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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10月14日下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名單揭曉，獎項授予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A·羅賓遜，以表彰他們“對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對繁榮的影響的研究”。
諾貝爾獎委員會在宣布這一決定時強調 ：“縮小國與國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而西蒙·約翰遜的研究成果深刻地證明了社會制度對于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西蒙·約翰遜的作品《美國創新簡史》不僅是對美國創新歷程的深刻剖析，更是對全球經濟繁榮和制度建設的一次重要啓示。
通過他的研究，我們得以洞察到那些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關鍵因素，以及它們如何在全球範圍內發揮作用。
對美國創新歷史影響最大的三件事情
1862年的《莫里爾土地贈與大學法案》（MorrillLand-Grant Colleges Acts，簡稱《莫里爾法案》）；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範內瓦·布什建立起美國政府資助科研的體制；
1980年通過的《貝赫-多爾法案》（Bayh-Dole Act）。
《莫里爾法案》使得美國得以大量創辦州立大學，保證了全國各地有大量的知識經驗投身到創新當中；
範內瓦·布什是美國創新史上的關鍵性人物，如果把整部美國創新史，以及美國成爲創新大國的原因濃縮到一個人身上，這個人就是範內瓦·布什。
範內瓦·布什開創了美國政府直接資助科研的傳統，本書作者所討論的所有內容幾乎都是基于範內瓦·布什所構建的美國政府研究基金管理和分配的機制。
甚至美國政府長期關注的研究方向，包括涉及國家安全、治療疾病和大衆健康以及公民福祉的研究，都是1945年範內瓦·布什在給時任總統羅斯福的建議書（即《科學：無盡的前沿》一書）中指出的。
最後，《貝赫-多爾法案》明確了由政府支持的研究將來所産生的巨大經濟利益由誰來獲得，答案是發明人和承擔科研任務的機構，而不是政府。
這個決定激發了科學家將科研成果轉化爲生産力的動力，同時也造就了一大批所謂的“知本家”，即通過發明創造發財致富的人。
我們今天了解到的斯坦福大學大量的學者通過幫助企業而變得富有，是在有了《貝赫-多爾法案》之後的事情。
科技水平快速發展的兩個秘訣
首先是要擁有一個具有發展前景的新産業。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新産業，即便是過去的發展水平不錯，科技水平較高，一代人之後，科技水平也會明顯落後。
20世紀80年代，美國中部傳統工業區的科技水平和東西海岸差距不大，但是僅僅一代人的時間，由于前者沒有趕上IT（互聯網技術）産業和生物制藥産業的發展機會，今天已經完全落伍了。
這個規律不僅針對美國，在世界其他地區也適用，比如芬蘭一度是歐洲科技的中心，這得益于它在早期移動通信中確立的核心地位，但是隨著技術的日新月異，它便失去了往日科技中心的地位。
其次，對于科技公司低稅收的扶持政策很重要，美國科技産業發達的地區，大多具有這一特點。
我們希望找到一個與我們合作的城市，讓我們的客戶、員工和社區都能從中受益——亞馬遜，官方網頁聲明，宣布競爭第二總部入駐位置的238個投標中的前20名入圍者。
美國通常被稱爲“機遇之國”。但是近幾十年來，地理上的機會不斷萎縮，因爲我們越來越依賴位于沿海地區的少數超級明星城市來推動創新經濟。
與此同時，受高房價限制，人們無法都搬到這些經濟中心。
因此，美國其他大部分地區都錯過了機會。缺乏趨利向好的流動性加強了美國的分裂政治，特別是跨地區、大城市與小城鎮或農村地區的分裂。
美國不必依靠少數超級明星城市來發展。根據我們的研究，美國全國各地都存在著快速增長的機遇，這些機會正等待被利用。
超級明星中心以外的城市也擁有優秀的教育機構、人才和高品質的生活。它們各就各位做好了准備，將成爲推動未來以技術爲基礎的經濟增長引擎。
肯德爾廣場：世界生物技術中心
肯德爾廣場位于坎布裏奇的東翼，從南北戰爭時期直到20世紀上半葉都是工業中心。
