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於虎嗅青年文化組公眾號「那個NG」。在這裡，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暗殺元素，是當代流行文化中的一個核心。
不論特工電影裡的固定環節，還是電子遊戲裡的「潛行-暗殺」標配玩法，這個黑暗而血腥的操作，已經成了國際文化工作者調動觀眾好奇心的靈魂調味料。
從《殺手》、《刺客信條》到《最後的生還者》，暗殺已經成了當代遊戲戰鬥系統的標配和基本賣點。
長期以來的歲月靜好，讓我們潛意識裡總會把暗殺這件事當作文藝作品的橋段、歷史的記憶，總覺得它是逝去的東西，離我們很遠。
但事實上，從今年7月安倍晉三遇刺，到阿根廷副總統克里斯蒂娜被人用槍指頭、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遇襲，再到前兩天巴基斯坦前總理伊姆蘭·汗遭槍擊受傷。
多位國際政要遇襲的頭條新聞，總會令人擔憂——
一連串外國政要遭遇暗殺的背後，我們正面對怎樣的未來？
01.政治暗殺越來越流行了嗎?
政治暗殺，作為政治暴力的組成部分，指的是出於政治目的而策劃的秘密謀殺計劃，實施者期待通過對特定個體的肉體毀滅，進而促進或阻止社會中政治議程的發展。
美國西點軍校反恐中心，在2015年發布的報告《政治暗殺的基本原理- The Rationale of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中指出：
通過分析758起政治暗殺樣本，他們發現1945年至1969年，每年平均有5名政客死於暗殺。而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這一數字開始激增——1970年至2013年間，每年因暗殺而死的政客達到14.48人。
圖片來源：《The Rationale of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該中心在報告中，把對三次政治暗殺的激增點做了分析。
比如，他們認為20世紀70年代初的政治暗殺增長，是中東衝突帶來的能源危機以及高通脹所導致的連鎖反應。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上漲，是受東歐巨變影響的結果。而21世紀初的激增，則是因為美國在中東一系列戰爭所導致的政治動盪。
1945-2013年全球政治謀殺趨勢圖-圖片來源：經濟學人
如果你覺得上面的數據有些老不夠有說服力的話，那麼來自馬里蘭大學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 (GTD)的數據，一定會讓你更直觀地感受到政治暗殺的加速。
單從數據圖表現的狀態來說，當代政治暗殺的案件數量已經超過20世紀70年代的峰值。再結合近兩年不斷成為新聞頭條的政要遇刺案，讓很多專家都在擔憂世界正在面臨新暴力時代。
由於該數據庫目前僅僅更新到2020年，所以其中暫不包括近期的案件。該數據圖，是以最嚴格的篩選方式得出的數據，其中不包含挪威於特島、新西蘭基督城那種出於政治目的武裝突襲，就是為了表現最狹義的「政治暗殺」趨勢。-圖片來源：GDT
情報與安全諮詢公司蘇凡集團(Soufan Group)的研究主管Colin P. Clarke認為：目前針對政客的暗殺事件的增多，一方面是由於恐怖組織的策略轉變，另一方面則是技術門檻的降低，讓暗殺武器更易於獲得也更致命，無論是針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無人機襲擊，還是殺死安倍晉三的手工槍都揭示了這一點。
除了以上兩點之外，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人開始加入政治暗殺的行列，他們不是西方刻板印象中恐怖分子的模樣，而是在他們身邊的極端分子。
02.逐漸崩塌的舊世界
美國，是觀察目前政治暗殺浪潮中最鮮明的樣本：
2019年2月，一位信奉「白人至上」的美國美海岸警衛隊軍官，因為企圖暗殺美國民主黨高官而被捕。 2020年，美國執法部門破獲了一起企圖綁架密歇根州州長Gretchen Whitmer的陰謀。同年7月，一名反女權主義者襲擊了美國地方法院法官Esther Salas的家，殺死了她的兒子。 2022年6月5日，68歲的退休法官John Roemer在家中被處決式槍殺，警方在擊斃兇手後，發現一長串寫有美國高官名稱的暗殺名單。同月，一名企圖暗殺美國最高法官的男子被捕。 2022年7月初，美國眾議員普拉米拉 · 賈亞帕爾在家門口被死亡威脅。同月，紐約州議員李·澤爾丁遭遇利器襲擊。 ...
