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實體會消失、記憶會變淡，技術幫助人類更好地記住它。
當飛機掠入西北高原，土地袒露它最原始的面貌。沙山起伏綿延，如同大地的褶皺；枯水期的沙河變成一幅深刻清晰的樹根圖。駛向敦煌莫高窟的公路通暢、寂寥，黃沙漫無邊際，恨不得就那樣從人的視野一直延伸到世界的邊緣。
一個符合眾人想象的敦煌就這樣徐徐構建，直到踏入洞窟，被一種過於強烈和燦爛的方式打破。
穿過一方洞口，走過狹窄甬道，進入數倍於體高的空間，所有感官反差都來得猝不及防——先是視覺，一雙習慣城市的眼睛還沒等適應沙漠直白的太陽，立刻就要迎接黑暗；再是觸覺，窟內空氣清涼，令人驟然專注；在講解員手電筒光柱的盡頭，一千多年前的壁畫色彩斑斕，故事生動，佛與菩薩像或莊嚴肅穆，或對來訪的後人報以微笑。
倘若一千多年前來這，將看到完全另一番景象。你會置身於一個國際大都會，跟粟特人買香料，和天竺人買白糖，向中原人買絲綢，看一場康國人跳的胡旋舞……那時，敦煌是中西交通的 「咽喉之地」。中華文明同來自印度、古希臘、古波斯等不同文明在這裡融會、交流。經濟發達、文化多元，自那時起，敦煌成為絲綢之路上的明珠。自從公元 366 年，一位叫樂僔的僧人在鳴沙山東麓鑿出第一個石窟，之後漫長的歷史裡，人們沿着崖壁開窟禮佛、供養菩薩，儘管敦煌在時代沉浮中聲音若隱若現，莫高窟卻悄然保存了一千六百多年的文化和藝術。
莫高窟也遵循 「生老病死」 的自然規律。樊錦詩曾站在洞窟內，手裡拿着 100 年前法國探險家伯希和拍攝的照片，兩相對比，她看到莫高窟憔悴的速度，那變化令人心驚。壁畫的顏色淡了，有的壁面掉落消失。「莫高窟的消失是不可阻擋的。」 樊錦詩很早之前就道出這個殘酷的事實。沒從北大畢業時，她就曾來莫高窟實習，為它奉獻一生，如今已是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
莫高窟不是那種精心封存在玻璃櫥櫃裡，或是被高科技材料給小心翼翼罩起來的文化遺存，人們在研究、觀看它的歷史時，也在影響和塑造它。除了敦煌強壯的風沙和其他自然因素，人類也是它的威脅。相對密閉的洞窟對空氣溫度、濕度有特殊的要求，人呼出的二氧化碳都會對壁畫顏料、壁面、泥塑帶來影響。參觀高峰時，每年有 200 多萬人來訪。洞窟很難 「休息」。
學者們談論莫高窟的方式仿佛它是一個人，他們形容它 「會呼吸」，說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他們像對待垂垂暮年的老人一樣呵護它，儘量延緩它老去的速度，在它的實體徹底消失之前，盡己所能地保存它現在的樣子，讓它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曉。
莫高窟在敦煌市的東南邊，鳴沙山的東麓，海拔比市區高出 300 米，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們把上班稱作 「上山」。
除了最廣為人知的壁畫、彩塑、石窟保護之外，支撐學者們研究的，還有一間不足 8 平米的洞窟：藏經洞。
學者們提及它時，會這樣說——
「學界圍繞它研究了 120 多年。」
「包羅萬象、百科全書、是一個中古時代的圖書館。」
「開啟了 『敦煌學』。」
在莫高窟南區最北側第 16 窟甬道北壁，一個小得需要成年人躬着身體才能鑽進去的 「窟中窟」，就是莫高窟第 17 窟，藏經洞。洞內長和寬各 2.6 米，高 3 米，是歸義軍時期河西都僧統洪辯法師的紀念窟，曾裝下 6 萬多件從公元 4 世紀到 11 世紀的古代文獻和藝術品。