從望遠鏡鏡頭到肥皂，再到曾經著名的新英格蘭糖果威化餅，都産生于這一地區。
然而，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隨著企業外遷去尋找更便宜的勞動力，這些工廠開始關閉。
當坎布裏奇最大的雇主，肥皂制造商勒弗兄弟在1959年決定離開時，坎布裏奇的工業徹底衰落。
該鎮向肯德爾廣場留下來的著名“居民”麻省理工學院求助。1960年，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宣布，該大學將購買前勒弗兄弟的廠址，並將其開發爲綽號“技術廣場”的寫字樓區。
似乎有一個理想的租戶：NASA。約翰·肯尼迪總統及其有影響力的兄弟參議員特德·肯尼迪都敦促NASA考慮他們的家鄉，特別是在肯德爾廣場，建立一個擬議中的科學園區，旨在開發載人航天的新電子系統和其他項目。
電子研究中心（ERC）于1964年在肯德爾廣場成立。但這只是暫時的喘息，由于預算削減，尼克松總統在1970年關閉了該電子研究中心。
肯德爾廣場的衰落仍在繼續。在20世紀70年代，坎布裏奇鎮繼續努力規劃，但是未能就這個“絕望廣場”的定位達成共識。1950—1980年，居住在肯德爾廣場地區的勞動適齡人口從4200人減少到2500人。
但是，肯德爾廣場正在播下重生的種子。麻省理工學院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菲利普·夏普教授最初在日內瓦創立了一家基于重組DNA技術的企業。
隨後，他希望公司盡可能地接近他的實驗室，所以在1982年，他把公司搬到了坎布裏奇賓尼街的一座小工廠，創立了渤健公司。
這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選擇。據一位20世紀90年代初的博士後研究員說：“我記得菲利普·夏普實驗室的一名研究生在距離我們工作的地方不超過四五個街區的街道上遭到襲擊，被刀刺傷。”
盡管如此，渤健還是發展得很好。
在接下來的十年裏，其他公司也紛紛效仿，一個生物技術中心的種子誕生了。
健贊（Genzyme）公司于1990年將其總部從波士頓遷至坎布裏奇，千禧制藥于1993年在坎布裏奇成立，安進（Amgen）公司于2001年成立。
很自然，名爲“比格制藥”的這家老牌公司不想被排除在這個快速增長的中心之外。比格制藥公司生産的許多領先藥物都獲得過專利，而且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藥物。
企業家蒂姆·羅問道：“那麽當鵝停止下金蛋時該怎麽辦呢？你必須去有新鵝生活的地方。”
2003年，瑞士制藥商諾華（Novartis）將新英格蘭糖果威化餅的制造設施重新用于制造，從而創建了一個尖端的制藥研究中心。
諾華擁有2000多名員工，現在是坎布裏奇最大的雇主。其他巨頭，如輝瑞、阿斯利康、安根和百特，近年來都相繼開設了各自的肯德爾廣場研究中心。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生物技術領域的這一成功已經擴展到了其他高科技領域，而坎布裏奇以前似乎落後于矽谷或西雅圖。
亞馬遜、谷歌和微軟的新研究中心如今已是肯德爾廣場的核心，有數百家初創公司在此落戶，專注于從事信息技術或清潔能源等新技術。僅在肯德爾廣場地區，就有超過140億美元的風險投資。
到2010年，肯德爾廣場地區的勞動適齡人口數量超過了1950年的峰值，如今有6 200名處于工作年齡的居民。
土地所有者，正如你們所期望的，效益非常好：僅從2000—2016年，坎布裏奇東區的房價均值從33.8萬美元上升到58.6萬美元。
減免企業稅務
州和地方在爭取經濟增長時采用的策略是減免企業稅務。衡量這些稅收減免的規模是複雜的，但是，作爲研究地區經濟的主流智庫之一，無黨派的厄普·約翰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揭示了這些減稅措施，每年加起來超過450億美元。
這相當于美國企業利潤的1.42%，或州和地方政府實際征收營業稅平均金額的30%。
好工作優先網站（Goodjobsfirst.org）跟蹤這些數據，並報告各州政府對特別大額稅收減免的成本。
其中包括波音公司在2003年減稅交易32億美元之後，2013年留在華盛頓州的87億美元減稅交易，以及2007年美鋁留在紐約州的56億美元減稅交易。
自21世紀初以來，已有27筆減稅交易，每筆交易額度超過10億美元，而且步伐還在加快。其中有19筆是在2010年以後。
