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去醫院，陳大渡都會準備好一套「醫生開好、已經繳完費、但還沒有預約」的檢查單。這是她數次分析後得出的最優解。如果臨時需要做一個檢查，家屬會面臨三種情況：一是醫生沒有開單子、二是來不及繳費、三是還沒有預約。所以她將前兩步準備好，緊要關頭就不會措手不及。為了搶到合適的日期，一項9月份的複查，她通常在2月份已經預約好了。
正在讀博的陳大渡有強大的資料整合能力和流程把控能力：「我只有把看病過程中的每一件事情安排好，我才能掌控好這個病；我控制了看病的行為，我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的發展。」
她買了許多關於癌症的治療手冊自學，以及一本關於病人家屬的書《病人家屬，請來一下》，書里囊括了作為家屬需要提前了解的所有信息和知識。她還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在線文檔《北腫肺癌隊友攻略》，這是⼀份我⻅過最詳細的看病指南。包括化療中、住院前、手術後有助於改善就醫體驗的小貼士、健身類、⽇常類、看病器具類以及防騙提示等等。
帶父親看病的背後，陳大渡也在積極治療自己。患有抑鬱症的她，需要先打贏自己的仗，才能為父親繼續奔波。幸運的是，積極治療的她沒有倒下，持續扮演着家裡的主心骨。
「有傘的孩子才可以在雨中漫步，沒有傘的孩子只能快步奔跑」，談起自己，陳大渡說得並不多。
父母是清閒的小市民，但陳大渡是一個極具主體性的90後獨生子女。 高一那年，她在北京四環房價1萬出頭時央求父母買房，因為「太麻煩」而被拒絕後，她寫完作業連夜上網看二手房，帶母親實地考察後，第二天一放學就去付款了。後來，選專業掙學費、留學保研讀博、相親戀愛結婚，⼈⽣中的所有⼤⼩事都由她⾃⼰全權做主。
父母更像是依賴陳大渡的孩子。她感慨道：「照顧一個50多歲的孩子，和照顧一個5歲的孩子，是完全不同的體驗。5歲的孩子會完全信任你，而50歲的孩子會自以為很成熟。5歲的孩子每一天都會長大，而50歲的孩子，他每一天只會比前一天更衰老，更何況是一個絕症病人。」
照顧幼兒的時候，幼兒是單獨的個體；而照顧父母的時候，他們二人是整體。子女對於一方太熱切，另一方就會覺得被冷落。陳大渡形容，父母就像她帶大的二胎，被保護在溫室里：「現在的社會，很多夫妻養不起二胎，而我們這些人，就像年輕的單身媽媽帶着兩個生病的小孩。前者終究會享受天倫之樂，⽽後者時刻準備着⼈財兩空。」
直到現在，父母仍然不理解，為什麼⾮要看書、為什麼⾮要寫論⽂、為什麼困了也不能睡覺——他們脫離社會太久，早已經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競爭有多麼激烈，而他們如此幸運，擁有一個強大的孩子，替他們扮演了父母的角色。
和病友們相處的這段時間，陳大渡組織了一個微信群，目標是建國100年的時候，組織100個病友，親手向主治⼤夫送錦旗和100⽀玫瑰花、100張全家福、100句鼓勵陌生病友的話。要求就是，這100個病友都要好好治療，⼀個都不許掉隊——⼤家都要活下來。
陪父親治病化療的這段時間，文科生陳大渡一邊寫專著，一邊學python語言，甚至開發了一個病歷網站。
最開始，她發現⼀沓沓紙質檢查單和診斷報告，拿取極不⽅便，於是她發揮了學霸的整理分類技能，將所有資料全部收集在⼀個⿊⾊的⽂件夾⾥。就診信息分⻔別類，封⾯還貼着幾家醫院的就醫卡號條形碼，塑料兜⾥分別夾好了⽗親的身份證、醫保卡、銀⾏卡、病曆本，隨取隨⽤。