1900 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圓籙和一名楊姓夥計在清理 16 窟淤沙時，偶然發現了它。據王圓籙墓志銘，當時 「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全球考古界為它的重見天日而興奮，它為中古史研究提供了剛性並且新鮮的證據，也難怪學術界會說這是 「20 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
藏經洞面積不大，出土文物卻浩如煙海，在時間、容量、數量、價值等方面均堪稱獨一無二。
除了不同語言的各種佛經、官府公文等等嚴肅的文字檔案，還有全世界最早的恆星分布圖、雕版印刷品、書法家的作品拓本，還有教人下圍棋的專業書籍、九九乘法表；結婚文案百事通、民事官司訴狀記錄、幼童的練字本；還有丈夫體面休妻，祝福彼此 「一別兩寬，各生歡喜」（沒錯，社交網絡上流行文案的源頭就在這兒），窮書生揮淚以文祭奠他死去的毛驢的慘澹一生…這些迥異於正史記載、未經雕琢的公私文書，匯成中古時期世俗生活記錄，為後人留下了寶貴證據。
但是，倘若有誰帶着歷史的好奇心來藏經洞一探究竟，他大概會品嘗一番失落。由於晚清國力衰弱，這批文物先後被英、法、俄、日、美等國家的探險者 「騙取盜劫」，散落世界各地，如今被收藏於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大英博物館等機構當中。也因此，藏經洞的大眾認知度和它在學界的盛名無法相比。
莫高窟第 17 窟藏經洞現狀
在巨大的文化價值面前，了解藏經洞的人生出更多的焦慮。如果它無法被更多人感知，它依然相當於 「封存」 在歷史中，跟今天的人沒有關係。怎麼能突破媒介和傳播形式限制，讓更多普通人看到藏經洞的美、認識到它的價值？
2022 年 6 月，敦煌研究院和騰訊宣布聯合成立 「數字敦煌 x 騰訊互娛文化遺產數字創意技術聯合實驗室」。初衷是結合敦煌研究院的文物數字化技術和騰訊互娛的遊戲技術，用 「沉浸」「互動」 的方式和大眾分享藏經洞背後的 「鮮活歷史」。
但無論是研究院的學者專家，還是在騰訊互娛那些年輕人，雖然懷揣強烈願望，但還沒形成清晰想法——因為面對着藏經洞這樣浩瀚的學術海洋，沒有前例可循。
在深圳科興科學園，騰訊互娛公關部總經理戴斌辦公室的會客桌上擺着榫卯積木拼裝的中國古建築模型和古羅馬鬥獸場的樂高模型，書架被敦煌研究、建築歷史、古代寺廟經濟等作品填滿。他是一個真誠的敦煌文化愛好者，在談論莫高窟的細節時能帶上具體年份、權威學者姓名和論文，會說着說着立刻起身抽出一本書翻出例據。
十三年前第一次參觀莫高窟後，戴斌一直關注敦煌文化的大眾化傳播，不僅出於職業敏感性。他還認為，文化遺產保護的本質是管理其所展示和傳達的信息，而互聯網科技公司在信息管理方面有天然儲備。
大約七年前，敦煌研究院與騰訊達成戰略合作協議，隨後雙方聯合推出了 「數字供養人」、QQ 音樂 「古樂重聲」 音樂會、「敦煌詩巾」、《王者榮耀》「遇見飛天」「遇見神鹿」「遇見胡旋」 系列遊戲皮膚、敦煌動畫劇等數字文創精品內容，總結過去的幾次合作，騰訊集團市場與公關部副總經理劉小嵐評價說，「騰訊在敦煌文化和公眾之間搭起了創意之橋和數字之橋」。現在，傳播藏經洞這個新命題又擺在面前，「還能否搭建一座新的橋梁？」
劉小嵐的團隊找到了戴斌。對於如何傳播藏經洞，戴斌想到了幾件事：
第一，藏經洞的面積如此之小，卻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厚度，反差巨大；第二，以往數字文化產品習慣於把信息 「推」 出去，不利於被接收，需要重建一種信息傳遞秩序；第三，技術發展為傳遞 「更海量、關聯性更強、更易被接受」 的信息提供可能性。
命題的答案，戴斌認為或許是遊戲科技。他找到騰訊互娛副總裁、CROS 團隊負責人崔曉春。CROS 是騰訊遊戲的中台部門，負責研究最新的遊戲技術，支持公司內外各種產品，此前曾經運用遊戲技術做出 「數字長城」，是通過雲遊戲技術實現的最大規模文化遺產毫米級高精度、沉浸交互式的數字還原。戴斌建議 CROS 團隊做一個 「數字藏經洞」，但要加入遊戲的操作、視角、故事情節和獎勵機制。
