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齡留學,重啟人生
43歲,張亮決定到美國留學。
這一年,他遭遇了職場危機——在一家互聯網公司任中層管理者的他,突然被裁員。然後他發現,履歷優秀的自己,成了求職市場上最被嫌棄的人。他找過工作,做過自媒體,試過創業,最後卻發現自己走進了死胡同。中年危機伴隨着職場危機呼嘯而來,鋪天蓋地,讓他窒息。
此時此刻,張亮的內心有個聲音嘩嘩地響了起來,越來越大,那就是——出國留學。
這個聲音,在張亮年輕的時候曾經響起過。他本科學的是英語。23歲那年,他拿到過國外名校的offer,但他放棄了。30歲時,他拿到過一個國外學校的MBA offer,當時他的事業風生水起,所以他也放棄了。
現在,生活給了他再一次選擇的機會。在得到父母和愛人的支持後,2022年底,張亮開始申請美國的大學。
從開始申請到拿到第一個offer,歷時三個半月。其中,在提交材料後等待的一個半月時間最為煎熬和痛苦,張亮此間的心情異常忐忑。他忍不住往最壞的地方想——「如果一個學校都不要我,怎麼辦?」他已經被職場的年齡歧視PUA得自信盡失了。
驚喜很快來了。一個offer,兩個offer,三個offer……因為張亮過往的工作經歷,他收穫了包括賓夕法尼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在內的六所英美名校的offer。
圖:張亮收到的芝加哥大學offer
最後,他選擇了去芝加哥大學讀碩士,專業是非盈利社會組織管理。
「原來我還是可以的,我行的。」哪怕還沒有去讀書,張亮都感覺自己已經走出中年危機了——被多所英美名校錄取,讓他在被各種否定、幾乎絕望之際,看到了新的希望。
還有些人,是嗅到了危險的信號,提早選擇出國留學,換一種方式生活。
35歲時,陳園選擇到英國讀醫學博士。
在國內,陳園考過兩次博士,均未成功。原因與成績無關,這讓她倍感挫敗。當時她在一家醫院已經做到了中層,但天天加班,無暇照顧自閉症的兒子。在國內,自閉症兒童的求學是個難題。她的兒子智商正常,已經到了上小學的年齡,但是無法去公立學校讀書。陳園多方打聽的結果是,孩子即使能在公立學校正常入學,也需要家長或影子老師全程陪護。而她的丈夫在一家媒體工作了十多年,經常上夜班,身體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30歲之前,我們一直在給人生做加法,要這個,要那個。但現在,我想做減法。」她和丈夫商量之後,決定舉家去英國。他們希望留更多時間給孩子,也留更多時間給自己。
37歲時,單身的岱琳選擇到意大利讀碩士。
當時她已經在多家互聯網大廠工作多年,其間也曾離職和同事創業。在外界看來互聯網行業還紅紅火火的時候,她已經有了「大廈將傾」的危機感,這一部分是行業所致,一部分是年齡、學歷、性別等因素帶來的。「職場有比你便宜、聽話的,公司想辭掉你,可以找任何理由。」即將失去一切的危機感包裹着她,終於,她決定主動出擊,出國留學,去弄清楚自己到底是誰,想要什麼樣的人生。
43歲時,吳林選擇到英國讀碩士。
從清華美院設計系本科畢業後,他趕上了互聯網的風口,有過很好的工作,後來又自己創業做了一個互聯網項目,公司發展得不錯。2014年,他在清華接觸到一個新的專業「服務設計」,興趣由此點燃。但這個概念在國內還處於早期,缺乏應用環境。2019年,他決定去留學,看看國外是怎麼做的。
花了一年時間準備,他最終拿到了免試進入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服務設計專業的碩士offer。這個學校在QS藝術與設計類大學的排名中,連續多年都是全球第一。在告知合伙人、投資人自己的決定後,他暫停了國內項目,2020年帶着妻女來到倫敦,開啟了大齡留學生涯。
