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經濟與越發難以集中的人們
你是否有過這種感覺：網絡上的精彩內容層出不窮，但自己卻很難集中注意力去仔細閱讀信息。這種情況可能並不特殊，在過去20年間，人類的平均注意力持續時間集體下降。
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信息學教授格洛麗亞·馬克（Gloria Mark）表示，人們集中在單一屏幕的平均關注時間從2004年的2.5分鐘下降到2021年的平均47秒。
人們注意力的集體下降並不新鮮，早在2015年，微軟在一項針對2000人的研究中發現，自2000年移動革命興起以來，人們的平均注意力持續時間從12秒下降到了8秒，顯示出日益數字化的生活方式對大腦造成的影響。
研究者發現，「頻繁使用多個屏幕閱讀信息的人，很難過濾掉多方的刺激。他們更容易被不同媒體分散註意力。」報告指出，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在移動時代，我們的多線程任務處理能力大大提高了。
微軟推測，這些變化是由於大腦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適應和改變自身的結果，而註意力持續時間變弱可能是適應移動互聯網的副作用。
然而，也有觀點認為，所謂的注意力下降現象是由我們選擇的比較對象所決定的。
牛津大學赫特福德學院的艾瑪·史密斯教授指出：「將我們的註意力與理想化的過去進行比較，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人們的注意力始終是由更廣泛的背景所決定的。影響我們的不僅僅是智能手機。每一項新技術，從最早的書籍到便攜式鐘表，再到眼鏡和火車，都改變了我們與世界的理解和互動方式。」
史密斯教授提出，在工業革命期間，專注代表工作紀律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歷史學家E.P.湯普森用「專注」（concentration）來描述新型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打卡制度。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工廠或紡織廠中，「專注」意味著扮演一位默默順從的「好工人」。從這個角度而言，分心不再是個人的失敗，而是對內化的清教徒工作倫理的一種激進的反抗。
與之相對，今天被許多人所褒獎的「在閱讀中的沈浸式專注」也並非天生的自然行為；而是後天習得，它由當時的「新媒體」促成，在特定的歷史和技術環境下產生。
就像當下的數字化時代的分心一樣，深度專注的閱讀也是一種特定新技術（小說）的產物。諷刺的是，在小說剛出現時，深度、沈浸式閱讀並未被視為極富專注力的表現。相反，它被視為一種將易受影響的讀者與現實世界割裂開來的方式，可能對讀者的姿勢、視力和道德產生不利影響。
史密斯教授總結道：我們需要在歷史視角下，看待當下的分心現象。專注是一種社會化、後天習得的行為。現代人對觀看整季電視劇和收聽多集播客的熱情表明，我們並沒有失去專注的能力，而是將它引導到了不同的媒體上。
或許注意力的確受到不同時代、社會、技術的影響，但當下社會對於注意力的關注與商品化卻是前所未有的。
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格雷厄姆·伯內特（D. Graham Burnett）認為：市場將人類的注意力作為一種稀缺的資源，展開「注意力經濟」的競爭，為我們的注意力定價。這種經濟正在影響著互聯網、社交網絡和我們的生活方式......
注意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貨幣化，我們正在經歷一種淘金熱，某種巨大的、技術密集型、高度資本化的項目，正在對我們最私密和基本的注意力進行剝削，以獲取利益。
伯內特將該過程描述為人為壓裂，他說，這種對我們注意力的競爭是有害的，它「動搖、汙染並破壞了人們存在和人與人關系的實際結構」。
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 ）在1971年提出了注意力經濟的概念，並指出了信息過載和注意力缺乏之間的聯系，他寫道：「信息的豐富會導致注意力的缺乏。」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20世紀90年代，邁克爾·戈德哈伯（Michael Goldhaber）等作家對注意力經濟的概念進行了擴展：「獲得注意力就是獲得一種持久的財富，它使你處於有利位置，可以獲得這個新經濟所提供的任何東西。」
現在，注意力經濟已經獲得了更為具象的體現。
《福布斯》雜誌寫道：每一次滾動、點擊、點贊和分享都不僅僅是一個動作；而是一次關於我們注意力的交易。
