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預期中的經濟大衰退遲遲未到。盡管俄烏危機尚未結束，高債務、高利率和高通脹並行，疫情的疤痕效應猶在，但在美國和日本經濟表現超預期的支撐下，世界經濟整體好于預期。
可是，世界經濟依然面臨很多挑戰：
全球貿易持續放緩，産業鏈重構仍在進行。美國經濟的衰退風險大幅收窄，但是否能如期軟著陸仍存不確定性，美聯儲和歐央行未來貨幣政策的影響也存在不確定性。
地緣政治方面，持續兩年的俄烏衝突尚未止戰，而巴以衝突又起，地緣政治風險明顯有上行趨勢。
長期來看，人口問題和氣候問題也越來越緊迫。
2024年，世界經濟會怎麽樣？中國經濟又會怎麽樣？
*經濟格局穩中有變
從14世紀末大航海時代開始，直到2018年以前，由于技術進步和生産力提升，經濟聯系不斷加強始終是世界發展的主線。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顯著加速。而2018年貿易衝突伊始，有人認爲，世界經濟格局開始進入逆全球化，但隨著中美競合、新冠衝擊、俄烏戰爭的不斷演進，更多的人則認爲，世界經濟的走向並非真正意義上“脫鈎斷鏈”的逆全球化，而是在新的全球政治格局下求解安全和發展的新平衡，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全球化進程放緩和新的區塊化格局重構。
*一方面，全球化與産業鏈重構交織，“硬脫鈎”暫時沒有發生。
貿易衝突疊加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國際經濟關系受到顯著影響，出現特殊關稅、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經濟制裁、金融決策政治化、政府幹預頻繁等等。不過，全球化與産業鏈重構交織，徹底的“硬脫鈎”暫未發生。比如，2022年中美的雙邊貿易額創曆史新高。
雖然“硬脫鈎”沒有發生，但歐美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均有所下降。比如，2022年的中美貿易額正增長受價格因素的影響很大，而中國對美貿易占自身貿易總額的比重從2017年的14.21%下降到2022年的12.04%，美國對華貿易占自身貿易總額的比重從2017年的16.34%下降到2022年的13.08%。
預期2023年的中美、中歐貿易依存度會進一步下降。而作爲産業鏈轉移承接地的東南亞地區來說，雖然其對美出口增加，但這些國家和地區從中國進口的規模也同時增加。
*另一方面，世界經濟區塊化越來越明顯，但總體格局未變。
與産業鏈重構相對應，世界經濟大致形成了幾個區塊，中美歐除了直接貿易之外，還通過這幾個區塊保持著緊密的間接貿易，區塊內國家間，以及區塊內國家與中美歐間，也保持著緊密的貿易聯系。在這種複雜的貿易態勢中，中國作爲全球超級貿易節點的地位沒有變，中美歐作爲全球最大的三個貿易節點的地位也沒有變，因此，全球的貿易總體格局沒有變，但格局內的貿易力量對比發生了邊際變化。
具體來說，這幾個區塊分別是，以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爲代表的美洲區塊，以英國、歐盟核心國家（德國、法國）、中東歐國家（捷克、波蘭）爲代表的歐洲區塊，以中國爲核心的亞洲區塊。
亞洲區塊的情況有點複雜。除以中國經濟爲核心的大區塊外，還有以印度、東盟十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爲核心的東南亞區塊，以及韓國、日本、中國台灣爲核心的東亞區塊。
之所以把韓國、日本和中國台灣劃分爲一個區塊，主要是考慮到這三者在半導體領域的全球影響力。從俄烏戰爭和疫情衝擊來看，除了糧食、石油、天然氣等傳統的大宗商品外，芯片等半導體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強。
*各區域的問題存在異同
美洲區塊
最明顯的，中美歐經濟面臨的情況截然不同。
202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國把經濟恢複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困難歸納爲“三重壓力”，即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實際上到目前爲止，經濟複蘇進程面臨的依然是這三重壓力。
最突出的表現是需求不足，其中又特別表現爲消費需求不足，所以一直有觀點討論，中國是否面臨通縮的問題。而美國和歐盟面臨的問題主要是高通脹。
通脹的本質原因是實體經濟缺口突然擴大和貨幣條件大幅寬松。具體來說，美國這一輪通脹的成因，可能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能源價格和糧食價格的擾動，但這是歐盟通脹的主要原因、美國通脹的次要原因；
二是供應鏈帶來的通脹，包括貿易爭端、疫情衝擊、俄烏戰爭對産業鏈、供應鏈帶來的影響；