但這還不夠。陳大渡做了更加不可思議的事。
紙質報告即便收納在文件夾里，仍然不夠直觀清晰。她希望用可視化的方式，把所有指標數據，轉換為一個可追蹤的曲線圖。
「指標需要被⻓期追蹤，異常指標會影響到後續的治療，每個⼈的異常指標反應情況和採取策略不同，最後都會導致不同的結果，醫生也非常辛苦忙碌，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要記錄下來。等我在不同科室問診的時候，能快速地讓醫⽣了解⽗親的病情，知道最新的進展是什麼——所以我就寫了一個能對這幾家醫院檢驗結果進行讀取、分析和展示的小程序，大概花了三天三夜把這個代碼寫出來，再把它搬到網上去。」現在，這個網站已經處理了2296條數據。
陳大渡父親的身體指標
陳大渡不僅考慮的是讓父親以後看病更方便，更重要的是，⼀個簡明的工具也許能為更多⼿⾜⽆措的病友和家屬帶來一點安慰。
「大多數病人家屬並沒有條件去學習基礎的醫學知識。至於影像怎麼看、病理切片怎麼看、手續怎麼跑、怎麼給病人做心理疏導，他們都沒有可遵循的方法論。一旦你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就會陷入一種茫然的恐懼。如果這時能有人為我指一個大概的方向，或許就會在這場戰爭中掌握主動權，⽽不是陷入『習得性無助』的深淵。」
陳大渡在編程老師協助下開發的病歷網站
當我問她，有沒有幻想過擁有一個兄弟姐妹分擔這一切？無論是父親的癌症，還是父母的依賴，如果不是獨生子女，或許就不會活得這麼孤立無援了？
陳⼤渡⼀開始斷然否認，近乎冷酷地列出了3條論據。多了⼀個孩⼦就多了⼀張吃飯的嘴，⾃⼰就沒有這麼好的運⽓能夠享受頂級的教育資源。
後來聊着聊着，陳⼤渡軟了下來，改變了想法：或許有個姐姐也不錯。當她在外奔⾛拼殺、頭破血流的時候，姐姐可以穿着居家服陪爸爸餵鴿子、給媽媽的多肉曬太陽，甚至教小寶寶喊「姥爺」，讓父母繼續生活在柔軟和煦的童話世界。更重要的是，如果有⼀個姐姐，兒時的她就有機會請姐姐聽寫生詞、幫忙編小辮和塗指甲油，有許多穿小了的裙子可以「繼承」。
其實她也明白，自己不過是既想兼顧「強悍自主」和「乖巧懂事」，又渴望在幻想中體驗一把做小女孩的感覺。
也許對於這個久居象牙塔的博士研究生來說，把「為爹續命」看做一項緊迫的交叉學科研究任務，可以略微減少她的迷茫和不安。
陳⼤渡也有同感：
「這相當於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30年前立項，研究經費自籌，課題組只有我一個人。但是，竭盡一切寫的《結題報告》，終究不過是一張《死亡證明》。」冷靜克制的她，說到這⾥也不免傷感。明知最後將要⾯對的是⼀場艱難的別離，逝者獲得解脫，⽽⽣者將與痛苦和回憶糾纏余⽣，她仍然獨⾃做好最後的準備。
「等這個課題結題了，我拿到了那張死亡證明之後，我和⽗⺟就再也不會相遇了。我沒有辦法去追問他們，你感覺好不好？你有什麼遺憾？我更沒有辦法得到他們的⼀句肯定甚至是抱怨，來反饋我做法的正確率。相反的，從此之後，⼀直到我⼈⽣結束，我將⽆時⽆刻不處在對糾結忐忑的反芻之中：當時我的醫療決策是不是錯了？當時我是不是沒有控制好情緒？當時我是不是考慮得不夠周全？可是，不會再有⼈給我反饋了。」
無論哪種疾病，都在不遠不近的距離凝視着每一個獨生子女。
隨着父母日益衰老的身體，病痛緩緩踱步而來!
