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韓國運營商在2019年率先啓動5G商用至今四年有余，按照移動通信行業“十年一G”的代際範式，5G時代已經行至半途，到2030年就將進入6G時代了；然而從全球範圍來看，雖然5G網絡大規模建設的進程還在如火如荼，但對于5G商業價值的質疑聲音在行業內卻越來越響亮，甚至“5G已經失敗”的觀點也在社交媒體上不絕于耳。
那麽，站在商用四年的時間節點，5G時代在當下究竟呈現出一副怎樣的面孔呢？
繁榮發展的5G時代
隨著5G商用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大規模的5G網絡建設和增長迅猛的5G用戶數爲移動通信行業營造著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
根據移動通信全球行業組織GSMA的統計，截至到2023年三季度末，全球有100個市場的258個運營商商用了5G服務，部署了481萬個5G基站，5G用戶規模也超過了14.2億，滲透率達到16.6%。
特別是在率先商用5G的國家和地區，5G發展的繁榮景象更加引人注目。中國的三大運營商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建成了319萬個5G基站，占到全球5G基站總量的66%；良好的5G網絡覆蓋也推動中國市場的5G用戶數在2023年三季度達到了7.37億，滲透率接近43%，占了全球5G用戶數的一半以上，成爲全球規模最大的5G市場。
此外，全球最先商用5G的韓國也在繼續領跑，全國23萬個5G基站創造了每萬人擁有41.5個5G基站的全球最高記錄；在韓國運營商不遺余力的推廣下，韓國市場的5G用戶滲透率已經達到50%；同時，韓國市場的5G終端占比爲82%，是全球5G終端滲透率最高的國家，並且全網5G終端的DoU（單用戶月均數據流量）高達29GB，使得韓國市場5G終端的流量占比達到了全網的80%。
美國5G市場由于在初期選擇了毫米波頻譜造成網絡建設緩慢，很大程度上制約了5G發展。從2021年開始，隨著北美5G主流頻段從毫米波轉爲厘米波和低頻，美國主流運營商均積極推進5G基站建設，目前5G網絡覆蓋率已超過90%。而且美國已成爲全球最大的5G FWA（固定無線接入）市場，目前有將近7百萬5G FWA連接；得益于FWA的高DOU（約500GB/月），T-Mobile 的5G網絡分流比超過70%，成爲全球利用率最高的5G網絡之一。
追隨著5G領先者的腳步，印度市場也在發力追趕。在2022年8月完成5G頻譜拍賣後，印度最大的兩家運營商Reliance Jio和Bharti Airtel啓動了5G快速建網，以平均每天建設1200站的速度，僅僅一年時間就開通了30萬個5G基站。由于印度運營商采取了低資費的市場策略，印度市場平均每部智能手機的DoU爲31GB，爲全球最高；隨著5G商用加速，預計印度市場的DoU將進一步提升，到2029年將達到75GB。
GSMA預測，到2026年全球5G連接數將從2023年的15億增長到30億，屆時5G滲透率將達到30%，並將在2029年超越4G成爲占主導地位的移動技術。
陷入商業困境的5G時代
5G作爲新一代通信技術的先進性不用質疑，但衡量5G是否成功，還要看能不能通過市場的考驗爲産業帶來商業回報，而當前5G繁榮的表象背後卻難掩其在商業回報上遲遲找不到出路的困境。
5G用戶數在不斷增長，5G網絡的數據流量也在持續攀升，但運營商的日子卻並未因此而更加好過。
雖然推出5G服務對于遏制ARPU值自4G時代開始的持續下滑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全球範圍的移動數據流量也以平均每兩年翻一番的速度呈現出驚人的增長勢頭，但行業咨詢機構OMDIA的報告卻顯示，全球通信運營商的業務收入降幅卻從22年2季度的-1.6%擴大到了23年2季度的-3.8%。