三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帶來的需求拉動。
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又分爲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爲應對疫情衝擊，財政和貨幣配合，采取了大規模刺激措施，短期內帶來了收入和消費的增長。這也間接支撐了2022年中美貿易額創新高，因爲美國家庭的消費需要來自中國出口的支撐；
二是美國房貸利率爲固定利率，美聯儲持續加息給居民帶來的淨利息收入上升；
三是由于就業市場持續強勁、物價通脹下降幅度超過名義工資增幅導致實際工資大幅上升。
市場關心的是，在過去近兩年的急速加息之後，此輪加息周期是否已經結束，降息的拐點何時出現。
美國的此輪通脹表面看起來是需求過熱，但實際上底層原因是新冠疫情帶來的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失衡和供給不足，只需要商品、勞動力兩個市場恢複就可以降低通脹。而就業市場持續的高景氣使得美聯儲並沒有明顯的意願在可預見的將來，大幅度改變它的利率政策。
但有兩種情況或將影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選擇。
第一種情況是財政的擴張幅度和可持續性。
疫情期間，美國出台了三輪總規模高達5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政策，這使得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快速膨脹。在加息的大背景下，到期後的聯邦政府債務需要以更高的利率來接續，截至2023年11月17日，聯邦政府借債規模已經達到33.74萬億美元，這就意味著利率每上升1個百分點，每年將增加超過3300億美元的利息成本，約占GDP的1.3%。
但是2024年是美國的大選年，看如今的態勢，美國總統選舉似乎又將是特朗普和拜登對決，而經濟成果直接影響選票。所以你看，盡管2023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達到上限，但拜登政府根本就沒有意願調整它的赤字財政。2023財年，聯邦政府的赤字支出達到2萬億美元，赤字率達到7.5%，接近2022年的2倍。
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財政政策不改變，那未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則必然重新走向寬松。
2024年其實比較特殊，除了美國大選，印度、英國等等都迎來大選。不同政黨的執政理念和利益訴求，都會邊際影響全球格局。
第二種情況是金融市場或者金融機構開始出問題。
2023年年初，由于美聯儲的超長加息和銀行自身的問題，矽谷銀行和簽名銀行接連出現風險。彼時，市場就在討論，美聯儲是否會停止加息。但由于當時通脹仍處于高位，且美聯儲判斷，上述兩家銀行的風險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率較低，所以美聯儲沒有停止加息。
但現在美國5.6萬億的商業房地産面臨新的問題。由于疫情改變了人們的工作習慣，導致舊金山、芝加哥、達拉斯等城市的商業寫字樓空置率超過20%。商業地産的租金下降但運營成本未降，這將導致部分地産所有者沒法償還銀行貸款。
據測算，美國（資産總額2500億美元以上）的大型商業銀行中約6%的資産是地産貸款，占其監管資本的60%；地區性銀行有13%的資産是地産貸款，占其監管資本的160%。而目前通脹已經從峰值的9.5%回落到3%～4%之間的水平，初步具備了降息的空間。
地産貸款的違約率上升不一定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但可能給美聯儲降息施加壓力。
歐洲區塊
目光轉向歐洲。
美國的通脹主要是需求拉動型，歐洲的通脹主要是成本推動型。2022年俄烏戰爭帶來的大宗商品價格衝擊顯著影響了通脹和經濟活動。此外，爲應對疫情衝擊和能源衝擊的財政補貼，對通脹也有貢獻。
歐委會預計歐盟2023年全年的經濟增速爲0.6%，2024年的經濟增速將上升至1.2%。歐盟的經濟以德國爲核心，但德國2023年的經濟增速只有0.5%左右，2024年預期可能回升到1.5%左右，繼續發揮歐洲經濟火車頭的作用帶動周邊的經濟體，但歐洲經濟至少面臨三方面的問題。
第一，歐元區通脹對歐央行貨幣政策的敏感性可能比美國通脹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敏感性更高。
美國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經濟體，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這決定了美國經濟走勢和宏觀政策對全球其他地區會産生外溢，也會對歐洲産生影響。比如，過去兩年，歐央行不斷加息，既是爲遏制通脹，一定程度上也是爲抵消美聯儲加息的影響。