遊戲除了是娛樂方式，也是講故事的工具。近幾年的《伊迪·芬奇》《最後的生還者》《神秘海域》，不僅是受歡迎的遊戲，也是龐大的長篇小說。
文學是書寫和敘述，電影是觀賞和給予，遊戲則在此基礎上增加了互動和反饋。這三種敘事技術，聽故事的人的感官參與度是遞增的。通過互動了解故事，把關鍵信息設計成道具和線索，讓人主動地去獲得，被成就感推着了解文化常識，這是遊戲敘事的獨特優勢。
而在底層支撐遊戲敘事能力的，是技術能力。三維建模、全局動態光照、物理渲染等技術的發展可以在虛擬時空裡還原 「真實的世界」，創造 「真實世界的物理體驗」，是從現實走進虛擬的通道。
由遊戲引擎渲染的莫高窟 「三層樓」
崔曉春立刻就同意了提議。團隊成員也為這個想法感到興奮，但不免覺得大膽：因為這樣的產品，不僅文博行業沒做過，騰訊自己也沒做過。
要講故事就需要一個線索。當這個想法傳遞到敦煌研究院的時候，敦煌文獻研究所所長趙曉星很快創作了故事腳本《一張 「紙」 的自白》——這張 「紙」 是藏經洞出土文獻 「敦研 001」《歸義軍衙府酒破歷》。
作為敦煌學的專業學者，趙曉星一直非常注重向大眾普及藏經洞及其蘊含的敦煌文化，為此她參與錄製了《國寶大家說》《考古公開課》《絲路大講堂》《登場了！敦煌》等電視節目，策劃了 「敦煌寶藏」「趣敦煌」 等文化推廣項目，想 「把有趣的文化變成容易了解的東西」，而藏經洞尤其需要這樣的 「翻譯」。
「藏經洞缺乏一個 『具象的、容易被感知的東西』，這是它認知度不高的原因。每次人們講到它的時候，很容易突出它的文物流失史和悲劇性命運，但事實上藏經洞裡 『有什麼』 更為重要。」 趙曉星說，「藏經洞太豐富、太珍貴了，我們的文化自信完全可以通過這些文獻來樹立。」
《一張 「紙」 的自白》原本是為卡通畫冊準備的腳本，用第一人稱講述《歸義軍衙府酒破歷》的來龍去脈。趙曉星對這個文獻青睞有加，因為它一定程度上代表藏經洞的 「精華」——它一面記載着《金剛經註疏》，佛經是藏經洞出土的最多的文獻類型；另一面記載着歸義軍政府 213 筆用酒公費支出，是第一手歷史檔案。「正史記載都是粗線條的，而酒破歷能看到歸義軍政府當時外交用酒情況、節日活動，透露出活生生的歷史細節。再加上它後來被一分為三，又在多年後各自回流敦煌，能把藏經洞的故事完整地串聯起來。」 趙曉星說。
很快，這個故事被改編成 「數字藏經洞」 的產品腳本。經過雙方初步溝通，2022 年 6 月，騰訊 「數字藏經洞」 項目組的成員帶着近 50 頁演示文稿來到蘭州，為敦煌研究院展示產品規劃。
騰訊的員工解釋着流程、對話框、箭頭、任務，學者們聽着不時冒出來的 「玩家」「策略」「任務」 隱隱擔憂，老師們一時無法對這個產品的最終狀態建立具體想象。
楊雪梅負責敦煌研究院科研管理、學術交流和知識產權管理工作，對於新的傳播形式態度開放，她當時想：「用遊戲的方式展示，是不是就把洞窟全景掃一圈放到裡面就完了？」
面前的一大挑戰是保證學術準確性，「以前看電視劇就發現有這樣的錯誤，講的是唐朝的故事，演員穿的是宋朝的衣服，低級的學術錯誤要規避掉。」 楊雪梅覺得，「只有傳遞準確的信息，才能傳遞正確的價值。」
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牽頭，組建一支包括文獻、藝術、建築、考古、樂舞、數字化等領域共 6、7 位專家的隊伍參與項目中。這麼大規模的跨部門合作，在研究院並不多見。「雙方確實投入了大量技術、人力、物力，要麼不做，要做就做好。」 楊雪梅說。
除了確保學術準確，還要確保技術可行，兩者需要融合和平衡。在所有疑惑解答之前，雙方建立一個共識：在尊重歷史原貌的底線上，給予產品創意空間，創造前所未有的參觀體驗。
