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拖延症、注意力渙散和上癮等行為之間來回拉扯，為什麽我總是忍不住破壞自己的生活？
幾年前，我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會議室裏接受晉升考核，對面是一個由資深編輯組成的小組。多年來在基層崗位上兢兢業業的我格外渴望晉升的機會。
當一位編輯問我關於團隊合作的問題時，我本想用工作中的具體事例來回答，但怪事發生了。我的腦海裏突然開始循環播放一首歌曲：「公共汽車的輪子不停地轉啊轉，轉啊轉*。」我在我的孩子蹣跚學步時就給他們唱過這首歌。但現在，它歡快的音調彷彿是不可違抗的指令：我在腦海中吟唱著「轉啊轉，轉啊轉，轉啊轉」，不由自主地咬緊牙關，眨巴眼睛。
▷譯者註：這首歌為經典英語兒歌The Wheels on the Bus（公共汽車的車輪），是Verna Hills於1937年發表的歌曲，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家廣為人知。
在給面試官們講述遲到的客人和不耐煩的播音員時，我並沒有完全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只是隱約感覺這個故事講地格外艱難，好像在嘈雜的夜店與人深入對話。同時，我腦海中的單人樂隊像個霸屏的暴君，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打算。我心想，堅決不能讓面試官們看出我的異樣，卻猛然意識到自己在瘋狂眨眼，部門主管也在盯著我看。我露餡了。
多年來，強迫症（OCD）讓我染上了諸多痛苦且帶有懲罰意味的習慣：用舌頭刮牙齒、眼睛閃爍不定、撕扯嘴唇上的死皮直到流血。當我想做的事情有嚴重的後果，比如做一件能提高聲望的事情，或者取悅他人時，情況會更加嚴重。即便我只是想活在當下，想要釋放天性，縱情享樂時，情況也不容樂觀。我的強迫症陰險奸詐，千變萬化，它可以逃避意識的覺察或主觀的控制，就好像有自己的意誌一樣。但歸根結底，它是我的一部分。
強迫症只是我與自己作對的方式之一。我還是一個拖延症患者。在寫作時，我經常來回滾動頁面，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每當想與孩子們共度美好時光時，我就會有查看電子郵件的沖動。我也是一個「癮君子」，但不到病理性的程度，而是日常化的上癮。
我沈迷於電子產品（雖然我沒有智能手機），晚上借酒消愁（雖然飲酒量低於每周推薦的酒精攝入上限）。我也對產出成果和達成目標「上癮」：沈迷於在待辦事項清單上打勾、沈迷於忙碌、沈迷於將每分每秒都塞得滿滿當當——即使我渴望有時間和空間來回顧、反思。
▷Female Artist (1910) by Ernst Ludwig Kirchner。圖源：Brücke Museum, Berlin
拖延症、注意力渙散、上癮和強迫症都是自我破壞的方式。即便在日子過得不順，或者需要外界幫助的時候，我們也無法遏制地傷害自己，這也是人生一大未解之謎。
自我破壞有多種形式。如果你和我一樣，那麽你會在感到窘迫時把事情搞得一團糟。被問到問題時一臉茫然；想給別人留下深刻印象時，卻脫口而出一些蠢話；好不容易騰出時間來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卻把這些寶貴的時間浪費在了生活瑣事和社交媒體上。
也許你也曾因為一些無關緊要的事與長期忍受你的伴侶發生爭吵，吵到你擔心對方真的有一天會打包收拾，離你而去。或者，你會無休止地批評自己，阻礙自己取得進步。自我破壞會讓我們遠離既定目標，在有機會的時候無法把握，又或是巧妙地妨礙我們遇到機會。這就是為什麽有那麽多人總是自己阻礙自己前進的步伐，讓周密的計劃毀於一旦。
在《斐德羅篇》*中，柏拉圖用「雙輪戰車」來比喻被一分為二的人類心靈。駕車者指揮著一明一暗兩匹長著翅膀的駿馬。光明之馬象征著我們崇高的道德感，將戰車拉向真善美和智慧的方向。而黑馬拒絕服從鞭子的指揮，它代表不理性和破壞性，將戰車拉向一條世俗之路。
譯者註：Phaedrus，又譯為《費德羅篇》，是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柏拉圖的對話體著作。對話發生在蘇格拉底與年輕的修辭學學生斐德羅之間，兩人主要討論的主題是修辭學與辯證法之間的關系。