02 大齡留學的難
不同於二十多歲時,選擇在三四十歲出國留學,有太多東西得捨棄。
比如,一份體面的工作、穩定的收入、腳踏實地的安全感。還有機會成本——出國留學意味着職場生涯的中斷。一旦畢業回國,能否找到好工作,甚至能否找到工作,都是未知數。
留學開支不是小數。如果選擇在意大利這樣的歐洲小眾留學地,一年10萬人民幣就可以覆蓋學費和生活費,但在英國、美國等地,花費要昂貴得多,比如在紐約、倫敦這樣的大城市,一年的學費加生活費,至少要50萬人民幣。
張亮獲得了芝加哥大學提供的2萬美元獎學金,但去讀一年碩士,他估計自己還要拿出40多萬,這還是在儘量節省的情況下。而在英國讀兩年碩士,吳林的花費是100萬。
陳園承受的經濟壓力更大。因為在國內時治療兒子的自閉症花費巨大,出國時,她能拿出的現金並不多,到英國後,她需要干兼職,活兒往往又苦又累。自由職業的丈夫則接一些平面設計方面的訂單。最難的時候,他們有了賣掉國內房子的念頭。
娜娜如今住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學校距離她住的地方騎車只要十幾分鐘。她在讀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教育學博士,所讀專業不用交學費,要花的就是房租和生活費。荷蘭人的早餐和午餐很簡單,一般都是三明治,娜娜會去家附近的超市買菜,自己做飯吃。
總體來看,荷蘭的物價比國內貴:牛肉一斤7歐多,牛肉餡一斤5歐,香蕉一斤1歐多,草莓一斤4-5歐,花菜一顆2歐多……而中國特有的蔬菜,比如萵筍,一根的價格高達3歐,空心菜一斤3-4歐,兩棵小白菜要2歐。
疫情之前,娜娜兼職做了一個國內的學生訪學項目,疫情出現後,項目停了,直到現在也沒有恢復。「我現在沒有收入來源,就是硬撐着。出來留學,很不容易。」
前途未卜,耗資巨大,人到中年,不是所有人都有出國留學的勇氣。
學業壓力也是一道坎。
最大的攔路虎是語言。到英國讀碩士前,吳林已經從大學畢業20年,英文也荒廢了20年。在國內第一次測試雅思,他只得了4.5分。花了一年時間,在出國前,他把雅思提高到了6分。儘管如此,出國之後,他還是發現,自己成了「聾子」和「啞巴」。
一開始,他甚至連電話都沒法打——看不到對方表情,沒有動作輔助,溝通起來很費勁。加上英國不同族裔的口音不同,聽起來更加吃力。上課的時候,老師的語速一塊,就像在聽天書。
「我的商業經驗足夠,和導師、同學的人際交往沒問題,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沒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你的語言程度,決定了你能把自己的能力發揮到什麼程度。」吳林說。
放慢播放倍速,反覆重聽學校的錄屏課程;通過軟件對上過的課程進行文字轉換;做大量的單詞卡……這些都是學習的笨辦法。在碩士讀到一年的時候,吳林突然發現,自己逐漸能跟上老師純英文講授的內容了。
圖:吳林在跟導師在做項目溝通
對於海外留學生,看大量文獻資料,參與小組討論,是必須經歷的學習過程。在讀教育學博士之前,娜娜讀了歐盟一個名為Erasmus Mundus的聯合碩士項目,專業是教育政策與全球發展。碩士課程依次在西班牙、馬耳他、荷蘭三個國家的三所大學進行,學習方面的要求很嚴格,她經常早晨起床就開始學習,然後去上課,回到家,有時要學習到凌晨2點。
這是她這輩子最認真讀書的時候。即便是高考前,她也沒有這樣全身心投入地努力過。