技術能讓想象力生根。藉助技術的呈現能力，人們不再只能看到歷史的結果，還能看到歷史的過程，看到現實世界已不復存在的場景。
在 「數字藏經洞」 里，騰訊和敦煌研究院首度 3D 建模還原了三界寺。三界寺是唐代時期敦煌地區著名的寺廟，但沒能留下圖像資料，連遺址至今都沒被發掘出來。
2023 年 3 月底，蘭州春雨濛濛，在敦煌研究院蘭州院部，趙曉星調出藏經洞出土文獻 PT993，那是一張吐蕃寺院圖，也是當初給騰訊繪製三界寺的參考圖。「這張圖實在是太草率了。」 她說着，等待網頁加載出來，繼續道：「你能想象用它復原成一個真正的建築嗎？」
PT993 線條乾淨、規整，任哪個公正的評判者都不能否認畫工的認真，只不過，這位古代技師所掌握的透視知識與現代人的認知並不一致。就這麼簡單的一張圖，又有平面，又有立體。對着它，騰訊的團隊也是毫無頭緒。
最初，騰訊曾經設計出一個三界寺，但在趙曉星看來，「它或許放在長安和洛陽還行，放在莫高窟就與整個環境無法匹配。」
當她提出要推翻第一版三界寺美術設計時，楊雪梅感覺到視頻會的氣氛 「稍微有點緊張」。對騰訊來說，第一稿已基本定型，修改就意味着不僅美術要從原畫階段重新做，後期渲染、台詞、人物路線都要跟着變。「推翻的成本不低」，楊雪梅知道。但從研究院的角度，即使資料有限，也不能有損學術準確。
困頓時刻，趙曉星向研究院建築學專家孫毅華求助。已經過上退休生活的孫老師連夜手繪示意圖，深夜十一點拍照發來。孫毅華悉心指導，文字不容易理解的，就用鉛筆手畫，嚴謹地標上比例尺、圖注，一張張發來。
根據文獻PT993 、孫毅華老師的手繪圖復原的三界寺
像做學術一樣，專家們查閱文獻、考證歷史，騰訊團隊高效配合、修改細節、做數字化呈現，雙方 「天天一稿一稿對」。呈現四個時代的莫高窟，期間人物、建築、鳴沙山崖面、洞窟壁畫都要符合史實，不能簡單複製粘貼。
三界寺的僧房房頂應該是平的，敦煌夏天非常熱，僧人會直接睡在房頂上；道具雲母是敦煌地區繪製壁畫的一種頁岩顏料，應該畫成片狀而不是 「洋芋蛋子」；抄經的筆不是如今常見的細竹竿厚筆鋒，寫唐楷的毛筆更像一個短促有力的掃把頭。又比如，修建藏經洞的僧人洪辯，應被外人稱為 「高僧」 還是 「師父」？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趙燕林特地去查文獻，在宿舍書架上的《敦煌碑銘贊》中找到答案，得叫 「大德」。
每一個細節無限真實，塑造出的場景信息豐富度就更高，讓人更沉浸。類似的，比起看一場舞台上的敦煌舞蹈，不如製造一個高度還原的長安盛景，讓舞蹈發生來得震撼。
兩個屬性完全不同的單位合作創造一個從未有過的產品，磨合成本可想而知，但雙方有共同的信念和底線，在開放尊重和碰撞中，「數字藏經洞」 以每天迭代一個版本的速度前進，有時一天迭代兩次，一直改到上線前最後一天。
無論是否喜歡，大自然有它的生命周期，石窟會誕生，也會湮滅，時間會把絕大多數東西永久地藏進歷史，也會因為機緣巧合留下一點什麼。如果希望改變文化遺產的存續宿命，有什麼方式能抵禦自然、對抗時間？
臨摹是樸實的保存方式。1940 年代，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來到莫高窟，第一項工作就是臨摹和研究壁畫。敦煌建築學家孫儒僩繪製的洞窟平面圖，不僅臨摹了壁畫，也加上了洞窟建築結構示意圖，筆跡乾淨工整，色彩清淡雅致，如今已成為藝術作品，在研究院陳列中心展出。
從前學者們跟時間賽跑的方式只能靠投入自己的生命，以及讓自己的後代繼續傳承。孫儒僩的夫人李其瓊曾任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所長，是壁畫臨摹大師，他們的女兒，正是前文幫助項目組解圍的孫毅華。在敦煌研究院，夫妻檔、兩代人這樣的學術家庭有許多。