這種分裂自我的哲學思辨在歷史上一直存在，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精神病學家R. D. 萊因（R. D. Laing）等人的作品中均有體現。近年來，神經科學開始占據人類心理學領域的主導地位，並對解釋「為什麽人類總是要毀掉更好的自我」做出了有益貢獻。
倫敦大學學院計算精神病學教授Tobias Hauser領導了一個研究項目[1]，旨在了解強迫症患者的大腦中到底發生了什麽，理清到底是什麽阻礙了大腦調控侵入性思維（比如神經遞質失衡）。
模式形成行為也是相關研究方向之一。我曾在線上與加拿大卡爾加裏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研究動機的權威專家Piers Steel交流，他通過屏幕共享為我展示了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軟件。這個軟件是他設計的，用來整理現有的關於拖延癥的研究（包括觀察大腦在拖延過程中的反應的核磁共振成像研究[2]），從而找出潛在的模式。
這項元分析顯示，拖延症最大的驅動因素是沖動性的享樂行為，以及拖延行為本身，它讓完成一件事變得遙遙無期。Steel表示：「拖延之所以特別有趣，就在於它是一種非理性的延後行為。」（不過我稍後會提到，拖延症這類明顯屬於自我破壞的行為是有可能改善的）。
我們明知道一再拖延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糕，卻還是會這樣做。我們知道自己想做某件事情，但當我們從內心深處尋找動機時，它卻消失不見了。於是我們會自責：我到底怎麽了，為什麽就是做不到呢？
成癮行為——無論是不是真的「癮君子」，大多數人都會沈溺於即時反饋的滿足之中。
「上癮」是拖延症的一個極端表現。心靈哲學家Gabriel Segal對這種令人困惑的現象進行了探討，他傾向於采用一種以認知科學為基礎的方法，同時借鑒了斯多葛主義（Stoicism）和禪宗（Zen Buddhism）*的思想。
Segal告訴我：「現在有一個關於成癮的神經學理論，主要認為成癮是由於多巴胺系統對激勵過度敏感[3]。」正常情況下，一次獎勵體驗會讓多巴胺飆升，讓我們渴望得到另一個獎勵；而對於成癮者而言，這種渴望（desire）變成了渴求（craving）。
Segal認為：「這就是成癮與自我破壞之間的基本關聯。舉例而言，你打算做某件事，但你又覺得需要先做另一件事。這就好像人變得饑餓的過程，你會放下其他一切去尋找食物。如果這個過程主導了你的人生，那麽它最終會毀掉一切。」
譯者注：斯多葛主義（Stoicism）是古希臘的四大哲學學派之一，也是古希臘流行時間最長的哲學學派之一。由塞浦路斯的芝諾在約公元前3世紀時創立。
該學派認為宇宙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存在著一種支配萬物的普遍法則，即「自然法」， 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同樣要受這種普遍法則的支配，它也是人類行為的最高準則。禪宗（Zen Buddhism）在主張修習禪定，又因為自稱「傳佛心印」，以覺悟眾生本有之佛性為目的，所以亦稱佛心宗。
斯坦福大學精神病學教授、成癮問題專家、《成癮》（Dopamine Nation，2021 年出版）一書的作者兼精神病學家Anna Lembke認為，大多數人都會對即時滿足感上癮，哪怕還不能被「歸類」為癮君子。
她告訴我，每當我們做出一些令自己感到愉悅的事情時，多巴胺水平就會升高，隨後大腦就會做出反應，將多巴胺水平重置回基準線；但為了做到這一點，大腦會過度下調多巴胺水平，使我們處於一種「多巴胺缺乏的狀態」。這種狀態很危險。
Lembke表示：「處於真正的緊迫或渴求狀態時，我們會采取許多措施來重新實現內穩態。這廣義上是指生命有機體為了達到某個目標願意做出的犧牲。」
Segal認為：「成癮者的行為往往會嚴重破壞自己的健康、幸福、工作和人際關系等，」就像酗酒者要去面試工作，但喝得酩酊大醉無法出席面試。他繼續說道：「一般來說，人類內心都有不同的子人格，尤其是成癮者。所以，成癮者的內心可能有一個想要這份工作的成熟人格，卻將權力讓位於一個想要出去玩樂的青少年人格。」
許多自暴自棄的人都對成就感到焦慮，而對於成癮者來說，這種焦慮感尤為嚴重。成癮者面試失敗還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對成功的恐懼。