近期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富士康向威斯康星州遷移的安排。這家台灣製造商曾表示，它正考慮在2017年1月于美國建立一家大型新工廠。其創始人曾表示，“需要激勵來實現這一目標”。
據報導，威斯康星州擊敗了其他6個州——印第安納州、北卡羅來納州、俄亥俄州、德克薩斯州、賓夕法尼亞州和紐約州——謀求富士康的工廠入駐。
2017年7月，富士康同意在威斯康星州建立一家價值100億美元的工廠，生産消費類電子産品。
獎勵是豐厚的賞金，包括30億美元的州府稅收減免，外加7.53億美元的稅收優惠，包括從建廠的地區購買土地，並免費交給富士康，投入4億美元用于道路改善，並將耗資1.4億美元升級當地的電力系統。
根據威斯康星州自己的估計，該州至少需要到2043年才能收回這一巨大的投入。
當企業在一個地區定居時，它們確實提供了強大的經濟效益。
一項特別有趣的研究比較了那些贏得競爭的城市，引進了新的制造工廠。與其他入圍後落選的城市相比，他們發現，獲勝的城市通過贏得競爭，增長更快，也提高了現有公司的生産率。
換句話說，有了新公司，原有的公司也在提高生産效率。這是我們前面討論的集約效應令人信服的證據 ：在一個地區開展更具生産率的項目會促進周圍的企業更高效。
衡量地區科技水平的指標和方法
這一點對于中國每一個試圖增強科技水平的地區，以及每一個挑選科技水平高的地區生活的年輕人，都有意義。
在所有的指標中，一個地區適齡工作人口的數量；有大學學歷人口的比例，特別是從好大學獲得科學（包括工程）學位的比例；人均擁有專利的數量以及宜居的程度（包括房價、犯罪率、交通便利情況等），是四個最重要的指標。
雖然並非這些指標高的地區都是科技重鎮，但是所有的科技重鎮在上述四個指標中得分都很高。因此，一個在上述條件滿足了基本要求的地區，如果現在還不是科技重鎮，只要發展方向選擇正確，還是有機會變成科技重鎮的。
結語 ：你要去的地方
經濟活動集中在美國的一些有限的地方不是注定的。
許多地域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強大的教育機構以及充滿活力的本地經濟潛力，都有可能成爲以技術爲基礎的經濟增長戰略的新中心。
此外，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也很高，與當今的超級明星城市相比，通勤時間更短，住房價格更實惠。
爲了說明這一點，我們收集了美國主要都市區各種生活指標的數據（對于主要都市區的定義是至少有5萬居民的城市及相鄰的通勤區）。
根據定義，美國有378個毗連的主要都市統計區。對于其中每一個都市統計區，我們采集了亞馬遜等公司或政府可能用來確定未來技術中心位置的三類標准信息。
一是有足夠的工人來填補未來的工作。
留住和吸引工人並非易事，它需要多樣化的工作機會，大量單身人士的約會平台，以及足夠的人口來支持餐飲業和文化活動設施。
都市區的規模不必像紐約或波士頓那麽大，但是，如果沒有至少數以萬計的當地居民，新地區就不可能吸引和留住所需的勞動力。
二是技能和創業精神的高質量基礎。
這是結合教育成效來創造當今技術中心的要素，通常以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口比例和人均專利數量來衡量。
但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成功的技術中心也需要高質量的大學基礎。大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創新增長的中心。
我們需要保持在大學教育中的領導地位，並更有效地將大學融入商界。斯坦福大學和矽谷的關系，或麻省理工學院和肯德爾廣場生物技術中心之間的關系，已成爲典範。
當然，一流大學可以創建，我們已經看到好多美國教育機構的理工教育在過去30年的顯著改進。
話雖如此，在評價城市作爲潛在技術中心方面，一個自然的起點是它們現有的大學的理工教育質量。
三是生活質量。
現有超級明星城市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房地産限制，這些限制使房價飛漲。第二個問題是工人上班需要很長時間，通勤時長使人很不快樂。
第三個問題是生活質量的一個關鍵決定性因素——安全，因爲無須贅說，犯罪活動頻繁的地區不是理想的棲居地。
綜上所述，鑒于當今美國超級明星城市的集中，我們得出了一個或許令人驚訝的結論 ：有龐大的城市規模，擁有高學歷的創業人口，擁有實力雄厚的教育機構和良好的生活質量——具備這些條件的都市統計區或組合將有可能成爲重啓美國經濟的新引擎。---來源 : 秦朔朋友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