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人才市場和房屋市場的顛覆者？
早在1997年，時任日立公司高管的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就曾出版過一本名為《數字遊民》（Digital Nomad）的書。作者大膽預測： 「未來的人類社會，高速的無線網絡和強大的移動設備會打破職業和地理區域之間的界限，成千上萬的人會賣掉他們的房子，去擁抱一種在依靠互聯網創造收入的同時週遊世界的全新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讓他們徹底脫離了朝九晚五，辦公室格擋和令人煩惱的通勤。」
在那個智能手機還沒出生、BP機都尚未普及的年代，這種展望無疑太過超前。後來，數字遊民開始出現在了程序員、數碼工程師、旅行作家、設計師等群體中，而新冠疫情的暴發，開始讓人們思考大範圍推廣這種制度的可能性。
「將所有員工聚集在一個地方、朝九晚五的工作形式已經徹底過時了，」聯合利華的未來工作部副總Paddy Hull認為，「靈活性才是未來的出路。」
IBM的首席人力資源官Nickle LaMoreaux也持同樣觀點： 「公司必須學會如何設計工作、拆解任務，讓它們能以最優方式被實現。專注于衡量產出結果，而非評價工作過程，將成為企業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坐標加拿大多倫多的Bill，在疫情期間辭掉了原有工作，接受了美國一家大型互聯網公司的高薪offer。儘管該公司在全球許多重要城市都有辦公室，但並不要求員工前往。「同一個城市的同事可能每個月會回去碰幾次頭，但也是速戰速決。很多公司的辦公樓都空着或是鎖掉了大部分樓層，剩下的需要預約才能使用。」
在求職期間，Bill接觸了很多新公司和員工，最大的感觸就是：疫情不但沒有增加就業難度，反而使本國勞動力供不應求。「 許多美國公司開始遠程辦公後，就跑到別的國家來招人了，比如英國、加拿大、印度等國。因為美國的工資普遍較高，所以它們這樣依然省了錢，而我們的薪資水平又被拉高了，本地企業反而招不到人。」
根據領英的數據 ，2020年3月在美國發布的工作崗位中，每67個中有1個提供了遠程辦公的選項，而到了2022年初，這種崗位的占比上升到了六分之一，而且這類崗位獲得的點擊率和關注度也是辦公室崗位的2至3倍。
大範圍居家辦公對房價的影響也很明顯。比如Bill在美國灣區的同事，很多都搬離了房價高昂的硅谷，去了更宜居的城市。根據《2022微軟指數》，全球超過 40%的受訪者表示今年有工作變動的打算，46%的員工計劃搬家，因為他們已經可以實現遠程辦公。
斯坦福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2021年初發表的一篇文章也指出，新冠疫情之後， 歐美許多大城市如紐約、舊金山、西雅圖、倫敦等，都出現了近郊房價上漲、中央商務區房租和房價下降的現象。 「多倫多也是，有段時間市中心的房價一直在跌，而郊區房價升得非常快。」Bill回憶。
以往他從市郊到市中心上班的通勤時間，起碼是單程1.5小時，如今每天節省了非常多的時間。唯一缺點是，居家時間長了感覺缺乏社交，「同事們都只認識上半身，沒見過完整的人。」
疫情緩解後，除了少數如Goldman Sachs和JP Morgan的企業恢復了集中辦公外，更多企業，尤其是高科技企業，已經對混合辦公甘之如飴，例如蘋果、微軟、谷歌。而Spotify和Twitter更是宣布永久遠程辦公。
在攜程集團創始人梁建章看來，攜程對混合辦公的應用是有長遠示範意義的。 「中國大城市集中了最優秀的大企業，是很多大學生理想的就業地，但它們的房價收入比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如果很多企業開始效仿混合辦公，不僅對於企業來說有更好的綜合效應、更高的員工滿意度，還會產生很多正面的社會效應，比如上下班的交通得到緩解、不再需要那麼多辦公樓，對高房價、低生育率等等，都會產生深遠和積極的影響。」
但是，許多企業和員工也提到了一個問題：社交的缺乏。這關係到團隊成員的協同感、信賴度，以及對公司的歸屬感。因此，許多機構正在嘗試用新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
04.從第三空間到元宇宙
20 世紀70 年代，美國社會學家雷·奧爾登堡曾提出「第三空間」的概念，也就是除了居住空間、工作場所之外的，非正式的公共聚集場所。這種思路被星巴克等現代商業體活用後，催生了一批「白領的第二辦公場所」。如今，更多機構開始考慮這種「第三空間」的市場需求。