Segal解釋說：「如果你成功了，那麽就會受到威脅：可能有人背後耍小動作，還有人想要把你拉下神壇。你可能意識到自己的成功意味著他人的失敗，而你不想讓他人不高興。如果說成功會賦予你權力，那麽你可能會害怕自己濫用權力。」
▷圖源：Colt Griffith
自我破壞——特別是其常見的表現形式：上癮、飲食障礙和自我傷害——引出了一個複雜的問題，即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控制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Lembke告訴我：「成癮是一種譜系障礙（spectrum disorder），從輕度到中度再到重度。沿著這個方向發展，人類會逐漸喪失能動性和自我決定權。將自我破壞硬性定義為『非正常』人的疾病，意味著我們避開了一些有關選擇和控制的灰色地帶：傳統意義上精神分析學樂於涉足的領域。
Anouchka Grose是一位精神分析學家兼作家，她將所學運用到了時尚、素食主義和生態焦慮[4]等領域。她認為，這種對模糊性的寬容正是弗洛伊德作品的「激進」之處：「正常與病態之間沒有界限。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思考方式，因為我們確實不知道生活將會如何展開。」
我問她如何看待弗洛伊德的著名論斷，即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將神經質般的痛苦轉化為日常的不快樂。Grose認為這句話頗為諷刺：「我覺得這句話有點好笑，人從一個狀態轉向另一個狀態的過程往往非常隱秘，有時候甚至本人都無法察覺。」
對立本能的平衡
我認為，對自我破壞的生理性解釋——神經通路和多巴胺反應——只能點到為止，並不能深入肌理。它們只是對心理模式和過程的物理描述，可以用更深刻的精神分析術語來解釋。
神經科學貌似總是要求我們戰勝自我，而精神分析則建議我們對分裂的自我和矛盾有一個更加包容和細致入微的理解。從根本上說，我們之所以做出自我破壞的行為，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覺得這些行為是在幫助我們。
我的強迫症就是一種應對機制。癱坐在屏幕前或在戒酒日喝紅酒，是想停下不斷自我鞭策的腳步，稍稍喘口氣。下雪天、火車罷工和疫情期間的封鎖隔離盡管會帶來挫敗感，但卻讓我們可以肆無忌憚地做自己。
弗洛伊德認為，我們受兩種對立本能的支配。一種是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與生命和創造力相關；另一種是死亡驅動（death drive），即回到惰性狀態的沖動。
Grose表示：「我們都在追求一種內穩態。需要非常小心地控制興奮度，什麽事也不做確實讓人倍感舒適，但過了頭也可能會致病，甚至致命。」換言之，我們必須維繫兩種本能沖動之間的健康平衡。Grose也用十分通俗易懂的話給出了總結：「你需要生活、需要行動、也需要休息。」
只有當死亡驅動過於占據主導地位時，自我破壞才會造成問題。例如對失敗的恐懼，它會打壓我們的雄心壯志，讓我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設置障礙，以掩蓋自己不完美的痛苦現實。
具體表現包括沒有為求職面試或公開露面做好充分準備，或者行為古怪。精神分析學家羅納德·費爾貝恩（Ronald Fairbairn）在1952年將這種本能命名為「內在破壞者（internal saboteur）」，它試圖保護我們免受羞辱。但這樣做的代價是高昂的，它剝奪了我們獲得新奇、具有創造性和真實體驗的可能性，甚至將希望拒之門外。
Grose認為，「走出舒適區」實際上是在提醒我們抵制死亡驅動力，全情投入生活：不要拖延，付諸實踐，即使結果可能很糟糕。
去寫那本你想寫的書，即使可能會失敗。我們以為自己想把事情做好，但這可能招來他人的嫉妒，最終讓我們自食其果，成為因果報應的源頭。正如精神分析學家Josh Cohen在一次談話中半幽默半惱怒地對我說的：「（這其中的）潛臺詞是：我現在在幹嘛呢？居然在享受生活？你以為你是誰！？」
▷圖源：Lone Aadnekvam
干擾是一種自我破壞的形式，但也反應了與人連接和獲得認可的需求。
如果我們容易過度誇大自己的破壞能力，我們就可能為了不傷害到周圍的人，而選擇放棄追求幸福或成就的機會。即使家人朋友讓我們產生了不好的想法和情緒（包括家庭治療師Terrence Real所說的「正常的婚姻仇恨」），我們也會轉向攻擊自己，讓自己不再有傷害他人的沖動。