不僅行業平均水平如此，那些率先商用5G的領先運營商也面臨著同樣的境況。作爲全球最先推出5G業務的市場之一，中國用戶的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在2022年底達到了2,618億GB，與 5G商用當年2019年的1,220億GB相比，增長了2.15倍；但2022年的移動數據流量業務收入6,397億元，卻僅比2019年的6,090億元增長了5%。
不僅現狀如此，未來或許也難有改觀。根據行業咨詢機構OMDIA預測，在未來5年，由于5G的普及，全球的移動數據流量將增長218.9%，但移動運營商的業務收入卻僅會增長14.6%，而用戶ARPU值（每用戶平均收入）卻將下降7.5%。
速率更快的5G推動了數據流量的大幅度攀升，卻未能給運營商帶來收入顯著增長，但爲了承載海量數據流量而進行的5G網絡建設卻使得運營商的成本支出大幅度攀升。
首先是頻譜競拍成本。5G高速率、大帶寬、低時延的特性需要更高的連續頻譜來支持，C-Band（3GHz~6GHz）成爲全球5G網絡的主力頻譜，但由于優質頻譜資源的稀缺性，所以除中國外的其他絕大多數市場都采取了競拍的方式來進行5G頻譜的分配。
4G時代暴增的數據流量激發了運營商對于5G業務的樂觀預期，所以5G頻譜的競爭格外激烈。2020年初，台灣地區3.5GHz頻譜拍賣，5家運營商共計進行了200多輪的出價才塵埃落定，最終以每10MHz帶寬約1.68億美元的中標平均價刷新了此前意大利頻譜拍賣創造的1.07億美元的世界記錄。
其中，中華電信報價約15億美元獲得3.5GHz頻譜的90MHz帶寬，遠傳電信報價約13.5億美元獲得80MHz帶寬，台灣大哥大以約10億美元獲得60MHz帶寬，而實力弱小的亞太電信和台灣之星則未能中標3.5GHz頻譜，並最終在2023年分別被遠傳電信和台灣大哥大合並，甚至未能跨過5G時代的門檻。
但5G頻譜拍賣的世界記錄並未止步于此，2021年2月24日，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宣布C-Band （3.7GHz-3.98GHz）拍賣結果，拍賣總金額達811億美元，創造了FCC有史以來最高拍賣記錄。其中Verizon出資455億美元獲得了160MHz帶寬，AT&T出資234億美元獲得80MHz帶寬，T-Mobile出資93億美元獲得20Mhz帶寬，三家運營商每10MHz帶寬的中標平均價飙升到了30億美元。
其次是5G網絡建設成本。電磁波頻率越高波長越短，傳播距離越近、信號越容易衰減的物理特性，決定了在主流C-Band上進行5G網絡建設的成本遠遠高于集中在3GHz以下頻譜上的4G：一方面要達到同等覆蓋規模，所需的5G基站數量必然要多于4G，另一方面大帶寬、低時延的無線新空口技術要求5G采用更高性能的處理芯片、射頻單元及大規模天線陣列等，進一步推升了5G基站的造價成本。
以在全球5G基站總量中占比66%的中國市場爲例，來自工信部的通信業統計公報顯示，自2019年啓動5G建設到2022年底，三大運營商用于5G網絡的固定資産投資（CAPEX）累計達到了5800多億，建成5G基站231萬個，平均核算每站投資25萬人民幣；而截止到2019年底，中國市場的4G基站總量爲544萬個，三大運營商的4G網絡CAPEX投資累計5068億，平均每站僅9.3萬元。
從全球範圍來看，行業咨詢機構OMDIA的報告顯示，自2019年三季度啓動5G網絡建設開始，全球通信行業在移動網絡上的資本開支逐季都在增長。
此外，還有5G網絡的運營成本。5G高頻譜、大帶寬的特性使得Massive MIMO（大規模天線技術）成爲標配，與4G網絡的4天線、8天線相比，5G采用 Massive MIMO 技術的通道數可擴大到32或者64，天線陣子數可做到 192、512 甚至更高，雖然其增益大大超越4G設備，但也由此導致5G基站的單站能耗遠高于4G基站。