歐美的高通脹已經顯著影響到了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嚴重依賴俄羅斯能源的經濟體經曆了更大幅度的能源價格上漲和更急劇的經濟增長放緩。
而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2024年美聯儲降息，歐央行是否跟隨？
歐元區通貨膨脹率從2022年超過10%的峰值降至10月份的2.9%，盡管歐元區20個成員國的通脹趨勢不盡相同，受基數效應影響未來幾個月通脹也可能暫時回升，但主導的方向大概率是向下的。
那麽，如果美聯儲降息，由于歐央行不斷加息對本國經濟帶來的負面作用，所以歐央行也很可能降息。問題在于，歐盟的通脹主要是成本推動型，雖然德國等俄羅斯能源依賴性較強的國家采用多元化進口的方式以超預期的速度將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降低到接近0的水平，但是來自美國、加拿大、挪威等國的天然氣和液化天然氣價格高于俄羅斯，擡高了進口能源的價格中樞，使得歐洲的通脹水平可能對歐央行的降息更爲敏感，這將掣肘歐央行的貨幣政策選擇，給歐洲的經濟複蘇帶來不確定性。
第二，歐元區內部的通脹、就業和債務都存在分化，就業和工資放緩對消費構成下行風險。
一是就業情況存在分化。歐元區的勞動力市場修複較美國更快，但各國間存在顯著差異，比如2023年上半年，德國和法國的就業景氣度較高。但2023年下半年，除法國的失業率開始上升之外，意大利、荷蘭、盧森堡、塞浦路斯、拉脫維亞、芬蘭、奧地利、愛沙尼亞等10多個國家的失業率都開始上升，這似乎意味著歐元區經濟複蘇的動能在減弱甚至消退，預期2024年將會延續這一趨勢。
二是通脹情況也在分化。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核心國家的通脹水平逐漸回落至2%～4%，2023年9月份荷蘭的核心通脹甚至同比爲-0.3%，但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等國家的通脹率還在6%以上。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歐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難度。
歐元區與美國一樣，就業市場韌性和通脹回落帶來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是支撐歐元區經濟複蘇的重要動力，但如果就業和工資增速放緩，或者政府退出對居民的能源補貼，居民的消費能力均會放緩，拖累歐元區的經濟增速。
當然，除了就業和通脹分化，以往存在分化的各國的債務負擔也依然存在，且有加大的趨勢。
歐元區還有一個可能被忽視的特征是，除了對外的能源依賴外，在貿易方面，歐元區實際上是一個外向型經濟體。2022年出口占GDP之比爲42%，剔除區內貿易後，出口占比爲21.4%，高于美國（8.1%）和中國（19.6%）。這意味著2024年的全球市場需求，對歐元區也有較大影響。
第三，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給歐元區經濟的持續複蘇蒙上陰影。
俄烏戰爭會持續多久，對中東歐、歐元區和整個歐洲的影響都存在不確定性。歐美制裁俄羅斯導致歐洲不得不尋求新的天然氣與石油來源，中東油氣在全球能源格局重塑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顯。
而新一輪的巴以衝突爆發以來，敵對行動主要局限于加沙和以色列，雖然尚未造成石油供應中斷，但如果衝突蔓延到包括伊朗在內的中東其他地區，將對包括石油在內的全球貿易網絡和大宗商品市場造成負面衝擊，因此仍需警惕巴以衝突擴大的不確定性影響。
不過，鑒于近幾十年來能源生産強度不斷下降、在中東以外地區愈發多樣化的石油供應，以及能源的戰略性儲備，現今石油供應産生重大中斷後與1973至1974年的歐佩克石油禁運、1978至1979年的伊朗革命、1980年爆發的兩伊戰爭，以及1990至1991年的第一次海灣戰爭相比，造成的影響應該要小得多。
如果從長期來看，還有一個重要趨勢值得注意，即極右翼政黨正在不斷掌握權力，比如匈牙利、意大利、斯洛伐克，甚至荷蘭、德國、法國的極右翼政黨在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這或許將影響歐元區經濟和歐盟的一體化進程。
亞洲區塊
亞洲區塊以中國經濟爲核心，輻射帶動周邊的東南亞國家和東亞國家。
2018年中美貿易衝突使得産業鏈轉移的討論越來越熱，但我在別的文章中也講過，産業鏈轉移並非肇始于中美貿易衝突，中美貿易衝突也不是全球産業鏈重構的唯一原因，貿易衝突疊加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只是加速了全球産業鏈重構。