後來有了技術，能以更高效率跑贏時間的 「武器」，研究院緊緊抓住它。自從 1980 年代樊錦詩提出對數字化保存構想，身處沙漠之中的莫高窟在過去 40 年與全世界最先進的科技相連。國內外的互聯網大公司、知名高校科研團隊都是合作夥伴，為的就是把最合適的技術用到莫高窟保護工作上。
丁曉宏是文物數字化研究所的職工，報到那天記憶如初，2005 年 7 月 6 日，氣溫熾熱，遊客如織。他的辦公室在一個小小的平房裡，窗外不到一米就是沙山。
從最早用數碼相機手動拍攝，用人眼把照片一張張拼起來，到高精度掃描、軟件拼接、數字儲存，把洞窟完整的壁畫在數字世界平面鋪開——那文件根本不是家用電腦能打開的，如果有訪客要來觀摩成果，得提前兩小時把它打開等着加載出來。
就在那樣一個粗獷的環境裡，敦煌研究院得到美國梅隆基金會支持，和美國西北大學合作尋找高精度拍攝壁畫的方法，擁有了專業的拍攝軌道、攝影架、軌道車、專業照明燈，拍攝軌道和拍攝架是從好萊塢定製的，「在當時很先進，拍電影的設備。」
過去 20 年，敦煌研究院完整採集了 200 多個洞窟。這是個急不得的細活兒。為了 「讓那些數據安安全全的」，他們做了一切準備，構建分布式存儲結構、自動備份、異地備份、自動校驗保存系統。在最最極端的假設里，地球的磁場亂了，數字資源悉數盡毀。為了在那樣的極端世界裡也還有生機，考古所用儘可能全面的手段撰寫考古報告，儘可能保證記錄下一份完整的石窟遺蹟信息檔案。
從 1994 年考古報告編寫小組成立到 2011 年正式出版，樊錦詩主編的《敦煌石窟全集》第 1 卷《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古報告》一共花了近 17 年時間。30 萬字的篇幅里精準、完整、全面地記錄了早期三窟的所有遺蹟信息，被譽為 「最為科學全面的石窟檔案」。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編著科學、完整、全面的石窟考古報告，甚至後人僅憑這一本書，也能完完整整複製出這個洞窟」，考古所副所長趙燕林說。「意義都是保存，但工作途徑不一。新興科技往前走，我們是往後看。」 趙燕林為 「數字藏經洞」 提供考古學術指導，他平時的工作環境不是洞窟就是沙山上的建築遺址，這是第一次參加研究院對外合作項目。
而從更長遠的時間尺度來看，埋沒這些文化遺產的未必是黃沙，而是被疏遠和遺忘。文化遺產只有被充分了解，轉化為人類文化審美和日常生活，才將永遠存在。只有記憶能真正對抗時間，而技術能夠幫助更好地記憶。也因此，「保護、研究、弘揚」 三項工作在敦煌研究院同等重要，是學者們銘刻於心的 「六字箴言」。
文化弘揚遠非一蹴而就的事。
4 月，敦煌研究院融媒體中心副主任杜鵑正在思考，敦煌研究院社交賬號關注度是不是卡在瓶頸，「粉絲量增長怎麼才能更快些？」
融媒體中心 2018 年成立，作為敦煌研究院的 「翻譯官」，負責將敦煌文化的美和底蘊 「翻譯」 出去。隨着第一篇《敦煌歲時節令》推文發出，杜鵑和她年輕的團隊藉助新技術、新傳播形式，源源不斷地輸出敦煌文化和精神。
在敦煌研究院和騰訊成為戰略合作夥伴後，雙方聯合推出了 「雲遊敦煌」 小程序、數字供養人、「點亮莫高窟」、敦煌動畫劇、敦煌詩巾一系列項目，一上線便成為深受大眾喜愛的 「爆品」，深度參與其中的杜鵑感受到了技術和創意的力量。
雖然在西北的大漠裡，但她和一個更開放、更有科技感的世界正連接着。王者榮耀飛天皮膚推出後，一位生於敦煌在外讀書的大學生說自己告訴同學：「飛天是我們敦煌的。」 那語氣里的自豪感讓杜鵑觸動，她一直記得前輩學者的叮囑：「你想要觸及年輕人的群體，肯定要用他們能接受和喜歡的方式去表達敦煌文化。」
只是傳播的潮流趨勢變換得實在太快，先是微博、微信，再是小程序、短視頻，現在又來了 B 站、小紅書……文化弘揚需要創新，不能跟着平台和熱點跑。