「獨子養老」時代拉着老齡化社會，共同向年輕人步步逼近。
每一個個體的困境，凝聚在一起構成了結構性無力。
根據人口專家估算，我國的獨生子女戶數已經達到了全國家庭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中涉及的直接人口大約5億左右。你我他她，我們的父母，都是這5億中的一粟。
生育率連續下跌，中國年輕男女的初婚年齡在十年間分別推後了3.63歲和3.95歲。也許在可見的未來，80後與90後還不算是最辛苦的「獨子養老」一代。
我們再也無法忽視浮出社會地表的現實問題：
獨生子女，享受了父母的全部寵愛之後，如今該如何面對父母的衰老和疾病？
問題的答案是殘忍而現實的。
癌症與阿茲海默症只是獨生子女會面對的無數情況之一，更多的可能性我們無法預測。
在豆瓣小組「獨生子女父母養老交流組織」里，有8萬個獨生子女互相訴苦、抱團安慰、彼此為對方的父母養老出謀劃策。獨生子女的人生沒有兄弟姐妹幫襯，於是他們就在網絡尋找無數個沒有親緣的兄弟姐妹。
辭職回家照顧父母，花錢請護工，或是送他們去養老院——哪一個都不是最優選擇，哪一個都必然要犧牲點什麼。只有開始照護父母的人，逐漸體會到屬於成年人的真正的無力與疲憊。
人生就像一支蠟燭兩頭燒，而自己快要被燃盡了。
1994年出生的王一是其中一員。
她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母親患上腦神經疾病後，她不得不往返於上海與老家合肥之間。
「最頻繁的一周大概是這樣的：周一早上到上海，周二下班回合肥，周三陪我媽辦住院手續，周四醫生說術前檢查不合格，現在做不了手術，於是我周四晚上又回了上海，周五早上再去上班。周五下班之後，趕上了周末，我又回了趟合肥。」雖然領導並沒有說什麼，但王一還是有些擔心，畢竟在互聯網公司很少有人能如此高強度的請假。
帶着母親去醫院治療的過程中，女兒和母親的身份發生了互換。母親跟在王一的身後感慨：「跟你外公外婆住院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個大人，現在你帶着我看病，我覺得自己是個小孩。」
成為老小孩的母親，開始依賴女兒。
中秋節，王一約了同學出去吃飯散心，母親的電話響起。起初王一沒在意，如果母親的手術安排在中秋節之後，那她就可以趁着假期偷閒去跟同學聚會，中秋節後再請假回家。既然醫生無法立刻安排手術，不如就讓母親安心在家休息。結果母親回了她一句：你怎麼中秋節還想着出去玩？
一瞬間，王一的脾氣和委屈全部湧上來：「為什麼還沒做手術，媽媽健健康康能跑能跳的，而我連出去玩一趟的資格都沒有了？」對於異地工作定居的獨生子女來說，假期除了回家陪着父母，其他選項都被排在「孝順」二字後面。
王一雖然抱怨，卻也理解母親年老後的依賴。家裡親戚的兒女們都在合肥，在父母的身邊盡孝，只有王一在外地打拼，這就意味着只要有家庭聚會，母親就是最孤獨的那個。
母親將自身在同輩中的孤獨，化作具象的焦慮，再澆灌給遠方的女兒。父母無數次勸說王一回老家，安安穩穩在家門口上班，矛盾的是，互聯網公司的工作機會只有大城市有，老家屈指可數。
於是父母就接着勸她回家考公務員。
王一的父母是從部隊轉業的老一代公務員，對如今社會競爭的想象極其有限。他們並沒有經歷過廝殺慘烈的公務員考試，也不知道今天一個公務員的崗位要淘汰多少人。
今年上半年的公考，王一確實參加了，即便她的冷門專業根本找不到對口的崗位。她報考了離合肥不遠的黃山市，甚至還進了面試。但最後她還是放棄了——跟第一名的分數差得太多了，但崗位只錄取一個人。1700:1的概率，老家也不是那麼好回的。