弗洛伊德將這種「內在的法官和陪審團」稱為超我（superego），而本應是必要的制衡系統，但卻可能變得獨斷專橫。
卡爾·榮格（Carl Jung）提出了另一個有用的概念，可以用來解釋這種自我破壞的傾向：影子自我（shadow self）。影子自我指的是我們自認為不受歡迎的部分，或者自認為會被社會排斥的部分：比如說，未得到滿足的需求，或者攻擊的沖動。
我們將這些部分與本體分割開來，但它們會以難以預料的方式向我們發起強有力的反抗，如反復無常的情緒爆發、心理障礙或身體疾病等，從而影響我們的計劃。
榮格在Aion（1951年）*中寫道：「當我們沒有意識到某個內在狀態時，它會以命運般的姿態在外顯現。」舉個例子，一個工人經常會被社交媒體分散注意力。這種干擾是一種自我破壞，但也反應了她有與人連接和獲得認可的需求。但由於這種需求受到了壓抑，被認為是無用的，所以反彈時影響會更大，表現為各種拖延行為。
譯者注：Aion原意是埃及神話中埃及神話中代表永恒時間的獅首神——愛翁，形象通常是一位高大健碩的直立獅頭人身男子。獅面雄武，巨蟒環身，雙手各持一把鑰匙跟一道閃電。該書是榮格晚年所寫，主要探討心理學、煉金術和宗教之間的關系。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曾描述過這樣一個悖論：盡管我們害怕失敗，但成功可能會引發更多的焦慮。「彩票的詛咒」便是一個例證。它是指人在中獎後會產生意想不到的不滿情緒。
具體來說就是，一個工作了一輩子總想著退休的人，在真的中了彩票選擇退休後，往往會經歷一段危機，因為生活原有支柱坍塌了。我自己便體會過類似的感受。
有次，我好不容易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假期，但卻發現自己坐立難安；無所事事的時候，我會莫名其妙地朝家人發脾氣；不停地刷新聞，了解英國國內的各種糟心事。引用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話：人生只有兩種悲劇，一種是求而不得，另一種是得償所願。
* 當代的集體拖延
如果說自我破壞是一種譜系障礙，那麽在當代世界，令人眼花繚亂的電子產品和996文化已經加劇了病情發展。以前被歸類為「不正常的」自我破壞行為已成為普遍存在的現象。
據多動症基金會的Tony Lloyd稱，自2020年以來，尋求多動症診斷的英國成年人數量增加了400%。而根據Steel的說法，大約95%的人承認至少在某些時候有拖延症。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提出情有可原的理由[5]，要求推遲完成學業，拿到學位，即便他們表面上可能非常熱愛相關課程。而大學要面臨的是整個系統瀕臨邏輯混亂與行政崩潰。
整個世界也呈現出一種「集體式自我破壞」，比如氣候變暖和競爭愈發激烈的就業市場。面對這種情形，許多年輕人將焦慮的情緒轉移到了自己身上，陷入了一種近乎「癱瘓」的狀態。
雖然在將精神疾病與周遭環境（如地緣政治和電子產品的侵入）聯繫在一起時，我們需要保持審慎的態度，但自我破壞成為現代生活的特征仍然值得深思。
最大的變化是，我們選擇的道路處處出現偏離。一些研究員告訴我，最近有一項關於使用電子產品時間影響的研究，重點研究社交媒體的影響[6]。
Steel告訴我：「我們正在入侵自己的操作系統，營銷人員很快就發現了如何利用我們的沖動。
拖延症也愈發普遍，因為有一個價值數萬億美元的產業，致力於讓我們沈迷於這些短暫又簡單的誘惑，代價就是犧牲我們更為遠大的夢想。」
1971年，哲學家哈裏·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將這些欲望定義為一階欲望（first-order desire）和二階欲望（second-order desire）[7]。舉例來說，我們的一階欲望可能是刷Instagram，但二階欲望可能是成為一名藝術家。
只有當我們的一階欲望和二階欲望相符時，我們才具備自由意志。當然，其中的風險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正如Steel所說：「這些都是關於我們想要生活在什麽樣的社會中的深刻問題，而我們並沒有設計出一個能最大限度地實現人類繁榮的社會。」
▷圖源：Francesco Pirini
這是一場雙重鬥爭：當代世界為自我破壞提供機會，也提高了我們對完美主義的期望。