上面羅列的這些案件，只是美國近兩年暴力政治的極小部分。
據統計，在2017年，美國國會議員遭遇的威脅事件為3939起，2021年這一數字飛速增長到了9625起。但這種暴力隱憂不僅僅在高官身上，就連負責投票的公務員也感受到了壓力，77%的相關工作人員，認為這些年對他們的威脅正在與日俱增。
面對這種威脅，美國眾議院最近為每位議員提供1萬美元的資金，讓他們升級家庭安保系統。這個聽上去就像是電影情節的新聞，可以稱得上是美國政治步入暴力深水區的一個註腳。
那麼，是誰對政客發起攻擊呢？
Anti-Defamation League調查顯示，在過去10年，美國出現了至少450起政治謀殺案，其中伊斯蘭極端分子犯下了20%的謀殺案、「左翼極端分子「犯下了4%的罪案，而剩下的75%的政治謀殺案，全部由極端右翼分子犯下。
所謂極端右翼，在政治學的定義里很複雜。但從流行語境來講，他們大多是帶着排外、極端民族意識的支持者，2021年占領國會山的特朗普支持者，大概是極右翼團體的典型畫像。
他們認為現代的西方民主國家已經陷入了腐敗和無能的泥潭，變成了一個由民主黨人、猶太人、崇拜撒旦的戀童癖（希拉里的披薩門）以及蜥蜴人（美國傳統陰謀論）組成的邪惡政府。因此，真正的愛國者要站出來推翻它，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完全由白人主導的政府。
這張著名的照片，很像是1978年反烏托邦小說《絞索之日》描述的畫面。
但遺憾的是，極端分子的衝擊，不僅僅只存在於美國。
在英國，兩名議員被極端主義者刺殺：其中一位在脫歐公投前幾天，被一名極右翼極端分子殺害；另一位則是在去年被一名聖戰主義者刺殺。 在德國，2021年出於政治動機的犯罪數量為55048起，相較於2020年增長了23%。其中反猶太主義犯罪上升了29%，達3027起。 ...
愈演愈烈的政治暴力事件，展現出了時代的創面，一個曾經我們理解的秩序的、安全的、進步的舊世界，似乎正在逐漸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暴力血腥的未來。
但，事情是如何發展成這樣的？
03.當一整個系統亮起紅燈
我覺得想要搞清這件事，得先從理解極右翼的憤怒開始。
作為「90後」，我記得我在我的學生時代裡，見過和聽見最多的兩個詞：除了素質教育，就是地球村和全球化，雖然在那時，這倆詞我們都沒搞懂意味着什麼，但在宣講里它們都是好東西，是未來的趨勢。
隨後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們的生活變好了，似乎一切都像允諾的那樣，你好我好大家好，其樂融融一起挽手走向新時代，人類社會從此告別紛爭。
但，遺憾的是，有一批人很不滿，那就是西方的中下層藍領。
在過去40年，經濟的高速發展在創造繁榮的同時，也拉大了全球性的經濟不平等——貧富懸殊。而當情況變成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狀況被不斷強化的時候，經濟問題又會轉化成政治問題。
雖然有研究表明，是科技與技術給他們帶來了更為深刻的影響，但還是會有很多失意者會把人生不如意、工資停滯與失業歸罪於全球化，認為是他者搶走了自己的生活，政府同流合污，不為民做主。於是這種憤怒就演變成了政治能量，把右翼政黨選上了台，期待希望重新關起門來生活。
20世紀初，收入前10%的美國人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4、50%左右，隨後這個比例不斷下滑，但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這一比例開始回升，到了21世紀初，這一比例又回到了50%左右。
除了經濟層面的憤怒，文化層面的變化也加深了這一點。
被加速的移民趨勢，也使文化衝突變得明顯，比如互聯網流行的「人口大取代理論」激發了一部分人的危機感，同時也讓「激進的極右翼分子」對自己的暴行充滿了偏執道德使命感：
無論是在於特島槍殺左翼政要後代的布雷維克，還是基督城的塔蘭頓，抑或是今年得州小學的拉莫斯，他們在執行屠殺的時候，都充滿着一種拯救民族的情緒。
「憑什麼我很努力還沒法逆天改命？憑什麼我在家門口還要受『外人』的氣？憑什麼政治家面對問題反應慢？」這些疑問，幾乎是極端主義憤怒的核心，雖然聽上去是兩件事，但它們都指向同一個問題——不公平。
比如，歐美目前極右勢力流行的Accelerationism理論，就是出於人們對政府調節不公平能力的失望，從而產生的毀滅願望。簡單來說，他們認為現在是個不去硬重啟，就會一直死機的情況，所以該理論的信奉者希望通過像政治暗殺的暴力手段，來將現有社會踹翻重來。
2017年12月，白人種族理論家理查德·斯賓塞，參加了一場反移民遊行。
此外，從更宏大的角度，極端情緒的由來，是一種發展過程必然。現代生活讓個體變主體，每個人都成了孤獨的原子，在這種漫長的漂泊與遊蕩之間，選擇擁抱同溫層，維護來自「想象共同體」的理解與溫存就成了現代人的必選項。
不過遺憾的是，網絡同溫層有可能會讓人感到安慰，也有可能讓人變得狹隘，以至於我們總能在新聞里看見某某極端主義者在某某論壇衝浪，不斷受其中思想浸染，最終成為恐怖殺人犯的情節。
政治刺殺激增背後的極化局面，讓很多人都聯想起了上世紀70年代的動盪。無論你願不願意接受這個說法，這就是我們當下面對的狀況。
歷史學家弗格森在去年著作《末日：致命瘟疫、核災、戰爭與經濟崩盤，災難對人類社會的啟示
》中提到：世界正重回到類似上世紀70年代的亂局，而且這一次危機會比上一次更糟糕。
或許在未來人的歷史課本里，我們當下所經歷的政治暗殺小高潮和這個時代，只是一個人類文明發展中一個小小的坎坷，它可能是個豪邁的註腳，也可能是一場走向更深刻失敗的序章。
但無論是那一種，未來的寥寥數語，都無法概括我們目前身處極化世界的焦慮與悲傷。-[出品:那個NG*作者:渣渣郡/來源:虎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