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很多熱點事件，再度將“計劃經濟”一詞推向社交媒體的風口浪尖。有人恐慌絕望，有人卻歡喜雀躍。
然而，無論哪一方，多數人對“計劃思維”的認知，不是停留在教科書中，就是根植于泛自由主義敘事——短期或可集中力量辦大事，但長期不可行，甚至會釀成人道主義災難。
然而，邁克爾·波蘭尼在個人知識中則指出：所謂的“計劃經濟”，在曆史上從來就沒有真正存在過，只是一個“精心掩飾的幻覺”。
◎ 當年蘇聯的經濟奇迹，是“精心掩飾的幻覺”
很多人容易將當年蘇聯在“5年計劃”中取得的壯舉歸功爲托洛茨基發明的“計劃經濟”。然而，在波蘭尼看來，這完全是錯誤歸因。因爲離開了市場，“計劃”連一秒鍾都無法存在。
波蘭尼一針見血地指出：蘇聯早期的經濟奇迹，依靠的不是計劃思維，而是源于計劃經濟名義之下的精心掩飾的市場行爲。只是在對外宣傳時，有意“將市場拿掉了”......
▲計劃名義下的蘇聯集體農莊
◎ 計劃聽上去足夠科學，但事實上源于無知導致的自負
計劃思維的基本邏輯是：通過可量化的方式“收集所有人的真實需求”，隨後進行統一的生産、分配，從而實現供需平衡，甚至按需分配。
這樣的設想聽上去很合理，然而它卻無視了一個最基本的前提：人的需求是複雜的、異變的、模糊的、不確定的，如果連“真實的需求”都是一個僞命題。
那麽可以說，抽離了真實前提的美好設想，無論聽上去多麽合理多麽科學，都會像基礎不牢的大廈那樣轟然倒塌。
▲美國媒體上關于蘇聯發生饑荒的報導（1930年代的烏克蘭大饑荒，導致超過300萬人被餓死）
無論計劃，還是市場，“需求”是一切經濟活動的起點。人類經濟之所以發展到今天，是由于“滿足已有需求”與“不斷創造新需求”的活動始終同時存在，並不斷競爭，而這一切，只有在開放的市場中才可能發生。
這方面，除了已有無數經濟學家從産權、契約、創新等角度的闡釋外，要尋求更深層的原因，可能還得借助波蘭尼的“知識觀”。
在個人知識一書中，波蘭尼指出，人類的知識（信息）共分兩種，一種是可量化、可被充分表達的顯性知識；另一種是無法言說、非理性思維的緘默知識。
他還進一步闡述道：在知識大廈中，99%的組成部分都是緘默知識。即便是在今天這個“知識泛濫、信息過載”時代，我們所擁有的全部顯性知識，其占比恐怕仍不到緘默知識的1%。
而計劃思維所依賴的，恰恰就屬于這少得可憐的顯性知識。試想，用不到1%的信息，去滿足近100%的需求，會有什麽結果？
當然，在開放的市場秩序中，同樣無法收集和處理所有的知識和信息，尤其是緘默知識；但市場的邏輯起點卻是：承認緘默知識的大量存在，承認需求的複雜、異變、模糊和不確定。因此，才會有創新的湧現，才會有新需求被源源不斷創造出來。
◎ 真實世界，需要更新“知識觀”
“無常”才是真實世界的常態。被普遍接受的VUCA理論認爲，世界充滿複雜性、不確定性、易變性、模糊性。這樣的真實世界，正符合波蘭尼的“知識觀”。
然而，“計劃思維”卻無視這樣的真實世界狀態，認爲一切知識都是顯性知識，一切需求都可以被描述、統計、獲知，並且長期不變......