「敦煌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時也存在難懂之處，傳播更要拓寬思路，不斷創新技術手段和弘揚模式」， 杜鵑說。2022 年，融媒體中心推出虛擬人 「敦煌仙子——伽瑤」（原型來自莫高窟壁畫中聲音婉轉如歌的神鳥 「迦陵頻伽」）。她有着少女般的明眸善睞，婀娜多姿。杜鵑想用 「人格化」 的方式傳播敦煌文化。在 「數字藏經洞」 中，「伽瑤」 扮演了 「指引者」 角色，引導用戶穿越時空經歷藏經洞的命運流轉。
敦煌仙子：伽瑤
美術出身的杜鵑是此次 「數字藏經洞」 的美術指導，在做好整個產品的美術視覺表達的同時，還參與了 NPC 人物設定、內容互動邏輯等的推敲打磨，目的是將學術成果進行有效的視覺轉化與呈現，既尊重學術又傳遞出敦煌美學意蘊。
朱曉峰是另一位身在敦煌但連接互聯網世界的人。一坐下來，他就迅速展現出開朗健談，他喜歡各種體育運動、看遊戲視頻、聽不同風格的音樂、追最新的電影、認為自己找片子的能力 「可能比不少 90 後還強」。
過去幾年，朱曉峰完成了敦煌研究院和王者榮耀主題皮膚的幾次合作。朱曉峰主業研究敦煌樂舞和中國音樂史，把和互聯網公司合作戲稱為 「業餘玩票」，儘管，他願意為了這些 「玩票」 加班到凌晨一兩點；他還嘗試以展覽呈現敦煌樂舞的研究成果。與王者榮耀合作 「遇見胡旋」 皮膚時，他們營造出一個盛大的長安上元夜燈會現場，在一小塊圓毯上，貂蟬舞出正常舞者難以復現的速度與力度。
這次做 「數字藏經洞」 ，朱曉峰主張音樂 「不能太西域，也不能太佛教」，他特別選取敦煌文獻 P.3808《敦煌樂譜》中的旋律片段作為動機進行創作，通過音樂來呼應藏經洞主題。根據他近年的研究，「敦煌的音樂」 應該就是 「中原的音樂」——文化的傳播先到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再返回敦煌。
朱曉峰覺得某種程度上自己通過跟互聯網公司合作，相當於用高科技手段把最新研究講出去，大眾接受起來輕鬆，比自己寫的 「催眠學術書籍」 的效率高多了。
雖然方式、狀態不同，但趙曉星、楊雪梅、杜鵑、丁曉宏、趙燕林、朱曉峰及其他敦煌學者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一樣的：怎麼讓敦煌文化被更多人了解、知道、感受。
這似乎是每一個熱愛敦煌的人的自覺。
過去 20 年，不少全球知名的互聯網和科技公司主動尋求跟敦煌研究院合作，研究院敞開懷抱，期待跨領域碰撞能產生好作品。騰訊市場與公關部副總經理劉小嵐提到最早來敦煌談合作時，研究院的領導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看看騰訊能做什麼。第二句是，你們打算做多久？
作為一家 「科技 + 文化」 公司，過去多年，騰訊嘗試用技術力量幫助保護和傳承傳統文化，跟敦煌、故宮等國內頂級文博機構建立合作。
「保存信息、處理信息、傳播信息」，在戴斌看來，保護弘揚文化遺產和互聯網科技公司的工作方式表面各異，但本質上其實是接近的：「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弘揚是信息管理工作，互聯網科技公司恰恰在信息管理的技術和理念上做好了準備。推動自我認識，構建共識情感，完成美育教育，要靠不同時代最前沿的信息技術來完成。」
2022 年，敦煌研究院專家組到深圳騰訊公司參觀，走出展廳的路上，院長蘇伯民跟旁邊的劉小嵐說：「如果有一天敦煌的文化讓更多的人能夠看到能夠走向更多的地方，該有多好。」
蘇伯民是惜字如金的人，那次感慨令劉小嵐印象深刻，她感受到了蘇院長對前沿數字技術的關注和期待。
每一代新技術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弘揚，都不可避免地帶上那個時代的表達特質。我們身處一個由現實向虛擬大規模遷徙的時代。進入一個逼真的虛擬世界已經司空見慣，遊戲中的 「開放世界」 越來越多、和虛擬人（或 NPC）交流、互動等，人們早就習以為常。