全球産業鏈重構的根本原因是成本驅動、相對優勢的邊際變化疊加地緣政治擾動。
2001年、2008年、2012年的三次産業鏈轉移，主要是成本驅動。
2001年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爲全球制造業提供了優質的廉價勞動力和廣袤市場，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的中低端制造業向中國轉移。2008年是金融危機衝擊，發達國家的中低端制造業進一步向中國以及東南亞國家轉移，同時伴隨著部分中高端制造業向中國轉移。
2012年是中國達到劉易斯拐點，部分有前瞻性的國際企業和中國企業開始前瞻性布局東南亞。
第一次産業轉移，中國是受益者；第二次産業轉移時全球處于金融危機，中國經濟由于四萬億刺激而一枝獨秀；第三次産業轉移規模較小。所以前述三次産業轉移中國的感受都不是很深切。
直到2019年及以後的全球産業鏈重構，才是源于中美貿易衝突、新冠疫情衝擊和俄烏戰爭等地緣政治擾動。而且中國是此次産業鏈轉移的直接主角，且疊加中國經濟增速的增速換擋，所以大家的感受才這麽深刻。
所以，這引出兩個問題：
第一，這一輪産業鏈轉移的承接者的優勢是什麽？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可以間接回答未來中國是否面臨外商投資的淨流出壓力。
第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麽？
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在間接回答，中國的優勢是什麽、這一輪産業轉移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深度和廣度。
目前來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替代中國，但印度、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以及墨西哥等可能在某些産業領域對中國産生部分輪動替代。當前新興市場中吸引投資、資金的熱度最高的是墨西哥，其次是巴西和印度。
爲了增強美國的供應鏈韌性，從特朗普政府開始，就不斷兜售所謂的印太戰略。2022年，拜登政府明確提出構建“印太經濟框架”（IPEF），旨在重組全球供應鏈體系以遏制中國崛起。
2023年5月27日，IPEF包括印度在內的14個成員國就供應鏈協調達成一致——邁出了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實質一步。2023年6月22日，莫迪訪美後美印發表聯合聲明，雙方在科技、防務、戰略融合、清潔能源轉型、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公共衛生等領域展開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合作。
由于勞動力素質、基建設施、文化因素等等原因，印度的全球制造業地位難以成爲現在的中國，但需要警惕的是，印度的發展態勢不斷逼近2000年前後的中國。
受産業結構的影響，新興市場中，2022年頗被看好的越南2023年的表現反而不佳，一大原因是越南出口中，消費電子等科技産品占比較大，而全球科技周期處于底部。由于經濟增長低于預期，越南央行不得不在2023年上半年降息，導致越南與美國國債收益率差距拉大，資金流出。不過，隨著全球科技周期正逐步從下行周期走入上行周期，越南等消費電子産品出口占比較高的經濟體情況或許會好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不斷推出新的産業政策，在基礎設施、芯片和新能源産業等方面增加投入，撬動了不少私人部門投資，美國的制造業投資增速顯著提升，2023年美國經濟之所以超預期強勁，與制造業回流美國也有很大的關系。
回流美國的制造業，不僅包括一部分亞洲産能，也包括一部分歐洲産能。俄烏衝突之後，歐洲承受了較高的能源價格以及隨之而來的高通脹。歐洲企業爲了應對這種高通脹，不得不將一部分産能外移，其中很大一部分轉移到了美國。
日本經濟對亞洲區塊的影響主要取決于日本央行何時開始轉變它的貨幣政策。
在主要發達國家已將政策利率提升至40年新高後，日本依然保持著負利率，而它的通脹也正在快速上升中，並且從能源輸入型通脹轉向勞動力緊缺導致的工資推動型通脹。已經一代人沒有見過通脹的日本，2024年會不會開始加息，成爲市場關注的焦點。
由于韓國和中國台灣在半導體領域的全球影響力，韓朝關系、日韓關系、南海局勢對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影響也可能周期性增強。實際上，俄烏戰爭、巴以衝突，也會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投入的精力，進而影響美國産業鏈在東南亞布局的節奏。