其實，人類社會的絕大多數災難，正是由于一種無視真實世界，卻又充滿“聖化構想”的情結所導致。因此，比贊同或反對計劃經濟更重要的，是借助波蘭尼對計劃思維的洞察和批判，來更新我們的世界觀；而比更新世界觀更徹底的，則是更新知識觀。---來源: 尚曦讀史-
*美頂級智庫抛出“放慢中國18條”, 正逐條兌現?*
✪ 羅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
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創始人兼總裁---✪ 章如峰/蘭犀研究院
以科技脫鈎爲甚。近期，美國科技創新政策領域處于領先地位的保守派智庫、一直對中國科技創新政策持批評態度的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發布其創始人兼總裁羅伯特·阿特金森的署名文章，圍繞美國對華政策，分析了美國國內兩個陣營——“加速美國”陣營和“放慢中國”陣營的主要觀點：
前者認爲美國在工業和技術領導地位上的退步，原因在美國自己，而不是中國。美國對中國無能爲力，還不如專注于提高美國自身競爭力。
後者認爲，除非美國采取有效行動，在中國創新和生産體系的“齒輪上撒沙子”，限制其發展，否則即使美國采取有力措施來重建其本土生産能力，也不足以避免美國在先進産業中的競爭地位哀落。
阿特金森逐條批判“加速美國”陣營的五個理由，主張美國需要一個“放慢中國”的計劃，限制中國從工業競爭中獲利的能力。他給美國決策者提出18條建議，認爲美國必須“一邊走路一邊嚼口香糖”：既實施額外的“加速美國”策略和政策，同時也實施“放慢中國”策略和政策。
他認爲，如果美國不兩者兼顧，很可能會失去其技術經濟的領先地位。
文原載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網站，轉自“蘭犀君”，僅代表作者觀點。文章具有鮮明的美國立場，作爲知己知彼的一份資料，供讀者參考辨析。
加速美國，放慢中國，還是二者兼而有之？
21世紀的關鍵戰略問題
(Speed Up America, Slow Down China, or Both? The Key Strategic Ques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美國決策者面臨一個最重要的抉擇問題
面對中國在科技和經濟上的地位追求，當前美國決策者最重要的問題，莫過于美國的反應是在多大程度上加快中國的創新和增長步伐，還是放緩中國的創新和增長步伐。
華盛頓的共識是，“放慢中國”有點不合原則——也許是因爲特朗普嘗試過。而“加速美國”，就像蘋果派一樣美國化。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從未就這個問題進行過充分辯論，結果是政策搖擺不定，這就麻煩了。現實是，如果美國不同時做到這兩點——讓自己加速，讓中國減速——那麽它就有可能在先進技術經濟競賽中失利，而這些行業對美國的軍民兩用工業基礎和國家安全具有最重要的戰略意義。
(本文發表原文截圖)
毫無疑問，這就是當前趨勢所在。美國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曾分析1995年至2018年期間的全球産業集中度，對七個先進行業中的四個行業表現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美國的表現一直很弱，而且在退步。從計算機、電子産品到汽車的各個行業，無論是絕對市場份額方面，還是相對于全球平均産業集中水平方面，美國都在節節敗退。這一時期的大贏家是中國，它獲得驚人的增長——從1995年占全球先進工業産出的不到4%增長到2018年的21.5%。
如果美國不想走英國的老路——工業能力萎縮且大多數先進産品依賴中國進口，那麽就需要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在未經充分討論的情況下，美國目前還是一種條件反射式的反應。正如拉裏·薩默斯（Larry Summers）警告說：“如果我們把關注點從建設美國自己變成拖垮中國的話，那我們將做出一個非常危險和非常不幸的選擇。”