有時王一也會羨慕身邊有兄弟姐妹的非獨生子女，至少有人能分擔父母的依賴。「如果我媽有一天不給我打電話，我就覺得挺輕鬆的。尤其加班的時候，我特別不想接電話，或者是哪天工作不順心，晚上也不想說話。」
話雖如此，王一依然盡職盡責地承擔着一個獨生子女的養老責任。「真的能拋下父母不管的人，或許事業都很成功，因為他們心裡真的很強大」，而她，無論如何都做不到。
如今，王一的母親還在等待腦部的手術。談及未來，父母對養老機構的態度既恐懼又排斥，王一設想，如果可以在老家找到合適的工作，恐怕以後還是要回去陪伴父母。
另一位組員淼淼的情況更為特殊。
1995年生人的淼淼擁有一對高齡父母，50多歲時才生下了獨生女，父母如今已經70多歲了。母親檢查出了早期腦梗，這讓淼淼更加焦慮——比起同齡人，她提前十年進入了為父母養老的進程。
人在深圳的她，也夾在「大城市打拼」與「小城市盡孝」的究極矛盾之間。
「在大城市可能掙得多一點，卻難顧及家裡，比如父母突發的身體狀況。但留在老家，收入就會減少，和父母同住，還要背上一份被催婚的壓力。特別是我跟爸媽年齡差距很大，代溝更大，更難溝通，很壓抑。」
父母年歲已大，遠離社會，無法理解年輕人在「卷生卷死」之間的處境有多艱難。總是會用反話念叨女兒「養老是指望不上你了」，實際上他們的潛台詞的用意很明顯，希望女兒能回到老家，嫁人生子，在父母身邊盡孝。話雖如此，可淼淼一旦回了老家，面對的可能是老家一份連五險一金都不一定拿得到的工作。
「他們仿佛覺得，你一個人一定不會過得好，必須得找個男人來照顧你，父母就是有這麼根深蒂固的想法。包括這次我媽生病，我打電話給我爸，他還是會反問：『你還回來照顧我們？你看看你自己，現在還是一個人在外面飄着』」。淼淼無法理解，為什麼自己的婚姻變成了年邁父母最後一項人生任務。
和王一的父母一樣，淼淼的父母也不信任養老機構和護工人員。在他們眼裡，外人無論如何都比不了自家孩子的照顧。如果最終仍然找不到方案，淼淼只能辭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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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充滿焦慮的小組，折射了一個具體的時代情緒：許多年輕人的故事，開頭都是一場兩難的抉擇，結尾都是一句「人生太難了」。一聲嘆息，砸在地上卻是一個深深的坑洞。
一位豆瓣網友在小組裡寫下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矛盾又痛苦：「有時候真希望我是被我媽虐待大的，這樣在離開她的時候就不會有任何的愧疚感了。可偏偏她為我付出了很多。」
他們只能任由自己這根蠟燭被兩頭燃燒，一頭是父母的衰老，另一頭是自身在社會中的掙扎。
人們總說，父母對兒女的愛是天然的。
可我和陳大渡，以及我們身後的這一代形單影隻的獨生子女們，得到的切身體會是——兒女對父母的愛，也是無條件的。
有人為了母親的疾病奔波，有人為了父母的養老憔悴，有人徒手做出了一個病歷網站。一些人聚在社交平台里分享焦慮與壓力，更多的人在看不見的地方默默煎熬，他們都在耗着、熬着，沒有援手也沒有退路，獨自解開一道人生的難題。
就像他們從小到大，無數次一個人走進考場一樣勇敢。
（陳大渡、王一、淼淼均為化名）-[出品:虎嗅青年文化組公眾號「那個NG」*作者:黃瓜汽水*編輯題圖:渣渣郡/來源:虎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