當然，最關鍵的，其實是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情況。
中國經濟是否否極泰來
無論是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還是房地産、地方債等具體問題，千頭萬緒，說起來好像哪個都重要。
房地産
現在看來，2023年達到5%的經濟增速問題不大。有觀點認爲，2024年中國的經濟增速能否達到4.8%或者5%以上，最關鍵的在于房地産能否企穩。
房地産及相關産業占GDP近1/4，房地産市場確實牽一發而動全身。
由于中國經濟的基本面發生了變化，比如人口結構變化、城鎮化進程放緩，房地産的基本邏輯發生了變化，所以大家對房地産市場的預期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再加上很多地方存在過度建設等問題，現在的投資者和消費者都非常敏感，如果房地産市場進一步惡化，包括房價大幅度下降或者開發商違約進一步擴大，銀行和家庭的資産負債表將會惡化，可能進一步抑制制造業投資和地方政府支出，打擊消費者信心，從而拖累2024年的經濟增速。
2023年商品房銷售面積、房地産開發投資預計分別同比下降8%、10%。好在最近一系列政策出台，包括需求側的“認房不認貸”、下調房貸利率。最近監管部門正在起草房企“白名單”，強調名單上企業的正常融資需求應當得到滿足，央行等三部門17號聯合召開了金融機構座談會，表示要繼續做好房企合理融資支持和融資監管，再次從融資側發力。這意味著政府開始直面房地産市場上民營開發者的流動性問題。
預估2024年商品房銷售和投資同比將繼續下降，跌幅應該會收窄。
地方債
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不斷上升。
2015～2018年、2020～2022年，中國已經進行了兩輪地方債的化債工作。2015年的第一輪是把存量債納入預算管理，通過置換債把隱性債顯性化等，2020年的第二輪化債主要是發行特殊再融資券，把短債變長債，降低成本。2023年應該算是第三輪化債。
7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10月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都強調了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7月政治局會議要求“制定實施一攬子化債方案”，工作思路主要還是延續了2020年發行“特殊再融資債券”的方式，通過置換存量非標、高息債務或償還拖欠企業賬款，來降低地方政府付息壓力，緩釋流動性風險。
而10月份的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建立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建立同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優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實際上更側重于“管債”。2023年的兩次會議，實際上是明確“化債+管債”框架基礎。
無論怎麽說，由于中國的體制優勢，地方債一直是看得見但被關起來的“灰犀牛”，如果沒有特殊衝擊，不太可能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
但是地方債務問題，嚴重掣肘了地方政府的支出空間。
財政政策
中國的地方債具有高度的複雜性。
但總體來說，債務結構呈“三多三少”特點：即中央債務少、地方債務多，一般債務少、專項債務多，顯性債務少、隱性債務多。
10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國務院增發1萬億國債和2023年中央預算調整方案的決議。緊接著10月30日的金融工作會議就提出要優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這似乎表明中國的財政政策思路有些轉變。
計入1萬億國債後，2023年全國的財政赤字將由38800億元增加到48800億元，預計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預計2024年的財政赤字率也將突破既往3%的警戒線約束，定在3.5%～3.8%之間，而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大概率超過4萬億。
但我在別的文章裏也講過，中國實際的赤字率並不是一般公共預算賬戶收支差額占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而是綜合考慮了使用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從政府性基金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調入資金、動用結轉結余資金等因素。
