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中國企業界，可以用3個關鍵詞形容：哀鴻遍野、噤若寒蟬、草木皆兵，這是3個實事求是的判斷。不過即使沒有這3個基本面判斷，企業家「如履薄冰、戰戰兢兢」也應該是一種常態。
此刻作為戰略顧問，一方面，我們傾向於站在企業家角度感同身受外界變化，用同理心思考。但另一方面，從第三方視角的價值貢獻出發，又必須從更大的歷史周期維度和科學管理要求拋棄情緒的影響。
實際上「悲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情緒主導認知，一定從「悲觀」中找到「樂觀」則是更可怕的邏輯陷阱，因為這個行為本身也沒有超越情緒。
聚焦企業「重塑生命周期」的話題，本文主要提供3個理性客觀的視角：
第一部分是「從大歷史視角看宏觀周期」，應該說今天的所有挑戰和風險，放置於歷史周期中，註定是客觀規律使然，但用李克強總理的話就是「長江黃河不會倒流」；
第二部分是「從市場和科技變革動能看未來機會」，這部分可能我們會稍微武斷地聚焦於科技創新。尋找未來機會的方法很多，不過科技創新確實是核心中的核心，用小平的話就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第三部分是「從科學戰略管理看抗周期之道」，這裡會從微觀的視角切入企業經營管理和品牌管理，從我們戰略諮詢的角度講一講全球頂尖公司經驗中的抗周期方法，以及對中小企業的借鑑意義，或者可以稱之為我們黨的制勝法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需要提前強調的是，周掌柜戰略諮詢顧問曾服務於微軟、戴姆勒、華為、百度、平安等國內外超級巨頭，可能我們的視角顆粒度略大。不過，經過反覆推敲和考慮，還是希望用大顆粒度、大周期分析、超越主觀情緒的方式和企業家進行一場「極致理性」的對話。
本質上看，企業家是社會增量價值的創造者，也是文明進化的核心引擎，企業家是探索星辰大海的驅動者而不是火箭發射成敗的旁觀者，所以眼前的經濟低迷和不如意反而應該是這個群體的使命及擔當之所在。這個時候不需要「哀兵必勝」也不需要「精神勝利法」，唯一的目標就是讓企業生命周期永續，落地抗周期之策。
01.從大歷史視角看宏觀周期
重塑企業生命周期首先需要超越悲觀和樂觀地來看周期、看本質、看應變，最終形成戰略管理的工具方法。
面對當前的悲觀情緒，或者我們可以換個角度回憶一下過去中國經濟成就時刻的根本邏輯。從我們團隊對比在全球20多個國家調研的情況來看，過去40年，中國呈現的「窪地優勢」帶來的海綿效應，實際上這是讓我們超常規發展的，甚至這個發展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也極具代表性。可這不見得是常態。
「窪地優勢」是中國經濟宏觀的戰略大邏輯。也就是我們通過制度上的特質和一定優勢，創造了一種聚集了全世界的資本、人才、技術等各種要素的條件，客觀上我們存在着一定程度權利窪地、監管窪地，並且政府通過稅收讓渡給企業和企業家更多的財富分配權，這個基本判斷對於有歐洲、美國、日本投資經驗的企業家應該會很有感觸。
改革開放中「窪地優勢」讓全球產業巨頭將大量產業鏈和就業機會轉移到中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條件，另外「拿來主義、實用主義、理想主義」的融合帶給我們前所未有的重商主義激情，這40年不僅讓我們對高速發展形成了一種習慣，而且對於「高速發展」的理解還遠遠超越了其他所有國家的認知。
所以，從全球視角看，改革開放成功的本質是「開放促改革」，是我們謙虛地認識自己的不足，努力吸收一切人類文明成果，體制內外齊心合力努力奮鬥的結果。
但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窪地優勢」是不可能永遠存在的，而且「窪地」早晚會有被迫需要填平的那一天。從國際政治角度看，如果中國經濟的發展吸收了世界的資源和機會，那麼必然導致很多國家經濟凋敝，進而人民會選擇出更加有民族主義傾向的領導人驅動再平衡。