▍如果只是“加速美國”，會有什麽問題？
持“加速美國”觀點的陣營認爲，對于國家主導的中國“創新重商主義”運動，美國無能爲力，也不應采取什麽行動。人們常常會想，我們是誰，有什麽資格阻礙一個人均生活水平仍然很低的國家的發展？因此，“加速美國”陣營回避了輸贏思維，認爲如果美國工業面臨技術挑戰，那麽美國人就自己解決它；美國的不足，主要是自己的錯誤。因此，如果美國人接受讓美國加速和讓中國減速的雙重使命，就可能會導致廣泛的保護主義，這不是美國人所需要的。
所以，按照這種思路，留給我們的是：“華盛頓應該專注于提高美國的競爭力。”但在這方面，美國政府是令人失望的，它本應在過去幾十年裏一直這樣做，而不僅僅是最近幾年。不過，好歹現在有了芯片和科學法案，晚做總比不做好。
然而，光有一個提高競爭力的政策，遠遠不夠。即使有更好的國內政策支持，美國公司，特別是先進行業的美國公司，也很難與中國公司競爭。中國的創新重商主義戰術扶持了一批冠軍企業，在中國國內市場上，外國競爭對手很難招架。在這種有保障的增長基礎上，中國企業“走出去”，與美國公司競爭全球市場份額。
這種策略在以創新爲基礎的行業中尤其厲害。這些行業通常固定成本相對較高，而邊際成本較低，因此，增加的銷售額，是賺取收入以繼續投資下一輪創新的關鍵。一旦這種規模被削弱，就會出現一個轉折點，挑戰者在這個轉折點上獲得決定性優勢，並有效地碾壓其競爭對手。
我們只需要看看電信設備行業，就能看到這一過程的作用：華爲的崛起，愛立信和諾基亞的衰落。華爲占領全球電信設備行業，不是因爲它的設備是最具創新性的；它的設備足夠好，加上由于中國的重商主義，它擁有巨大的價格優勢。一旦它獲得市場份額，技術創新領導者的收益和研發就受到削弱，它也借此提高自己的水平。因此，如果美國對上述策略不加以限制，光靠出台提高本國競爭力的政策，是不夠的。
對于上述問題，“加速美國”論者提出五個論據來支持其立場：
第一，他們斷言，從根本上說，美國工業表現不行，是美國自己的原因，而與中國無關。換句話說，如果美國能把它的工業行動集中起來，推出一長串的政策步驟，包括更多的貿易協定，更多的移民，更低的稅收，更少的監管，更多的科學支出，更好的教育，另一個芯片法案等等，那麽一切都會好起來。但現實是，中國正在推動自己的基礎産業和新興産業，隨之而來的則是美國競爭對手受損或衰亡——從太陽能電池板到無人機，到電信設備、藥物生産，再到稀土和金屬制品，莫不如此。
此外，美國國會和白宮也不太可能出台一項全方位的先進産業競爭力政策。這既沒有政治共識，也沒有預算空間。事實上，盡管2022年的芯片和科學法案中的“芯片”部分已經得到撥款，但授權用于“科學”部分的大部分資金，不太可能得到撥款。該法案顯示了美國産業政策的高門檻。與此同時，美國似乎無意提高研發稅收抵免，來刺激創新。在這一點上，美國的表現，在經合組織32個國家和金磚四國中，只排到第34位。
我們來看《降低通脹法案》，它的目標是清潔能源，這很好，但美國需要在更多行業競爭並獲勝，而不僅僅是清潔能源。而且不幸的是，政治上也有阻礙——美國的進步左翼人士反對旨在幫助企業贏得技術經濟戰爭的産業政策，而中國則支持一項補貼清潔能源和社會服務的綠色公平産業政策。與此同時，大多數美國右翼人士仍然渴望複活1980年代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他們認爲，只要削減稅收和規章，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他們兩派的議程，都沒有觸及中國在先進産業領域對美國領導地位構成的新挑戰。
第二，“加速美國”論者認爲，美國應在其歷史成就的基礎上繼續努力。換句話說，就是美國堅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中國模式，成爲一個國家干預的經濟體。他們回避了一個事實：正是以國家干預爲中心的漢密爾頓主義，塑造了美國250多年歷史上大部分時期的經濟政策。他們希望美國保持和加強法治、開放移民、尊重知識産權、建立有限而聰明的監管體系、實施健全的貨幣政策及開放貿易。