沈迷於電子產品讓我們無法實現更高的目標，同時也讓我們無法休息和活在當下，而這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Lembke表示：「沒有數字媒體，我們現在已經不知道如何放松了。我們現在的放松方式是從外部關注的事物上暫時脫離出來，然後通過社交媒體讓大腦四處漫遊。
但是，從本質上講，這樣做就好比電子吸毒，並沒有讓自己真正回到一個平衡的狀態，既無法正常地投入工作，也無法真正靜下心來。
對此，Cohen解釋道：「我們是在競爭激烈和個人主義的後天環境中長大的」。他的興趣廣泛，寫過關於憤怒、如何生活、成為失敗者的書籍，他甚至質疑現代社會的人們是否還擁有私人生活。
他的《不工作》（Not Working）（2019）一書則對我們的工作狂文化進行了批判。過去，我們的責任感來自超我：一位嚴厲但也受到制約的監工。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強迫感來自弗洛伊德的另一個概念，即「自我理想（ego ideal）」*，它隱藏在我們內心更深處，更加隱蔽。
Cohen表示：「自我理想從不說『你必須』，而是說『你可以』。在這種完美理想化身帶有懲罰意味的審視下，我們發現自己總是不夠好。」
譯者注：佛洛伊德在第二精神裝置理論架構中使用的詞匯，指由自戀（自我之理想化）以及對雙親、替代雙親對象及集體理想等認同所匯集而成之人格審級。
這樣看來，我們似乎在進行一場雙重鬥爭：當代世界為自我破壞提供了唾手可得的機會，同時也提高了我們對完美主義的期望，使分心和沈迷變得更有誘惑力。
自我理想不僅會導致過度工作，還會削弱我們的工作能力：這是另一個螺旋式下降的過程。Cohen認為：「這種心理狀態會破壞工作表現。你會對自己失去信念和信心。你越是意識到自己落後了，意識到自己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就越會影響你順利產出工作成果的能力。」
對抗自我
我們是否可以削弱或消除自我破壞的沖動？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厘清有哪些因素是現代社會造成的，有哪些是我們自身的原因。
Lembke采取了一種新穎而大膽的方法對抗外部因素。他認為我們需要轉換思維方式，從追求享樂轉向「一種新形式的禁欲主義」，這種禁欲主義看似與幸福的本質背道而馳，但卻能讓我們獲得真正的充實與滿足。
Lembke認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無法適應社會，「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太艱苦，反而是他們的生活從根本上來說太容易了。如果有更多的磨難，他們就能發現更多人生的意義，才能忍受活著的痛苦，因為一切痛苦都是有意義的。」
她認為，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創造一個「世界中的世界，讓我們與這些能帶來短暫且強烈滿足感的物質和行為分離開來」。Steel也發現，治療拖延症的一種方法就是讓快樂變得不那麽容易獲得：我們需要延遲滿足感，即使是略微延遲也會非常有效。
除了斷網和沖冷水澡，防止自我破壞的第一步就是承認我們有這種傾向。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其實我們已經衍生出了一種寬容的文化，願意承認自己並不總是做出最有利於自己的事情。
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等行為經濟學家對「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模型*，即理性、自我決定的個人提出了質疑。他們記錄了人類實際生活中不理性的一面：無視養老金、堅持選擇價格過高的保險計劃、在沙發上吃著僅可果腹的外賣等等。
政治理論中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也是同理。正如Thomas Frank在《堪薩斯州怎麽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2004年）一書中所說的那樣，「中西部城市的工人階級歡呼雀躍，因為他們支持的候選人在競選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這位候選人的政策將終結他們的生活方式，把他們所在的地區變成『鐵銹地帶（Rustbelt）』*，這會給他們這樣的人帶來永遠無法恢復的打擊」。