實際的財政赤字計算公式爲——
* 財政預算赤字=（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調入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和其他預算資金+動用結轉結余資金）-（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補充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結轉下年支出的資金）。
以2022年爲例，官方赤字率按2.8%安排，但實際赤字率爲4.7%。如果2024年的預算赤字率定在3.5%，考慮資金調用之後，實際赤字率可能超過5%。
債務風險取決于分子和分母的增速。
如果加大財政力度，可以使得分母的增速大于分子，那債務風險依舊是降低的，那增加財政赤字安排反而會降低風險。另外，通過增加中央財政支出力度的方式，緩解和降低地方財政的支出壓力，也有助于拆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爲地方釋放更多財力和穩增長的政策空間，那也是值得的。
貨幣政策
2024年與2019年以前不一樣。
2019年以前，利率雙軌制、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是制約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在2020年及以後預期轉弱的經濟下行周期，利率過高和融資難依然存在，也依然對經濟增長有掣肘，但似乎已經不再是制約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因素。
另外，過去幾年，央行一直在強調貨幣政策以我爲主，實際上也是這麽做的。但美聯儲的政策選擇依然會對央行的貨幣政策選擇帶來一定的外溢影響。
美聯儲不斷加息，而且預期2024年上半年美聯儲降息的概率也不大。而美元利率維持在較高水平，使得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這限制了央行的降息空間。
所以，預期2024年中國的貨幣政策可能依舊維持在邊際寬松（10-30基點）的水平，並且利用比如MLF等各種流動性工具，來保障金融市場流動性，而不會大幅度降息。
刺激力度
積極財政仍將持續，但如果沒有其它外生衝擊，預計2024年不會有新的大刺激措施出台。原因有以下兩點：
第一，經濟規模太大，政策空間有限，邊際作用有限。
2008年中國的GDP規模是30.06萬億，所以4萬億刺激措施可以立竿見影地提振經濟增速，但緊接著2011年到2015年都是超常規刺激政策的消納期。當然，4萬億政策有利有弊，到現在也爭論不止。
但我想說的是，2022年中國的GDP規模已經121萬億，刺激措施對應的需要16萬億，對應的，2008年的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只有5.5萬億，2023年10月，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爲40.1萬億。而2022年的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爲28.16萬億，從經濟體量而言，中國已經沒有了實施大刺激的條件。
房地産持續下行也限制了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和財政整體狀況，盡管中央政府支持加碼，但政策空間依然有限。
第二，實際經濟增速低于潛在經濟增速和産能過剩的矛盾。
我不知道我們計算出來的潛在經濟增速到底有多靠譜，但大部分經濟學者認爲中國的經濟增速低于潛在增速。但潛在增速的前提是産能利用率接近100%和充分就業，市場會對産能利用率進行自動調節。但在中國，産能利用率低到底是經濟增速降低的原因，還是經濟增速降低的結果？
我們不斷地把經濟增速作爲政策目標，是假設經濟增速可以比較好地反映産能利用率情況、就業情況和收入情況。但實際上，如果不理順産能利用率不足的結構性原因而以經濟增速爲目標進行財政擴張，可能會帶來兩方面的後果：
一是進一步加劇産能過剩；
二是擠出私人投資，惡化投資效率和就業水平。
其實地方政府專項債就面臨這個問題。
一方面，按照財政紀律的要求，專項債發行原則上要求項目自身的收益要可以還本付息。但實際上，由于大多數項目支持的仍是收益率很低甚至沒有收益的基礎設施建設、産業園建設，當前的專項債的付息還是靠項目所在地的財政資金或平台公司的信貸資金；
另一方面，如果專項債投向了靠自身的收益可以還本付息的項目，這實際上就意味著對私人投資的擠出，而專項債建設大多靠國有企業，其對就業和居民收入提升的帶動效率或許不如民營企業。因此，需要平衡專項債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和擠出效用。