像Buffer、Zapier這種已經全員100%遠程辦公的互聯網公司，由於不再租賃辦公室，因此每年定期召集全世界同事一起開年會時，適宜的場地便成了剛需；許多混合辦公的大公司，即使不再租用大辦公樓，也會設置聚集點，讓員工可以時不時約出來聚一下，面對面地進行交流。
有些公司還鼓勵員工在家附近選擇合適的場所，比如咖啡館、短租型會議室、共享辦公室等，既能避免家裡的干擾，增加工作氛圍和投入感，又不用耗費高昂的通勤和辦公成本，實現雙贏。
在中國，主要開發商業辦公地產的瑞安房地產，在疫情之後推出了一種名為｢WORKX NOW」的新產品。它就像一個透明房間，可以布置在城市中的任意角落，裡面有舒適的桌椅，能辦公上網、視頻直播，大一點的可以開會，有的甚至可以玩樂器、做培訓。有的房間外牆角還能種一棵大樹，靠傾斜屋頂收集的雨水澆灌，讓使用者能在綠蔭下工作。
瑞安房地產高級產品經理Todd這樣解釋它的理念：「雖然遠程辦公的軟件已經發展得很好，但空間服務卻沒有太多解決方案。有小孩的都知道，居家辦公是多麼困難的事。我們作為地產開發商，在建設城市的過程中看到了各種沒有被利用的城市空間，於是產生了這樣的思路： 用七巧板式的小空間，靈活組合成各種辦公空間，讓人們在離家15分鐘內的地方、在閒置的廣場、在湖邊綠地，都可以自由工作。」
而在元宇宙成為新風口的當下，一些公司決定直接用虛擬世界來解決問題。像Second life、Roblox這樣的網絡虛擬遊戲，已經推出了各種模式的線上會議新平台，供企業、學術機構等使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就在微軟《我的世界》遊戲中舉行了畢業典禮，學生們以虛擬形象參加；全球首屆「AI頂會」ACAI 2020則在任天堂的遊戲《動物森友會》上舉行，通過Youtube全程直播。
（在任天堂遊戲《動物森友會》上舉行的首屆「AI頂會」ACAI ）
Facebook更是推出了虛擬辦公協作平台Horizon Workrooms，讓身處不同空間的同事能夠進入同一個虛擬環境，藉助自定義虛擬形象+手勢表情追蹤設備，通過共享桌面、文件、虛擬白板等，進行音視頻的互動交流，可謂將｢元宇宙｣的概念執行到底。
「我們研究發現，與語音會議相比，虛擬形象和元宇宙能讓人們感覺更貼近彼此，更加自然和放鬆，」微軟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員Mar Gonzalez Franco對這種模式是比較認可的，「因為開會的同事能更好地觀察到你的肢體語言，從而讓交流更加自如。」
（虛擬辦公協作平台Horizon Workrooms）
或許，從來就沒有一種工作模式是完美的，但人類文明的一次又一次飛躍，就在於不斷打破舊體系，進行更具有想象力的嘗試。而在這些嘗試中，也蘊含着個體超越自我、實現逆襲的機會。
19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曾在亞當·斯密的學說基礎上，提出 比較優勢理論 。他認為在國際貿易中，只要每個國家都生產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產品（比如發達國家利用技術優勢生產高端產品，欠發達國家利用廉價勞動力產生日用品），然後進行貿易，就對雙方都有好處。
然而，這種理論卻隱含着一種陷阱： 欠發達國家會被永遠鎖定在低端產業里，並且由於環境惡化、缺乏競爭力、高端產業嚴重受制於發達國家等原因，陷入惡性循環中。
如今，中國對於環保、創新、高精尖產業的重視，正蘊含着擺脫比較優勢陷阱的決心。年輕一代對於「996福報「」877模式」的抵制，也與這種決心遙相呼應。
「為什麼我每次需要僱傭一雙手時，它們還要連着一個腦袋？」20世紀初，福特汽車的創始人亨利.福特曾這樣抱怨過。他或許想不到，100多年後的現代社會需要的卻不再是｢工具人｣，而是極具主觀能動性的個體，並且整個社會也為保留勞動者的尊嚴、激發人的創造力而努力着。
就像啟蒙運動時期的重要人物，德國哲學家康德所指出的 ：「每個人都有權要求他人尊重。人不能被當作手段，而應始終只被當作目的。人若被物化、商品化，則無尊嚴可言。」
在千禧一代、Z世代已經成為勞動主力的當代，一味靠延長工時、堆疊人力、低端重複型的生產方式，競爭力只會越來越弱，只有更靈活、更人性化、尊重個體和創造力的工作模式，才能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中，成為生產力頂端的領導者。
本文發表於《南都周刊》2022年4月刊---來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