在深圳科興科學園，騰訊互娛 CROS 技術研發組員工邱海榕的顯示器屏幕上，一個三維的莫高窟隨着他鼠標移動而展開細節。這個 「數字莫高窟」 由一個個數據點組成，每個點對應着數張真實拍攝的照片。「數字藏經洞」 對莫高窟 「三層樓」 和第 16、17 窟進行毫米級精度還原，為此渲染超過 3 萬張圖像，生成 9 億面的超擬真數字模型。
通過拍攝 3 萬張實景圖片，經技術處理，在電腦上實現對物理世界毫米級還原
這個技術，使得進入產品的用戶能擺脫空間限制，近距離、無限時參觀藏經洞——在現實里，你無法在洞窟逗留太長時間，也無法看清塑像、壁畫等細節，而且，出於保護需要，你只能在藏經洞洞口匆匆看一會兒。
「數字藏經洞」 項目組的梁冰帶領策劃團隊，他說此次最大挑戰在於敘事跨度長達千年，「從公元 862 年洪辯修窟開始，到 1900 年文物流失，期間經歷朝代變遷、環境變遷、季節變遷，時間線、人物線、歷史線相互交織，有海量的信息需要呈現。」 最終利用遊戲敘事、中國工筆畫的美術風格，這些信息才得以一一容納進去。
這麼沉浸逼真的場景，多個歷史朝代的復現，最終形成一個大到 36GB 的數據包，讓用戶下載到手機上體驗顯然不現實，而且就算下載了，渲染能力對手機芯片等配置也有較高的要求。為了降低用戶體驗門檻，騰訊選擇了雲遊戲呈現方式。
藉助技術，人們在手機上能比實際去洞窟看到更多細節
客戶端負責人唐兵是個典型的技術專家，個性溫和，腦筋靈活，語速快。他淡淡地將 「實現並不算很難」 的技術拆解，仍會讓人感嘆遊戲科技的魅力——雲遊戲技術就是將全部數字資產放到雲端，在雲端完成複雜運算，即使用戶手機配置不高，也能獲得畫面高度清晰、細節豐富的體驗。
「這事放在五年前都做不到。」 唐兵說。因為行業內最新出現的 「虛擬幾何技術」，搭載遊戲引擎，才做到了雲端運行幾十億面片，用戶實時操作也能維持高幀率。「這些技術國內基本上沒有很多人在用。」 畢業後的十多年，唐兵加入過很多大公司，做過商業遊戲、電商等商業色彩濃厚的項目，當上級提出要抽調技術人才參與數字文化項目時，他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這一切都可以回歸到最初那個命題——小小的藏經洞，巨大的信息量，有沒有一種新的 「展示秩序」，讓觀眾能夠 「超時空」「低門檻」 地 「參與」 文化遺產的歷史？
藉助遊戲科技，過去幾年，CROS 連續啟動開發了三個數字文化產品：數字長城、數字藏經洞、數字中軸線。
4 月初，「數字藏經洞」 上線前兩周，早上十點，騰訊項目組的成員準時召開晨會。十幾個員工的企業微信頭像在會議室的曲面大屏上鋪開，會議室內還坐了十幾個。騰訊互娛研發效能部助理總經理鄧大付聲音洪亮，討論激烈。
鄧大付是 CROS 的技術帶頭人，「純技術宅」，日常樂趣是跟同行探討技術論文。那天晨會，他們討論如何讓 「數字藏經洞」 的文獻展廳讓人感覺很大、很高。具體到技術實現上是賦予它一個面積，給定視線運鏡，經過計算，就能真實體驗到 「空間感」。那是一個科幻感極強的展廳，裡面 21 件文物如今分散在全球各地。也只有在數字世界，它們才能同時被人觀摩。
連續做三個數字文化項目，鄧大付的認知潛移默化中改變。以前他做遊戲科技的第一目標是 「不能掉隊」，2022 年完成 「數字長城」 後，很多文旅單位主動找上門，他看到了遊戲科技的公共價值。他隱約覺得自己做的就是一個 「文化元宇宙」，而團隊在項目中沉澱的技術工具和流程，是打開這個 「文化元宇宙」 之門的鑰匙。
藉助遊戲科技，從現實狀態回到藏經洞剛被發現時的樣子
這或許不是偶然。用數字手段保護和保存文化遺產已有至少 30 年的歷史，最早以圖片、視頻和網站為主的 「平面」 形態；到 3D、立體展示效果的 「三維」 形態；如今，遊戲科技帶來 「沉浸式」「參與式」「交互體驗」 形態，文化遺產數字化進入全新階段。
