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召開之際，產業各方圍繞人工智能應用的落地展開了討論和遐想，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在無數觀點交織和碰撞之際，有一個觀點難得地博得了多數產業人士的認同——通用大模型本身實現商業價值的能力較弱，企業必須為AI大模型產品尋找到合適的應用和落地場景才能擁有可持續的生存力。
隨著百模大戰進入深水區，如何走通一條可行的AI的商業模式在眼下的環境中顯得尤為重要，而這也直接決定了一家人工智能企業的生死。
* 通用大模型單飛難盈利
百度董事長兼CEO李彥宏在這一觀點上呼聲極高。在大會期間，他公開談及大模型領域的開源與閉源之爭時提到，比起大模型的開源閉源路線，他認為更重要的還是應用的落地。他稱，現在業界的關注點都放在了基礎模型身上，"一天到晚到處跑分刷榜，誰又超越ChatGPT4，OpenAI又出來Sora……」但事實上，沒有應用，光有一個基礎模型，不管是開源還是閉源都一文不值。」
站在產業的立場上，李彥宏呼籲行業不要卷模型，要去卷應用，同時還要註意避免掉入"超級應用陷阱"，即認為一定要出現一個10億DAU的APP才叫成功。
「這是移動時代的思維邏輯，AI時代，規律可能不是這樣的，『超級能幹』的應用比只看DAU的『超級應用』更重要，只要對產業、對應用場景能產生大的增益，整體價值就比移動互聯網要大多了。」他說。
上海人工智能實驗室主任、首席科學家周伯文則站在更高的角度為AI「指路」，他稱「通專融合是通往AGI的戰略路徑」。周伯文判斷，在要求人工智能AGI具備很強的泛化能力的同時也應要求其具備足夠的專業性，這是通專融合的價值引爆點。大會現場一位產業人士對記者解讀稱，「通專融合」的技術範式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為通用大模型與其他商業場景進行融合尋找出口。
盡管當前以OpenAI為首的各家通用大模型廠商已經開放了部分付費業務，但在產業界看來，這並不能被視為一種成熟的商業模式。
「我相信越來越多的AI應用將趨向於一種持續性的商業模式，而不是一次性銷售、按照用量來計費這種。AI應用的商業模式更多地是一種持續性業務。」 施耐德電氣全球執行副總裁，首席數字官彼得·韋愷哲（Peter Weckesser）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 AI和5G、IoT「捆綁銷售」
目前看來，除了讓AI大模型單飛，作為一種「按照用量來計費」的產品外，產業界還傾向於將AI大模型和其他技術或具體產業應用場景相結合，開發AI服務中臺或販售一體化解決方案；抑或是直接將AI集成入硬件，如機器人、空中飛行器、消費電子終端等，隨後出售產品。
今年大會期間，特斯拉二代Optimus、開源通用機器人「青龍」、宇樹H1等智能機器人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觀眾的目光。此外禦風未來自主研發的智能化載人低空飛行器M1也亮相展會。不過記者了解到，盡管一些產品已具備商業化應用潛力，但是報價大都在幾十萬元至上百萬元之間，這一金額無論是對於企業級還是消費級客戶，其商業化的可行性都遠不及AI手機或AI PC。
因此，對於企業用戶而言，上述三種商業化路徑中最有可能走通的還是開發AI服務平臺或販售一體化解決方案。不過在談及產品級應用時，韋愷哲告訴記者，人工智能時代，客戶需要的更多是一個定製化的解決方案，而非一個基礎的技術工具，因此對於企業來說，他們往往提供的是一種將AI和具體應用領域相「捆綁」的服務方案。
「施耐德電氣認為這是一種服務型的業務，以優化微電網中的能源管理為例，我們的商業模式不是提供一次性解決方案，而是與客戶就持續優化和數字化服務的商業模式達成協議。」 韋愷哲說。
韋愷哲還提到5G和IoT，這也是人工智能解決方案通常綁定的對象。「我們部署5G來連接移動機器人和攝像頭視覺檢測。
我們把loT物聯網與5G結合起來，能夠更好地去推動自己工廠的轉型。這與AI的關系是，5G將帶來更大的帶寬，提供更多數據。當你需要數據進行分析，比如視頻的時候，5G是一個最適合的傳輸技術，5G帶來的大規模的數據，需要大規模部署AI來處理，產生洞察。」
韋愷哲稱施耐德電氣一方面在自身業務中使用5G和AI來優化業務流程，另一方面也5G和AI技術一同整合到產品中，提供給用戶。「
據梳理，截至今年5月末，行業內至少已經公布了50個大模型應用的采購中標案例，來自科研、運營商、金融、能源四大領域的需求排名靠前。也就是說，AI大模型企業擁抱上述四個領域走通商業模式的可能性不低。---來源: 第一財經資訊-
*數字人才培養的未來政策取向如何？專家這樣說*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發展，數字經濟浪潮席卷全國，不斷重塑社會的職業結構與人才結構。在這一趨勢下，數字人才的開發培養應註意哪些方面？
在7月6日由清華大學21世紀發展研究院和《比較》編輯室聯合舉辦的「產業圓桌：創新與人才」研討會上，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黃梅研究員分享了對推動數字人才發展的政策取向的一些認識。
她分析了目前數字經濟領域的結構性就業矛盾，指出供給側技術技能水平難以匹配需求側要求，是矛盾的主要表現。「從我國現有技術技能人才規模、結構和素質的情況看，尚不能滿足就業崗位數字化轉型發展需要。」她說，總體而言當前就業市場供給呈現出數字人才技術技能短缺的態勢。
為破解供需兩端的矛盾，黃梅提出，未來對於數字人才培養的政策取向，要從供給端入手。
會上，她重點介紹了近年來我國出臺的兩個促進數字人才發展的重要政策，一是2021年國務院印發的《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年）》，提出了通過實施技能中國創新行動、職業技能提升行動等措施提升產業工人科學素質的基本思路；
另一個是今年4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九部門發布的《加快數字人才培育支撐數字經濟發展行動方案（2024-2026年）》，部署了包括數字技能提升行動、數字人才創新創業行動等在內的六大專項行動。
上述政策舉措的出臺，對數字人才的技能提升給予了積極回應。但黃梅同時指出，當前緩解數字人才結構性就業矛盾仍面臨諸多挑戰，亟需創新數字人才開發政策。
對於推動數字人才發展的未來政策取向，黃梅介紹稱：
一是推進研教產服深度融合，深化工學一體化，推進教育與企業深度協同、有機銜接；
二是推進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創新發展，通過「學分銀行」建設實現學歷資歷與職業資歷等值互認；
三是推進數字類新職業預測與開發，引導高校相關專業調整，關註數字領域新興職業/專業領域，並做好數字人才職稱社會化評價工作；
四是推進就業市場信息監測，破解信息不對稱難題，推動形成涵蓋監測指標、信息采集、指數分析、指數應用、信息發布和配套支撐等要素的就業市場信息監測平臺。---來源: 第一財經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