仍以中國市場爲例，在中國電信年度社會責任報告中披露，自2019年啓動5G網絡建設開始，其在網基站每載頻耗電量持續攀升，到2022年底已經達到1438度，是2018年的2倍多。
對于運營商而言，更高的單載頻、單基站功耗，意味著更多的電費支出。中國通信標准化協會的數據顯示，5G主流基站設備的空載功耗約2.2-2.3千瓦，滿載功耗約3.7-3.9千瓦，是4G基站的三倍多。經測算，以平均1.3元/度的轉供電價計算，一個4G基站每年的電費是20,280元，一個5G基站每年的電費將高達54,600元。中國電信與中國聯通到2022年底共建共享了近70萬5G基站（不含室分站），每年僅電費的支出就超過380億元。
盡管5G基站的系統容量和發射功率遠超4G基站，滿載狀態下每比特流量的平均功耗顯著好于4G，但對于5G網絡利用率尚處爬坡階段的全球運營商而言，5G基站的絕對能耗帶來的運營成本增加已經成爲沈重的財務壓力。
總之，運營商用于5G的投資和運營支出在隨著5G基站數量的增加而大幅度地累積，但5G的業務收入卻沒有因爲數據流量的增加而獲得顯著提升，投入與産出的不匹配反映到運營商的財務報表上，最直接的影響就是5G商業回報不及預期，導致了運營利潤率的下滑。
以入選2023年《財富》世界500強的主要電信公司爲例，排名靠前的中國移動（第63名）、美國Verizon（第64名）、美國AT&T（第78名）、日本NTT Docomo（第109名）、中國電信（第132名）和中國聯通（第267名），以2018年爲起點，自2019年或2020年開始5G商用到2022年，其運營利潤率基本上都在逐年下滑。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些運營商截止到2022年的運營利潤裏，還並沒有計入5G網絡建設的固定資本支出（CAPEX）。按照會計處理原則，運營商用于5G網絡的固定資本支出至少要在5-8年後才會以“資産折舊”的成本形式納入利潤核算。
可以預期，如果運營商在5G業務的商業回報上遲遲找不到出路，無法拉動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長的話，那麽3到5年後，很可能將有大批運營商的利潤報表會被巨額5G資産折舊的入賬壓垮。
雖然5G的固定資本支出暫時沒有影響到運營利潤，但其給現金流帶來的巨大壓力已經在當下讓實力較弱的運營商不堪重負：進入5G時代後，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運營商被迫啓動了包括戰略並購、銷減成本、大規模裁員等在內的一系列措施來進行自救。
除了台灣市場的亞太電信和台灣之星沒有足夠財力競拍5G頻譜而被並購之外，泰國的第三大運營商DTAC也因爲未能獲得2.6GHz頻譜而在2021年底宣布與第二大移動運營商True Move合並。此外，爲了通過規模效應來優化5G建網和運維成本，西班牙運營商MasMovil與Orange，英國運營商Vodafone UK與Three UK相繼在2022年6月和2023年6月宣布了合並的決定。2023年底，美國移動運營商DISH Network由于投入5G網絡建設的資金出現短缺危及到自身財務安全，宣布與衛星通信運營商EchoStar合並，其CEO也被迫離職。
爲了降低網絡投資確保健康的現金流，菲律賓運營商PLDT自2022年停止新建5G基站後，又在2023年上半年將已建成的7200個5G基站中的2500個改造回4G基站。2023年5月越南政府啓動2.3GHz的5G頻譜拍賣，但面對每10MHz約520萬美元的拍賣底價，越南四家運營商竟然無一出價，導致拍賣流産，越南市場至今仍未啓動5G商用。
甚至實力雄厚的美國運營商AT&T也在2023年末爆出轟動業界的大新聞，由于5G業務回報不及預期，AT&T轉而把公司盈利的壓力轉嫁到了5G供應商身上。爲了立竿見影地降低成本，AT&T采用Open RAN的開放網絡架構及獨家供應商的談判策略，與現有供應商愛立信和諾基亞進行了8個月的艱苦談判，最終愛立信做出巨大讓步，與原本每年要花140-190億美元用于設備和服務采購的AT&T簽署了爲期5年的140億美元的5G建網合同，同時還要承擔替換掉競爭對手諾基亞全部現網設備的成本。