「遊戲科技參與文化遺產數字化是自然而然的。」 戴斌強調兩者的關聯性，「敦煌文化需要被公眾了解，遊戲科技讓人們更容易抵達藏經洞。」 他期待「數字藏經洞」 產生一種示範效應，讓更多人看到遊戲科技的可行性、投入到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弘揚當中，「這種價值會比我們想象的大。」
「當我們獲得技術能力後，就想着打開技術的更多可能，期望為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 戴斌解釋了為什麼要用遊戲科技做遊戲之外的事，「這些跨領域嘗試驗證了遊戲科技能夠外溢到其它領域，遊戲能夠產生超越遊戲之外的多元價值，正在進化成為 『超級數字場景』。」
2023 年 4 月 18 日，「數字藏經洞」 正式上線，首周內超 1400 萬人次進入小程序，超 40 萬人在雲遊戲中深度體驗，且數據還在攀升。
初春時節，敦煌的黃昏要在北京時間 8 點才展露它壯美的姿色。每天傍晚 5:30 遊客全部離開景區後，莫高窟又靜回來了。
那是一種需要外人適應和用通感去體驗的安靜。在遠離市區 20 多公里的沙漠，幾百個佛窟默然矗立，遠處的風吹拂起一層薄薄的沙，嘯聲淡淡，鳴沙山的名字就是這麼來的。落日餘暉一寸一寸消逝在山的背面，幾千年時間周而復始，一秒鐘也能綿密厚實。
人的複雜性被物理和時空的空曠廣博性輕輕掃開，只剩下單純的崇敬和熱愛。正如丁曉宏所說，「敦煌確實是有些條件不如外面，但是這個感情是簡單的。」 莫高窟有驚人的感召力。
愛和責任感並非沒有源頭。因為了解，他們懂得藏經洞的誕生、敦煌文獻的掩埋、匯聚以及跨越千年的重現，都是極為罕見的 「幸運」。文物的流散是無法更改的歷史，但要如何表達它、記住它是可以選擇的，「數字藏經洞」 是突破物理局限、對抗自然和時間的 「時光機」。
去年 7 月，騰訊項目組派出一個小分隊，從深圳、上海、杭州分別出發，去敦煌採集數字資料。彼時很多城市還在封控，有人要連轉三次飛機才能到敦煌。為了不打擾遊客參觀，他們早上 4 點開工，工作到 8、9 點，晚上 5:30 後再開工，直到深夜 12 點後。
近距離拍攝壁畫讓邱海榕得以看到更多細節，那些規律排列的小佛像看似重複，實際上每個都保留了不同的刮痕，被畫工和時光塑造成一個個獨特的存在。回到深圳後，處理噪點、校正顏色，他捨不得去修改照片裡的每一個像素，雖然斑駁但感覺有一種難以名狀的和諧。「就希望感動自己的東西，也給大家看到。」 他說。
他們見到了沙漠裡的暴雨，在全年降水量只有 40 毫米的敦煌，那場雨下了整個下午；還有一場突然襲來的沙塵暴，黃沙瞬間漫布， 遊客尖叫，30 幾秒後，身上全是沙土。他們一下子理解了莫高窟的偉大和脆弱，一切美好的事物，終將消逝。
策劃組成員薛曉黎那時深刻感受到自己這份工作的意義和使命感。她才剛剛畢業轉正，活潑、細膩、感性。那種使命感在成員之間蔓延，一位平時少言寡語的美術組同事某日袒露心扉，說，「投身敦煌已不只是因為工作。」
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後，他們把鳴沙山風的聲音、莫高窟風鈴的聲音，還有敦煌咯噠雞的聲音埋在 「數字藏經洞」 里。
在敦煌的最後一天，晚上 12 點收工後，莫高窟送給他們一個晴朗的深夜，星星密布，北斗七星清晰，那晚的星空圖成為薛曉黎設為每次匯報演示文稿的最後一頁。她的工位上貼着在敦煌拍的照片、敦煌元素的公仔，他們一次次修改和迭代產品，克服了許多困難，她說，「就覺得冥冥中我們這群人要一起做這件事。」
如今，這份愛和責任已不止在敦煌。-(文:姚胤米/來源:晚點LatePo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