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下午，博鳌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舉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分論壇。多位來自國際組織、高校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家學者和企業代表，共話如何推動人工智能向善。
論壇上，首爾大學電子與計算機工程系教授Kyoung Mu Lee分享了對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看法。在他看來，人們對人工智能的恐懼並非來自于它的巨大能量，而是因爲不能完全把握人工智能實際運作方式，以及將來它會變成什麽樣子。面對這樣一個新的事物，“我們能夠控制它嗎？或者它會控制我們發生什麽樣劇變呢？”
爲避免AI失控，Kyoung Mu Lee呼籲，當前應該建立更加務實和有效的人工智能安全與治理機制。尤其需要思考用何種標准和監管規定來應對AI帶來的影響，同時考慮到AI的廣泛應用可能會帶來系統性風險，各國應當加強在人工智能治理上的合作。
作爲教育工作者，澳門大學校長、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宋永華尤其強調AI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爲不管是高校學生、社區居民，還是公務員和企業雇員，不同背景、行業和年齡的人都應該接受AI教育——了解AI是什麽、它有何影響，以及需要考慮哪些道德與法律問題，以更好地適應新技術帶來的變化。
談及人工智能治理問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馬蒂亞斯·科曼更關注新技術給勞動力市場帶來的沖擊，及其對教育發展和職業技能培訓帶來的挑戰。他認爲在人工智能引發的勞動力市場動蕩中，一些人可能會失去就業機會，對此政府要制定相關的政策來應對變化。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朱旭峰分享了最近的一項研究。在對全球62個國家和地區的300多個政策進行深入解讀後，他發現創新能力、人口結構、資本和勞動力市場的關系以及社會規範，是影響人工智能治理方向的四個主要因素。
具體而言，朱旭峰提到，如果一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強大的創新能力和産業化的能力，那麽更傾向爲AI投資創造相對友好的環境；但如果認爲，本土AI市場正面臨著巨大的外部壓力，則會傾向建立更加嚴格的AI治理體系，以保護內部市場免受外部的競爭沖擊。
此外，由于人工智能理論上可以替代部分勞動力，因而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和勞動力結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工智能治理方向。朱旭峰舉例，在擁有充足勞動力資源的印度，可能並不擔心AI帶來的飯碗沖擊；但在像日本這樣老齡化嚴重的國家，則會更多考量通過機器人等技術替代勞動力，或爲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務等。
至于資本和勞動力市場的關系，朱旭峰提到好萊塢罷工事件，這是勞動者作出的一次反抗。據南都記者了解，去年好萊塢面臨63年來首次全行業範圍停擺，美國編劇工會和演員工會先後宣布罷工，向電影和電視制片人聯盟(AMPTP)發起抗議。除了不滿收入報酬外，雙方矛盾爭議點亦指向人工智能的使用，美國演員和編劇們擔心AI搶飯碗。一直到2023年11月，這場持續118天的罷工活動才隨著勞資雙方達成協議而宣告結束。
在社會規範上，朱旭峰說，如果一個國家更關注隱私保護和道德規範，那就會建立更加嚴格的AI治理機制。
在他看來，應當理性地觀察不同國家AI治理行爲和作出決策的過程，這些不同也爲全球AI治理的統一性帶來一定的挑戰。因此在推動AI全球治理上，需要國際組織積極參與，以幫助達成政策標准的統一。
---[采寫：南都記者 : 李玲 黃莉玲 *發自海南博鳌/來源: 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