而且，隨着中國經濟發展會帶來貧富差距等多種不平衡，「效率」和「公平」邏輯也必然驅使再平衡，這些都是推動政策背後調整的真實大邏輯，直白地說就是力求把「窪地優勢」填平，回歸增長的常態，這個過程大邏輯容易理解，但註定改變慣性的過程中對於微觀的企業個體會產生巨大的震動，不容易接受。
何況，具體落地的方法是否得當、權衡是否準確都是問號，存在很多執行中的問題。但這也提醒我們企業家需要同理心理解政府政策的出發點，體制的發展慣性也不會出現為了打壓而打壓。
伴隨着「窪地優勢」被填平的邏輯驅動，自然會進入一個全新的再平衡階段，從全球視野來看，我們在參與客戶的宏觀戰略研究中提出了「三個再平衡」理論，顧名思義就是從「再平衡」的視角結構看目前全球性的動盪和商業風險，進而形成企業家的理性認知基礎。
從全世界近200-300年的經濟發展來看，一切都是不斷動盪、不斷調整、不斷再平衡的過程。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企業家倒是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因為歷史性規律告訴我們：
每個時代留給企業家高歌猛進賺錢的時間周期都不會太長，這是社會周期、經濟周期、企業周期這3個周期震盪關係使然。
因此，這個宏觀判斷決定了企業家很多決策的方向感和力度。調整好心態是必須，在這個巨變的大環境下，我們不能認為所有的東西極致完美才是常態，高歌猛進的時代註定短暫於抗周期艱難進化的時期，企業家需要動態平衡地看待外部環境和企業自身發展，應當把過去基於「高速發展」的邏輯向「抗周期發展」的邏輯調整，形成企業發展的再平衡。
下面是周掌柜戰略諮詢團隊在客戶宏觀諮詢中使用的「三個再平衡」理論框架，也不妨分享給大家。當前紛繁錯亂的國際國內環境背後，實際上是3個維度的再平衡動能在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
第一個「再平衡」是傳統工業國與中國為代表的世界工廠的力量再平衡。前面也提到，雖然中國的發展客觀上為世界經濟做了加法，但所謂「東升西降」之後帶來了西方再次工業化的再平衡需求。
當然，這裡面涉及到很多不適合展開討論的細節，不過對於中國很多全球化公司而言，超越政治思考政策變化是必須的一個思維素質，只有這樣才能在動盪的全球政治格局中通過法律遵從達到相對穩定的公司發展狀態。
這裡我們建議企業家用一種超越政治的全球化心態看政治變化，激烈的矛盾和對抗的背後，實際上是諸多個體再平衡的訴求，俄烏戰爭也是這樣。
第二個「再平衡」是國內計劃經濟部門和市場經濟部門的再平衡。如果說今天企業家感受到的壓力可以放大到市場經濟的話，那麼我們想一下10年前當社會的媒體擁有充分批判性的時候，計劃經濟部門承擔何等壓力？
中國公務員隊伍長期拿着很低的工資支持無限責任的國家治理，中國國企中正直的領導者基本收入也就夠在大城市養家糊口，實際上，從我們內部的發展周期來看，也存在諸多不可持續的因素，這些因素遇到瓶頸和挑戰之後的重構是必然的，帶來一定程度的混亂也是必然，這種混亂影響企業家信心是正常邏輯的結果。
但不需要過度悲觀，核心是管控好我們的預期。比如：一味地期待會重新像10年前遇到一位支持你事業的好市長處處開綠燈，這就是企業家一種不合理預期。因為全世界範圍內商業和政治都是有距離的，實際上企業的發展根本動能還是應該來自於市場需求和市場競爭力，本來就不應該期望政策性的過度支持。
另外，中國企業家群體在改革開放40年的時間裡，一多半時間都是引領輿論和站在無上榮光的大舞台之上，這註定不是常態，需要對此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創造社會財富和價值永遠是光榮的，成為巨大財富擁有者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被挑戰。但這個問題也不會壞到哪裡去。暫時不延展，大家可以體會這個再平衡是否存在。
第三個「再平衡」是企業發展從「競爭力」邏輯到「文明」抗周期邏輯到再平衡。這個文明邏輯主要是更健康、更長久、更抗周期這3個要素，簡單追求競爭力的野蠻生長，長期來看肯定是需要再平衡挑戰的。
那麼什麼是「競爭力」呢？競爭力實際上就是極致的比較優勢的沉澱，有時候是叢林法則的結果，改革開放40年，絕大多數企業都是激烈競爭中拼殺出來的，對力量的追求是一個巨大的慣性。