僅在2023年，全球凈廣告收入就達到了驚人的8530億美元，這一點最能體現注意力的價值——如果他們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他們能把手伸進你的口袋。公司對於注意力資源的追求，伴隨著算法的針對性吸引，以及不斷收集用戶的行為數據。
哈佛商學院的名譽退休教授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將這種行為稱作「監控資本主義」，即收集你的數據，追蹤和預測你的行為。
此外，視頻網站的倍速播放，社交網站對於輸入內容的字數限制，越來越多的快速剪輯都是吸引注意力的嘗試——平臺的最終目的是讓用戶繼續滾動頁面，以延長他們在網站上的停留時間。
在這種環境下，利用好我們有限的注意力變得更為重要。
格洛麗亞·馬克教授給出了以下建議：制定好休息計劃：避免倦怠，通過冥想、散步或閱讀一些鼓舞人心的東西來恢復精力；放下手機，逐漸增加沒有手機的時間，記錄自己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間；了解自己每天注意力的高峰和低谷，合理安排工作計劃；對自己的行為建立意識，不要讓使用手機成為下意識的行為。
在所有相關的報道和研究中，《福布斯》雜誌作者柯特·斯坦霍斯特（Curt Steinhorst ）的視角或許最為貼近我們的生活。
斯坦霍斯特寫道：當我和我的妻子同時打開社交媒體，我們所接收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即使我們並肩而坐，數字體驗也在推動孤立和疏離。我們的注意力被不同的信息占據，而我們的共享體驗卻在減少。
注意力經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個量身定制的世界，根據偏好和興趣呈現給我們精彩的內容；另一方面，它也帶來了嚴重的挑戰，它威脅著我們注意力的質量、我們的人際關系以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
這恰恰是注意力的本質：當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項活動上時，我們就自然而然地忽略了無數其他活動——這些選擇描繪了我們生活的輪廓，塑造了我們的人際關系、知識、健康和幸福。
* 融化的大腦
8月13日，環境新聞網站 Grist 的數據記者Clayton Page Aldern在Aeon網站刊文介紹了環境神經科學領域的最新進展。
研究揭示，氣候變暖的影響已深入到我們大腦皮層的溝裂中。Aldern是一位由神經科學家轉型為環境記者的專業人士，著有《自然的重量：氣候變化如何改變我們的大腦》（2024年出版）。
《自然的重量：氣候變化如何改變我們的大腦》（2024年出版）書封
1884年，英國藝術評論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在倫敦學會發表演講，描述了一種新出現的「瘟疫雲」（plague-clouds）現象，並將其與社會的「道德陰霾」聯系起來。
拉斯金的觀點在當時被認為是不恰當的，甚至可能是瘋狂的。他後來確實經歷了精神崩潰，晚年被認為是瘋了。
然而，拉斯金的觀察實際上反映了工業革命帶來的環境變化。
他認為這些「瘟疫雲」是工業化的產物，代表了社會和環境的快速變遷。拉斯金提出了環境與心理健康之間的聯系，認為工業化對環境的破壞也會損害人們的心理健康。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新穎的想法，在今天看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當前的氣候變化與一個多世紀前拉斯金所描述的「瘟疫雲」有某些相似之處，但規模和影響更為廣泛，氣候變化還可能影響人類的內在心理和行為。
研究表明，高溫天氣與一系列負面行為和結果相關，包括：移民法官做出不利裁決的可能性增加、學生學習表現下降、網絡仇恨言論增加、家庭暴力和自殺率上升等。
日常生活中，人們在高溫天氣下可能會感到更易怒、思維遲鈍、註意力不集中。科學研究支持這些觀察，如高溫天氣下司機更頻繁地按喇叭，運動員更具攻擊性等。
這些現象表明，環境（特別是溫度）對人類行為和決策過程的影響，比我們直覺認為的更加顯著。這種影響突顯了人類行為能力的脆弱性，以及我們內在世界與外在環境的密切聯系。
文章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氣候變化對神經系統的可見影響。
2024年5月，24位主要來自英國的臨床神經學家在《柳葉刀》雜誌發表論文，論證全球變暖可能影響「許多神經系統疾病的發病率、流行率和嚴重程度」。
在他們對332項科學研究的綜述中，大腦正在成為氣候變化最脆弱的景觀之一。研究顯示，氣候變化可能影響多種神經系統疾病，包括偏頭痛、中風、癲癇和多發性硬化症等。
