第一項關於人工智能的全球性決議，美國為這項決議的發起國，中國及其他120多個國家參與了共同提案。這進一步證明了雙方在部分問題上的共識。
《華盛頓郵報》評論道，目前，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可能就足夠了。
卡斯特羅認為：「鑒於地緣政治分歧，我看不出有外交措施來解決（中美AI競爭）問題。短期內，美國和中國可能會在人工智能方面走在互相平行的道路上。這些道路何時才會相交是不確定的。不過雙邊會談肯定有助於世界兩大人工智能大國建立共識與合作，特別是在管理人工智能風險，以及將AI應用於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的方面上。」
這種合作精神與Meta首席AI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所倡導的開放和共享的人工智能發展理念不謀而合。
他曾在社交平臺X上表示，AI開發的未來是開源的，並且應該供所有人使用：「在未來，人工智能系統將構成所有人類知識和文化的存儲庫，我們需要開源且免費提供的平臺，以便每個人都可以為其做出貢獻。」
---[文:甲子光年*作者:田思奇/來源: 鈦媒體]
參考資料：
《Exclusive: US eyes curbs on China's access to AI software behind apps like ChatGPT》，Reuters
《OpenAI Proposes Government Restrict AI Chips to Prevent Propaganda Explosion》，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