雖然Open RAN架構的5G網絡能否幫助AT&T在用戶市場競爭中保持優勢還有待觀察，但AT&T急需在5G上省錢的目的暫時達到了。同樣爲了省錢，越來越多的運營商轉而開始在更低的頻段上建設5G網絡，把原用于2G或3G的低頻網絡重耕到5G，雖然采購成本大大降低，但2/3G的低頻屬性與僅有20M左右的帶寬，使得5G技術高速率、大帶寬的特性大打折扣，這也被視爲移動通信行業因5G商業回報不及預期而導致技術向成本的妥協。
5G時代的困境源于商業模式的路徑依賴
表象繁榮的5G在商業回報上陷入困境，其根源在于移動通信行業在將5G技術投入市場時，照抄照搬前4G時代商業模式的“路徑依賴”。
在從2G到4G進行代際演進的過程中，移動通信行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商業模式。2G時代語音爲王，通信行業開始了移動電話對固定電話的替代，運營商的業務增長驅動來自于手機用戶數的持續增長；3G時代信息服務大爆發，移動互聯網開始了對PC互聯網的替代，運營商憑借著對內容入口和分發渠道的控制賺得盆滿缽滿；進入4G時代手機上網成爲主流，數據流量開始井噴，雖然內容服務商通過OTT分走了行業利潤，但下沈爲管道的運營商仍然可以從數據流量增長中坐享紅利。
所以，當以“大帶寬”、“低時延”、“海量連接”爲特性的5G技術面世，習慣于“路徑依賴”的運營商在將其市場化時仍然延續了既有的傳統模式：通過大規模投入迅速實現5G網絡的“無縫覆蓋”，笃信只要提供了更快的網速和更大的帶寬，就會拉動更多的手機用戶産生更多的數據流量，從而創造更多的業務收入。
爲了向資本市場證明移動通信行業可以通過不斷的技術叠代來實現永續增長的神話，運營商還照搬2G時代和4G時代的KPI指標，把“用戶數”和“DoU（數據使用量）”的增長型KPI套用在衡量5G是否成功上。然後，爲了提升“5G用戶數”、“5G滲透率”、“5G DoU”這些代表運營業績的表象指標，運營商駕輕就熟地采用資費優惠的市場手段來刺激手機用戶升級到5G。
在韓國市場，爲了提升5G數據流量，韓國運營商一再下調不限流量的5G套餐價格，同時，還把5G手機在4G網絡上産生的數據流量納入“5G終端流量”這個獨創的KPI指標，由此制造了韓國市場5G終端流量占比達到了全網80%的世界記錄。
在中國市場，以中國移動爲首的三大運營商也創造性地提出了“5G套餐用戶數”的KPI指標，甚至不惜通過資費優惠的方式給沒有5G手機也不使用5G網絡的4G用戶開通5G套餐，使得中國市場的5G套餐用戶數在2023年10月底達到了13.2億，幾乎全民皆5G，但整個市場上5G手機的出貨量累計卻僅有8.4億。
運營商付出的是把更快、更先進、成本也更高的5G賣得比4G還便宜的代價，而由此帶來的後果則是5G用戶ARPU（每用戶平均收入）自商用開始就一路下滑。仍以全球最先商用5G的運營商之一——中國電信爲例，在2020年6月底，5G用戶平均每月爲中國電信帶來的收入是80.6元，但到2023年6月底，5G用戶平均每月就只能給中國電信帶來48.7元的收入，甚至已經低于2019年底4G用戶的49.5元。
運營商所依賴的路徑，是在5G時代繼續複制前代“以價換量”的成功經驗，用較低的市場價格撬動業務總量的擡升，從而實現業務收入的持續增長。然而，走在熟悉老路上的運營商卻忽視了外部環境的變化：移動通信行業已經進入存量市場時代，增長的天花板幾乎無處不在。
在率先商用5G的先發市場，手機滲透率基本上都超過了100%，用戶總規模的增長早就觸碰到天花板，結構性的增量來自于3/4G用戶向5G的升級，但如果5G資費和ARPU值低于4G，那麽升級用戶數的增長並不能爲運營商帶來額外的收入。
另一方面，手機上網時長的有限性也成了制約手機數據流量持續增長的天花板。據Data.AI的統計報告顯示，全球已有很多國家的日均手機使用時長超過了5小時，因此數據流量也已經告別了高歌猛進式的增長。愛立信最新的移動市場報告顯示，全球移動網絡數據流量的同比增長率已經從4G時代90%以上的峰值掉落到如今的30%左右。