譯者注：理性經濟人，又被稱為「經濟人假設」或「理性人假設」。這個模型主要有兩個特點：自利，即人們的行為動機是趨利避害，是利己的；完全理性，即每個人都能夠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來對其所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優化選擇。
鐵銹地帶（Rust Belt）最初指的是美國東北部-五大湖附近，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現可泛指工業衰退的地區。在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期，美國東北部-五大湖附近因為水運便利、礦產豐富，因此成為了重工業中心。
然而自從美國步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經濟體系之後，這些地區的重工業紛紛衰敗。很多工廠被廢棄，而工廠裏的機器漸漸布滿了鐵銹，因此那裏被稱為了鐵銹地帶，簡稱銹帶。今年美國大選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詹姆斯·戴維·萬斯（J.D. Vance）便是銹帶區出身。
▷圖源：Agnieszka Sozańska.
最有效的補救措施是去了解被視為反常的事物，關注背後的深層邏輯。
然而，在關於「幸福」的主流對話中，自我破壞可能顯得有悖常理。人們追求自我優化，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意識到了克服壞習慣的必要性，但它的積極性（可以概括為活出精彩）可能會淡化我們的失控感和非理性的感受，讓我們為「正常範圍內的不快樂」感到難過。
這類似於神經科學界十分流行的自我管理言論：只要是生理性的，便可以調節。相比之下，精神分析非常清楚我們是如何以及為什麽會削弱自己有意識的意圖。精神分析非但沒有忽視自我的非理性面，反而且將之開誠布公，讓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自我。
事實上，最有效的補救措施可能是去了解被視為反常的事物，關注背後的深層邏輯。強迫症的誘因可能與遺傳有關，但也離不開環境的影響[8]。
也許你從小就被灌輸了這樣的觀念：你的自然情緒（尤其是憤怒）還有那些得不到滿足或有風險的欲望會毒害你的身心健康。這就好像內心深處有一個自己任命的安全警衛，隨時將「陰影自我」的「毒性」排解出去。
流行精神病學家兼暢銷書作家杰弗里·M·施瓦茨（Jeffrey M Schwartz）主張我們有能力調整大腦的神經可塑性[9]。他提倡大家在有意識地關注自己的強迫行為（或正念）的同時，思考強迫症出現的原因，這種方法對我來說確實有效。
雖然這種方法似乎看上去平平無奇，但此處我想借用梅蘭妮·克萊因（Melanie Klein）的觀點：她認為我們需要用真實的自我來取代理想化的自我，這樣我們才能與自我的不完美之處和解。例如，我們可以將嫉妒報復視為自己的投射，從而化解內心深處對嫉妒報復的恐懼——可能正是這個策略拯救了我的BBC面試。
理解會帶來自我寬容。接受自我破壞的既定現實，其實是放鬆了它對我們的控制。Grose告訴我，我們需要「接納自己的症狀，而不是「恢復正常」或總想著有人類有一種「標準模板」。我們要做的思考「如何在生活中與自己的症狀共存，並學會接納這樣的生活，享受這樣的生活。」
也許我們並不想完全拋棄自我破壞的傾向。諷刺的是，弗洛伊德和榮格等著名精神分析家也曾與自我破壞做鬥爭，並借此來激發創意，點亮靈感，實現研究上的突破。正是因為他們也曾陷入神經質一般令人抓狂的無力感，所以他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我們。
榮格有過幻覺和幻聽的症狀，這在他的巨著《紅書》（The Red Book）中有詳細記載。這些幻覺和聲音雖然令人崩潰，但卻能讓人突破思維的束縛。
弗洛伊德的書信顯示[10]，他在不惑之年突然意識到，自己將無法實現人生目標，即用大腦的生理原理來解釋所有人類心理現象。他對此感到無法接受。