從政府財力、政策空間、産能利用率的角度看，2024年似乎既不具備大規模刺激的條件，在某種意義上也不需要大刺激。
經濟新動能在哪？
剔除2024年世界經濟面臨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風險，世界經濟面臨的共同問題是：增長的新動能在哪？
從工業革命開始的過去近兩個世紀裏，追求物質財富仍然是人類的首要目標。隨著生産力的進步和制造業在全球範圍內的輪動，盡管面臨收入分配問題，但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和居民收入都在增長。所以低收入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形成了一個“收入-消費”的雁陣模型。
但是，在美國，過去的三十年裏，80%的人的購買力沒有增長。在法國，人均年增長率從20世紀70年代的3%穩步下降到2%，在接下去的十幾年下降到1%，在過去五年中下降到幾乎爲零。
現在發達國家面臨高債務、高利率和低增長，發展中國家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和債務危機。這回到了關鍵問題：惠及更多人的經濟增長會恢複嗎？如果不會，那未來會如何？
土地、勞動、資本、技術是經濟增長理論中最重要的4種生産要素。21世紀以來，互聯網的發展所預示的技術前景從未如此光明，但基于矽基創新的新工業革命，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似乎不如工業革命。
人工智能技術的湧現，會帶來新的增長嗎？
最後，回到中國。如果基建和房地産減速了，新動能在哪？
中國經濟的優勢在于産業鏈齊全、潛在的市場空間大，只要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速保持在4%以上，中國就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大概率是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經濟體。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或許來源于三個方面：
第一，産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包括傳統的制造業産業升級換代，也包括爲應對氣候變化而推出的綠色轉型，比如新能源，還包括新基建、新經濟、科技創新、高新技術産業等等。有專家估算未來二十年新能源要完成200萬億的投資，每年平均10萬億的投資規模。這些都可以提高生産力和改善産業、經濟結構。但是我們一定要做好新舊動能的銜接，發展新動能不是完全抛棄傳統産業。
第二，調整政府支出的方向。過去，我們的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政府投資拉動，扭曲了資源配置，也間接導致了地方財政和房地産綁定。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深和人口結構的轉變，未來政府支出應該考慮加大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方面支出，包括教育、醫療、養老，可以提高居民長期信心，降低居民部門儲蓄率，也有助于提振消費。
第三，在穩定短期經濟增速的基礎上，積極應對結構性調整，大力推進制度性改革和對外開放。
在對外開放方面，最近在制度上、標准上有各種提法，雖然外商投資2023年出現明顯下滑，其中有一些結構性因素，包括産業鏈轉移，勞動力成本上升，也有周期性因素，如美元利率上升，但總體來說，中國作爲全球第二大市場，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幾乎不可能有其它單一市場可以取代。
那麽，只要我們的制度改革和對外開放不出大問題，那麽一定會對外資保持吸引力。開放是基調，本質是中國與世界互相需要。因此，中國需要考慮，中國需要世界什麽？世界需要中國什麽？中國能給世界提供什麽？
而長期來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築起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的制度性保障。有時候，宏觀經濟政策的成敗，不僅在于設計，而且在于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生態，不要把本來應該由改革承擔的任務強加到政策身上。
2024年可能還會出現無法預測的風險，但是相信世界一定會變好。
No.5526 原創首發文章 : 作者 賈銘*作者簡介：青年經濟學者。研究領域爲行爲與實驗經濟學，關注宏觀經濟、政治經濟、國際關系。-來源: 秦朔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