5G時代的出路：回歸市場需求的原點
移動通信行業已成爲存量市場，運營商的5G商業模式卻依然停留在供給思維上，認爲只要不斷地把管道變粗，總會有源源不斷的流量來把管道充滿。
所以他們參考4G經驗把5G當下的商業困境歸咎爲缺乏4G時代的“殺手級應用”來帶動流量增長，並且近乎執著地相信只要找到或等到了“殺手級應用”，5G所有的問題將迎刃而解。
于是，全球運營商都把走出5G商業困境的出路放在尋找類4G時代的“殺手級應用”上。
韓國運營商的經驗仍然是回到3個G（Girl，Game, Gambling）上，只不過用5G加持了VR、AR等新技術手段，雖然掀起一陣風潮，但受限于硬件能力和購買力，很難像4G時代的手機視頻、手機遊戲一樣普及。
中國運營商則沈迷于重新找回3G時代的內容入口，所以三大運營商聯手打造了“5G消息”，希望能在5G手機上取代騰訊微信的位置，並且借助工信部的官方力量要求所有入網的手機必須預裝，樂觀地相信一紙公文就能改變手機用戶多年的使用習慣。
相較而言，美國運營商的運氣要更好一些，移動通信運營商T-Mobile和Verizon把5G FWA（固定無線接入）作爲進攻固網寬帶市場的武器，憑借20-30美元每月的低價策略和快速開通的服務承諾，迅速在寬帶服務不完善的美國市場打開了局面。截止到2023年9月底，T-Mobile和Verizon已經從有線電視服務商和DSL提供商那裏分別搶到了420萬和270萬FWA客戶。但對于同時運營移動和固網業務的AT&T而言，FWA無異于雙手互博，所以態度較爲謹慎。
受到美國市場FWA發展態勢良好的影響，印度最大的移動運營商Reliance Jio也宣布推出5G FWA服務，以克服光纖到戶最後一英裏管道鋪設緩慢的挑戰，加快寬帶網絡覆蓋的速度。Jio將5G FWA的市場目標設定爲1億戶家庭，如目標達成Jio將成爲全球最大的FWA服務提供商。
愛立信最新的移動市場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11月，全球共有121家運營商提供5G FWA服務，FWA的數據流量占到全球移動網絡數據流量的19%，預計2029年將增長5倍多，接近移動數據流量總數的30%。由此，市場研究公司Counterpoint在報告中將5G FWA稱之爲在寬帶服務不足的市場對有線寬帶服務進行替代的“殺手級應用”。
5G FWA套餐以速率計費或大流量包爲主，雖然每GB價格低于手機套餐，但爲5G網絡帶來的數據流量非常可觀，美國市場5G FWA的DoU約爲500G，幾乎是手機用戶DoU的20倍。對于發愁5G網絡利用率不高的移動運營商而言，既可以利用5G FWA搶奪固網寬帶服務商的市場份額，又能充分利用已投入的空閑網絡資産賺取額外的業務收入，短期來看確實有助于提高5G的商業回報。
但隨著FWA業務的不斷擴張，流量壓力的提升或將迫使運營商爲這項低價值業務繼續增加網絡投入，從而打破其投入産出比的平衡狀態；另外，相對于固網寬帶500M或1000M的網速，5G FWA的百兆速率在技術上弱勢地位明顯，其市場空間極易受到固網寬帶服務商的價格策略打壓；特別是在光纖普及度較高的市場，FWA幾無用武之地。
所以，FWA顯然不是5G時代可以全面普及的“殺手級應用”，但其在有限市場的成功案例，或許也已經證明所謂的“殺手級應用”，其實就是改變供給思維的傳統業務模式，回到市場需求的原點上，在創造新的增量市場中發掘5G技術應有的價值。
作爲被移動通信行業定義爲“改變社會”的一代技術，5G相對于“改變生活”的4G的超越，就在于幫助運營商跳出手機滲透率日益飽和的用戶市場，在連接需求規模更大、連接時延要求更低、連接性能要求更高的行業市場進行賦能，圍繞行業應用需求精准部署5G專用網絡，由點及面地穩步推進5G網絡建設和商用進程。