他抱怨自己「總感到抑郁」，具體表現為「死亡的幻覺......代替了往常忙碌的活動」。他發現自己無法戒煙，「完全無法工作」，並宣稱「在這種時候，我對寫作的不情願完全是病態的」。
但後來他得到了啟示，他超越了這一狹隘的科學研究，開始探索幻想和夢境。他寫道：「症狀和夢境一樣，都是願望的實現」，他意識到自己的神經官能症也有自己的願望。只有當他關注到了這種願望時，他才能創立精神分析這門學科。
* 自我破壞可以壓垮我們，也可以鞭策我們。很多時候，它是生產力和幽默的源泉。大家耳熟能詳的許多文化形象雖然略顯神經兮兮，但也因此聞名於世。比如電視劇《宋飛正傳》（Seinfeld）中的喬治·克斯坦薩（George Constanza）*。
Grose告訴我，許多成功人士都過著走鋼絲般的生活，因為天才與瘋子之間往往只有一線之隔。也許，我們只能寄希望於覓得值得依賴的人，挽救我們於自我的深淵。
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通過親身經歷證明了這一點。Grose評價道：「普魯斯特是個絕對的完美主義者，把他的出版商都逼瘋了。如果任其發展，誰知道會發生什麽事情。好在他找到了外界的助力，會有人介入並告訴他：我們現在就要出版，是時候停下來了！」
譯者注：《宋飛正傳》：美國90年代最受歡迎的情景喜劇，它講述了四個平常人的生活，主角並沒有衣著光鮮，也沒有奇能異才。主題是沒有主題「A Show About Nothing」。喬治·克斯坦薩（George Constanza）在劇中人設為男主宋飛的好友，原型為本劇的共同創作者拉里·大衛（Larry David）。喬治在劇中的形象是一個神經質、厭惡自己、自私、缺乏安全感的形象。
馬塞爾·普魯斯特：20世紀法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意識流文學的先驅與大師，也是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
其長篇巨著《追憶逝水年華》享譽世界，該書以敘述者「我」為主體，塑造了一個這個絕妙的精神分析案例：戀母排父，性反常行為，想入非非，抑郁異常，而且患有神經官能症——這一切都有力地印證了弗洛依德的學說。---[文: 追問nextquestion/來源: 鈦媒體]
https://aeon.co/essays/why-do-i-let-myself-sabotage-my-own-best-laid-plans
參考文獻：
[1] https://engagement.fil.ion.ucl.ac.uk/ucl-and-leading-charities-launch-digital-hub-to-transform-understanding-of-the-brains-role-in-obsessive-compulsive-disorder-ocd/
[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7201571/
[3] https://psycnet.apa.org/doiLanding?doi=10.1037%2Famp0000059
[4] https://www.anouchkagrose.com/books/how-to-manage-your-eco-anxiety
[5] https://www.frontiersin.org/journals/psychology/articles/10.3389/fpsyg.2020.540910/full
[6]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6460320309370ll
[7] https://philpapers.org/rec/FRAFOT
[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0275553/
[9] https://www.uclahealth.org/news/article/training-brain-reconsider-troubling-thoughts-can-ease-mental
[10] https://www.karnacbooks.com/product/freud-from-youthful-dream-to-mid-life-crisis/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