真正的問題是，這些政策是否足以應對新挑戰？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美國在許多先進行業中已經失去全球市場份額，已經不那麽專業了。盡管上述基礎性的政策很重要，但它們不足以成爲美國産業的防禦盾牌。
第三，許多“加速美國”論者認爲，美國只需要專注于下一個“新事物”。只要美國更快地在生物技術、半導體、量子計算、人工智能和其他領域開發新的突破性技術，一切都會好起來。這是一廂情願。一方面，考慮到中國的投入，美國能不能在所有這些新技術中勝出，還說不好。
另一方面，專注于下一代新技術而不保持現有技術的優勢，也不足以維持一個強大的美國先進技術經濟。如果中國在現有的芯片生産、電動汽車、電子産品、機器人、機床、化工、航空航天和生物制藥生産等領域占據優勢，而美國只有新的尖端産品，那麽美國的整體先進工業能力將顯著下降，中國的影響力將更大。
第四，“加速美國”論者認爲，沒有必要放慢中國的發展速度，因爲國家主導的經濟體不能創新，所以他們已經在放慢自己。這些論者以蘇聯爲例，認爲那是一個創新失敗。但蘇聯的情況與中國的情況有著根本不同。西方與蘇聯完全脫鈎，他們幾乎不可能獲得自己以外的技術能力。
相比之下，西方已經積極地與中國合作。蘇聯經濟是一種國家控制的經濟，其中市場是次要的。而中國則奉行“無論黑貓還是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原則，結果是所有中國企業都在市場壓力中成長起來。在2022年的全球獨角獸指數排行榜前十名中，中國公司的排名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最後，華盛頓流行的說法是，創新是發生在矽谷車庫裏的事情。然而事實上，全球創新之戰發生在中型和大型企業之間，在這些公司中，工程能力往往是決定性的，中國在這方面擁有相當大的優勢。
第五，“加速美國”論者認爲，美國若想減緩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適得其反，美國經濟也會放緩。這種擔憂有一些好處，但僅限于少數領域，如出口管制，而這些領域往往都是如此。限制美國先進出口而不妨礙中國通過自主努力或從其他發達國家出口獲得技術的情況下。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美國的技術經濟財富就會減少，但中國的財富不會減少。但正如下文所討論的那樣，有很多工具可以減緩中國的發展速度，而這些工具並不會對美國造成傷害。
▍美國爲什麽以及怎麽樣“一邊走路一邊嚼口香糖”？
“加速美國”論者反對放慢中國的理由站不住腳，但美國政策確實應該把重點放在加速美國發展上。這兩種觀點不是相互排斥的。美國可以而且應該增強其工業競爭力，同時采取反制措施阻止“經濟侵蝕”。
直到最近，持“放慢中國”觀點的陣營認爲，美國應該向中國施壓，迫使其放棄貿易和經濟政策。放在15年前，這種方式可能會奏效，但中國現在太強大了，美國政府可以采取的任何行動，都不能動搖中國。特朗普政府的行動和結果，就是證明。中國已下定決心，要推動《中國2025》計劃中的戰略願景，該計劃准確列出了他們打算主導哪些行業。
與此同時，多邊解決方案也不再可能，這不僅是因爲世界貿易組織（WTO）無能爲力，還因爲美國的許多盟友，特別是歐洲盟友，將中國視爲一個非常重要的、無法拒絕的經濟機會。相反，他們一直樂于站在一邊，讓美國挑戰中國，而他們卻收獲經濟回報。