例如，基于行業客戶對于數據不出場的需求，5G技術可以通過專網的形式快速構建安全可靠、性能穩定、服務可視的定制化行業專網，實現高清視頻回傳、遠程控制等作業場景，從支持智能制造、智慧醫療等産業互聯網的創新需求中創造新的産業價值。而運營商也可以在這一進程中從服務客戶、爲行業解決問題的角度出發，通過創建新的運營模式和商業模式來創造新的客戶價值。
當然，與手機用戶市場一網包天下的普遍服務不同，行業市場碎片化特征明顯，千行百業的需求各異，業務模式也更爲複雜，行業客戶所需要的不僅僅是5G，而是5G更快更高效的連接能力作用于上層應用所帶來的商業價值。所以，對于專長于通信能力的運營商而言，要通過5G賦能行業獲取收益，就必須補齊IT能力、雲能力等跨界能力的技術短板，或者需要加大投入于人才培養，或者需要低下身段被合作夥伴集成，不僅項目周期長無法速成，而且也難于實現規模化複制。
因此，雖然知道5G技術的最大價值化在于行業市場，但對于運營商而言，顯然5G技術的快速商業化才是首選，所以習慣于用規模效應快速拉動市場的運營商才會急功近利地將高成本的5G主要用于解決4G流量擁堵問題。
截止到2023年9月底，全球258個5G商用網絡中，只有42個實現了行業應用所需的5G獨立組網，其他216個5G商用網絡仍然停留在基于4G錨點的非獨立組網上，用以支持其以5G覆蓋人口的百分比多少爲目標展開市場競爭。由此，運營商們巨資投注了一張又一張無縫覆蓋的5G網絡，在日益飽和的手機用戶市場押注以價換量，最終陷入了投入與産出不匹配的商業困境。
因此，要走出5G時代當前面臨的商業困境，運營商需要轉變供給思維回歸到市場需求的原點。
隨著5G技術的繼續演進，以RedCap（輕量化5G）爲代表的5G-Adavance （5G-A）即將啓動5G的下半場進程。所謂輕量化5G，其實就是按照行業市場對于更低成本、更低功耗、更低複雜度的5G需求，精簡5G 的“過剩能力”來適配物聯網更新換代的市場機會。
而且在5G-A的部署上，運營商也在反思和汲取5G網絡建設貪大求全的教訓。對中國市場5G發展策略有重大影響力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邬賀铨，在2023世界5G大會上發表了《5G模式創新再出發》的主旨演講。在演講中，邬院士確認了當前5G模式所出現的問題，注意到運營商對于5G-A可能帶來的曆史投資保護與資産收益的擔心，面對“前一輪的投資回報還沒有足夠，新投資是不是值得”的靈魂之問，邬院士的建議是，“5G-A並不需要做全網覆蓋，只是熱點區域的5G補充”，並呼籲運營商對于5G-A專網的運營模式進行探索。
在技術上精簡5G過剩能力的RedCap，在部署上不做全網覆蓋的5G-A，正是移動通信行業對于5G下一步發展回歸到市場需求的務實反映，在某種程度也可以說視爲對傳統商業模式在5G時代終結的宣告。
【結語】-日前，2023年度布魯克林6G峰會在美國紐約召開，在這場以“爲6G奠定基礎“（Create the Foundation for 6G）爲主題的峰會上，AT&T技術執行副總裁Chris Sambar的主題演講卻把重點放到了對5G投資回報遠不及預期的評判上，一度將峰會的基調由對6G的樂觀預期轉向了對6G不確定性的擔憂。
無獨有偶，在法國電信巨頭Orange最近于巴黎召開的技術開放日活動中，公司首席技術官Bruno Zerbib也公開表示對6G技術的興趣越來越淡化了，稱用戶對于從4G到5G沒有區別的體驗其實在警示整個通信行業被困在2G、3G、4G、5G的代際範式裏太久了，他甚至認爲5G將可能是最後一個G, 會有越來越多的運營商沒有興趣重複5G升級到6G的設定模式。
因此，作爲全球規模最大的5G市場，如果中國運營商能夠通過創新的商業模式，在5G的“下半場”推動5G-A商用的過程中專注于在商業回報上取得成功，無疑會對全球運營商擺脫5G當前的商業困境指明方向，爲移動通信行業繼續沿著技術叠代的道路推動未來6G的發展增添信心和動力。---來源: 钛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