我們很少聽說一家企業是因為「社區服務」做得好成功的，甚至企業都不太願意宣傳自己的好人好事，更希望展示成就和力量。
這一點我們在給多家中國頂尖公司做歐洲市場戰略研究的時候發現過一個通病的問題，中國公司樂於炫耀成就，這種思維方式在歐洲、美國是行不通的，人家更看重社會責任。
企業「文明」的話題也包括用創新驅動而非市場掠奪，這點逼着在意大利米蘭給一家中國跨國公司高層演講時曾有「做成吉思汗還是聖誕老人」的追問。
歸根到底，企業需要用「文明」的方式融入社區、融入城市、融入所在國家，在中國經營也是一樣，這就是企業用「文明」來抗周期的真實需求。
以上3個再平衡，不僅在中國，在美國、德國、日本和歐洲其他國家都出現過。比如美國在20世紀初曾經出現過「扒糞運動」和「進步主義運動」，就是公眾和媒體對企業家暴富以及缺少社會責任的強烈質疑，之後，國家治理在民意的推動下出台了很多限制富人和資本的法律。
長期以來，歐洲的企業家也曾有無比強大到富可敵國的時代，現在富人們都謹小慎微。拿近鄰日本舉例，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最繁榮的時期確實和前兩年的中國一樣，豪情萬丈地希望把世界都買下來，今天大佬們也都在埋頭耕耘。韓國三星對國家貢獻那麼大，依然麻煩不斷。
冷靜思考，企業家長期擁有財富、榮譽、話語權等等，這些都不可能是永恆的，當社會出現極端貧富差距分化和計劃部門與市場部門價值主張偏差的時候，當國家之間力量此消彼長的時候，企業家感受到以上3種「再平衡」的摩擦力，甚至痛苦的煎熬是可以預期的。
讓企業能夠客觀、理性、就事論事地看待問題討論問題，有一個面向未來的良好心態，也是我們作為戰略顧問核心責任之所在。
那麼，當我們解決了情緒面的悲觀和不理解、不接受、不認同等抱怨情緒後，再來冷靜地看看政治經濟多個維度真實發生的挑戰是什麼。
從經濟發展的大周期邏輯來看，自1980年以來，超越意識形態合作、低通脹、央行獨立、全球化浪潮、低波動率、更長周期和更高的GDP利潤份額驅動的「現代周期」帶來了企業發展和投資界的「黃金年代」，這個黃金時代雖然也存在每7年左右的經濟周期調整，但總的來說應該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穩定發展的大周期時代。
而伴隨着新冠疫情以及俄烏戰爭引發的全球政治格局的變化，主要特點是「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超越「貿易至上」原則，顯然這個穩定發展的大周期被打破了。
美國高盛投資銀行的一位組合策略分析師Peter Oppenheimer對未來有這樣一個展望，很有見地，他認為：投資環境正在迎來一場新的「範式轉換」，「現代周期」已成往昔，「後現代周期」正在開啟。
在他發表的研報中，Oppenheimer正式提出了「後現代周期」這一概念，他認為：在「後現代周期」中，通脹風險將大於通縮，且伴隨着經濟區域化、勞動力、商品價格上升。同時，政府也會變得「更大、更積極」。在此期間，由於較高的利率將導致估值對收益的貢獻減小，股市的總體回報率將下降。
進而他對投資方向的判斷也有3個明確的指向，我們不妨進一步看看。他建議投資者關注3類公司：
第一類是「適應者」：可以適時調整商業模式的企業，或者我們可以認為這一種是根據「三個再平衡」主動調整的公司；
第二類是「推動者和創新者」，通過為稀缺能源、勞動力提供解決方案來提高生產力的企業，這裡把握的是一個本質邏輯，就是走出經濟蕭條必然還是需要靠驅動生產力發展的偉大公司；
第三類是「利潤優先」，高/穩定利潤的企業是資本支出增加趨勢中的受益者，這當然也是一個常識性的鐵律，和巴菲特的投資邏輯很像，就是把握盈利能力強的企業。
我們簡單概括一下這位分析師的洞察，實際上也可以概括成為一句話：面對新經濟周期歷史性轉換的挑戰，企業需要快速適應變化調整自身的商業模式和戰略管理姿態，專注於成為創新驅動者和生產力賦能的角色，聚焦於商業創造利潤這個最本質要求，進而最大限度地維持公司的穩定性。
應該說企業家關注以上宏觀，了解和洞察企業及資本發展的歷史視角是極具價值的，也是必須的。筆者的老師田濤先生是大歷史周期研究專家，實際上今天的經濟危機和戰爭都是5年前我們討論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