氣候變化還可能增加精神健康問題的風險，如精神分裂症、自我傷害和其他心理健康障礙。氣候變化導致的病媒範圍擴大，可能增加腦部疾病的發病率。
環境變化影響感官系統和感知，可能增加神經退行性疾病（如ALS、帕金森病和阿爾茨海默病）的風險。妊娠期高溫暴露可能增加後代患神經精神疾病的風險。高溫可能影響大腦功能，如改變功能性腦網絡、影響前額葉皮層活動、引發神經炎症等。
新興的環境神經科學領域致力於研究外部環境與神經生物學、心理學和行為之間的關系。而這個正在萌芽的、綜合性的領域，可稱為氣候神經流行病學（climatological neuroepidemiology）。
文章作者提出「自然的重量」這一概念，用來描述氣候變化對人類行為和心理的強製性影響。
這種「重量」限制了人類的選擇，例如極端高溫可能導致人更傾向於暴力行為。
氣候變化影響人類的決策過程，可能減少深思熟慮的決策，增加沖動決策，從而損害我們感知到的自由意志。作者認為這種影響是沈重的，會使人感到錯位。
將神經生物學導向氣候變化可能意味著什麽呢？文章進而點出將神經科學應用於氣候變化研究和應對策略的潛力。
自拉斯金對著天空揮舞拳頭以來的幾十年裏，環境神經科學已經開始探索生物體與其生態位之間的相互作用。我們現在知道，現代環境的紋理——綠地、城市擴張、社會經濟階層——都在大腦上留下了印記。氣候變化也不例外。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神經科學家Kimberly Doell及其同事認為，科學家和倡導者都可以整合神經科學的發現，以改善旨在促進氣候行動的溝通策略。他們想要扭轉局面，利用神經生物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的見解來更有效地設計氣候解決方案——既針對我們自身，也針對整個社會。
例如，貧困研究長期以來一直將社會經濟條件與不佳的健康狀況聯系在一起。
近年來，神經科學已經逆向工程解析了貧困的各種傷害——刺激不足、有毒暴露、慢性壓力——如何侵蝕神經結構並破壞認知發展的途徑。
僅靠腦科學無法解決貧困問題，但即使對這些機制有限的理解也推動了諸如Head Start等項目的研究，這是一種基於家庭的學前教育課程，已被證明可以提高選擇性注意力（在電生理記錄中可見）和認知測試分數。
盡管結構性不平等這個九頭蛇不易被殺死，但神經科學家已經成功地揭示了貧困的神經相關性，標記了其可逆的危害，並據此設計了精確的補救措施。
Doell和她的同事認為，這種潛力同樣適用於氣候變化的神經科學研究。
要實現這種潛力，我們需要進一步了解人類世的噩夢般景象如何已經扭曲了我們的大腦。
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已經開始記錄地球變化帶來的心理影響，但氣候變化的神經分類學還有待建立。該領域的方法論和概念武器已經為這一挑戰做好準備，但要磨礪它們需要與氣候科學、醫學、心理學、政治學等領域的共同努力。
美國洛杉磯的卡夫裏基金會（Kavli Foundation）提供資金支持研究神經系統如何對生態劇變做出反應，重點關注大腦的可塑性和適應能力。
研究項目涉及多種生物，如甲殼類動物、頭足類動物和斑馬魚，以了解它們在面對環境變化時的神經適應機制。
2023年11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也開始支持相關研究，探究神經生理學對人為環境影響的反應機制。
作者認為，雖然這一領域的研究還處於初期階段，但已經顯示出朝著正確方向發展的跡象。
我們現在知道，大腦與其說是一塊靜態的自我調節組織，不如說是一個動態的、活生生的景觀，其山丘和谷地由我們的環境輪廓塑造。
但大腦與生物圈之間的對話並非單向。
我們做出的選擇，我們追求的行為，我們在危機世界中導航的方式——所有這些決定都會反映到環境中，無論是好是壞。
因此，作者提出：在尋求理解變化的氣候如何塑造我們思維的輪廓時，我們還必須考慮如何為了可持續性而改造我們思想的架構。
文章最後引用拉斯金的話說：「消除不完美就是摧毀表達，阻礙努力，使生命力癱瘓。」
（To banish imperfection is to destroy expression, to check exertion, to paralyse vitality.）
即使我們也許有能力，我們也不應該消除環境對心靈影響所謂的不完美。相反，我們應該在其中讀出自我與世界之間親密而重要的關系。
在這一點上，氣候學神經流行病學——盡管它可能還很年輕且未經檢驗——正準備發揮超乎尋常的作用。
在凝視氣候改變的思維這個黑匣子時，在闡明我們行星困境的神經回路時，這個領域提供了一些寶貴的東西：在一個常常感覺失控的世界中，它給予了一絲主動權的閃光。
它暗示，即使自然的重量向我們壓來，我們或許仍能找到反擊的方法。---[來源: 澎湃新聞/澎湃思想周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