拜登政府認識到，美國在迫使中國放棄其創新體制方面，幾乎無能爲力，于是決定采用更有限的目標，即通過出口管制，尤其是半導體和設備出口管制，來限制其軍事能力。盡管這些措施可能會限制其生産某些武器系統，也可能減緩其在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等方面的技術進展，但它們幾乎無法保護美國産業免受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美國人主張“去風險”：找出美國在哪些産品和技術上容易受到外國供應商的影響，並加強它們的生産能力。但是，一旦美國的政策開始專注于降低風險，中國的政策就已經在發揮作用了。換句話說，中國的目標不僅僅是在最先進的新興産業和技術上實現自給自足，而是要從搶占全球市場份額，就像它以前在鋼鐵、電信設備、太陽能電池板和高速鐵路等行業所做的那樣。加強某些産品在美國本土的生産能力，對于保護美國核心産業，幾乎毫無幫助。
因此，美國需要一個“放慢中國”的計劃，限制中國從工業競爭中獲利的能力——這在技術經濟上相當于導彈防禦系統。
首先一條是修改337條款，對那些在本國政府的保護下系統性獲益的公司采取措施，將其産品和服務排除在外。現行337條款已經變成一個二級專利“法庭”，來自美國盟友的跨國公司經常在其中相互提起專利訴訟。對此，需要進行改革，通過賦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更多權力，來降低受益于不公平貿易的企業的利潤，從而減輕其造成的損害。
在放緩中國發展方面，美國政府及其盟友還可能采取的17項措施包括：
1.阻止中企在美國股市上市。
2.限制華爾街和其他金融機構對中國的投資。
3.對産品傾銷征收選擇性關稅（如稀土礦），確保以市場爲基礎的美國企業得以生存。
4.通過增加商業間諜調查、起訴和在知識産權問題上的懲罰力度，限制其獲得美國的研究能力。
5.停止與中國的大部分科技合作。
6.對于爲中國企業提供經濟發展資金的美國有關州和地方政府，扣留其聯邦資金。
7.當美國公司在與中國公司的競爭中處于劣勢時，可以不受《外國賄賂法》的約束。
8.擴大美國進出口銀行的能力，幫助美國公司在第三國市場與中國公司競爭時，贏得交易。
9.爲美國企業提供反壟斷豁免，允許它們合作，而不是與中企分享技術。
10.禁止美國政府采購中企的商品和服務。
11.擴大CFIUS的審查範圍，包括中國對美國初創企業的風險投資。
12.針對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實行互惠原則（如果中國市場不對美國同行業的公司開放，美國市場也不開放）。
13.要求美國的大學披露其獲得的任何中方資助。
14.要求美國公司披露與中企共享的技術；
15.建立從強制性知識産權轉讓中受益的中國企業名單。
16.通過《捍衛美國法院法案》，懲罰任何試圖利用外國禁訴令幹擾美國法院主權的一方。
17.與美國盟友建立一個聯合項目，使企業更難向中方轉讓先進技術。
不過，不必與中國經濟完全脫鈎。這與美國政府應該謹慎對待出口管制的原因是一樣的：脫鈎會傷害美國，也會傷害中國。如果不允許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售非敏感商品，就會把中國市場拱手讓給美國的競爭對手，從而減少美國公司的收入。
如果好萊塢按照脫鈎者的要求離開中國，那麽更多的外國和中國電影將在那裏上映，美國的就業機會和出口收入將顯著減少。一個行業接著一個行業，同樣的模式會不斷重複：對美國公司來說，研發和投資會減少，美國的全球市場份額也會降低。對中國企業來說，情況正好相反，因爲他們將填補真空。
現實情況是，除非美國采取有效行動，在中國創新和生産體系的“齒輪上撒沙子”，否則即使是最有效的國內政策行動，也不足以避免美國在先進行業中的競爭地位受損。時間站在中國一邊，因爲它比美國進步得更快，也因爲創新産業的性質——競爭優勢的增強可能導致決定性的轉折點。增加一個機制來限制中國獲得外國收益，對于防止美國關鍵産業陷入快速衰落或滅絕至關重要。
因此，美國決策者必須邊走邊嚼口香糖：美國可以實施額外的“加速美國”策略和政策，同時也可以實施“放慢中國”策略和政策。如果我們不兩者兼顧，那麽美國很可能會失去其技術經濟的領先地位。
文原載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網站，轉自蘭犀君。---來源: 文化縱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