陳園的博士則讀得多災多難——她的博士導師離開學界,去了產業界。她讀的醫學博士的研究會細分為三個小研究,為了完成第一個小研究的論文,陳園不得不給自己單獨租了一間房子,開啟地獄模式,天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過就是一個多月。
但挑戰還遠遠不止於學業。
2019年11月,岱琳飛往意大利。在去佛羅倫薩大學讀傳播理論碩士之前,她先在意大利讀了10個月語言學校。剛進語言學校不久,新冠疫情就在全球爆發,意大利封國、宵禁,與中國的航班也切斷了。那時她住在托斯卡納的大山里,那裡地廣人稀,她身邊沒有一個朋友。因為疫情,她只能上網課,無法與老師和同學在線下接觸。
不知何時能回國,不知能否順利從語言學校畢業,在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沒有親人和朋友……當時,岱琳出現了嚴重的抑鬱傾向。
最抑鬱的時候,她不惜花高價漫遊費,用國內手機號在意大利撥打國內自殺求助熱線,但從來沒有打通過,前面總是排着六七個人。直到有一天,岱琳突然釋然——「永遠有六七個人比你還想活着,他們遇到的問題可能比我還嚴重。」
在留學期間,她看到了自己最脆弱、最不堪的一面。
而帶着自閉症兒子到英國讀博士的陳園,一度為孩子被退學而崩潰大哭。在英國,只要住處在學校附近,學校是不能拒絕租戶子女入學的,所以為了孩子讀書方便,她以很貴的租金在一個幾乎都是白人住戶的社區租了房子。她看中附近有一家設在森林裡的學校,全校只有20個學生,還提供免費的馬術課和游泳課,環境非常好。
沒想到,陳園的孩子很難控制情緒,第一天就扇了校長一巴掌。此後,校長就開始給孩子穿小鞋,孩子為此情緒崩潰。一個月後,孩子被非正式退學了。「那時候,我的眼睛都要哭瞎了。」陳園說。
03 走過的路都算數
儘管大齡留學有種種牽絆與困難,但在職場工作十多年後再申請學校,並非沒有優勢——很多國外大學都看重申請人過往的職業背景和經驗,在其他條件同等的情況下,大齡申請者會比一張白紙的年輕人更有優勢。
此外,儘管體力和精力都不如年輕人,但是大齡留學者們有更加清晰的自我認知,學習時會有更目的性,更加專注。「我們做的研究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在嚮導師尋求幫助時,我們的要求更精準。」陳園說。
對於人文學科來說,更是如此。
岱琳讀的傳播理論專業在佛羅倫薩大學人文教育學院下屬的文學與哲學系。這個學院看重通識教育,每個學期都設置了哲學課程,需要系統學習西方哲學,這一點與國內的新聞傳播專業非常不同。而學習西方哲學的過程,就是一個進行深度思考的過程。「就像在給大腦做一個馬殺雞,很痛,很苦,但是在思考完後,你的思維會很順暢。」岱琳說。
圖:岱琳在佛羅倫薩的咖啡館寫論文
桔子39歲時,到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讀人類學碩士,細分領域是紀錄片。同學中,很多都是導演和攝影師,而她幾乎不懂拍攝。但受益於她此前13年媒體工作經驗造就的思想深度和題材敏感度,到畢業時,她的畢業作品《中國大齡女性的生育選擇權》,成為班上少數幾個獲得A的作品之一。
「英國有一句諺語,叫『Experience never gets old』(經驗永不過時)。我們走過的路都算數,它們不會因為年齡的增長而貶值。」陳園說。
過去工作中的那股拼勁,也讓她解決了兒子的就讀問題。在兒子被退學後,她堅持打電話給有關部門投訴,最終問題得到圓滿解決——英國政府為她的兒子提供了二對一的教學機會。在當地一個教堂的會議室,一位英語老師和一位雙語助教每天給孩子上課,家長不用付費。陳園稱,為此,英國政府每天需要支付200英鎊的學費。
現在,她的孩子自信了很多,英語也有了很大進步。「這種機會,很多英國家庭也爭取不到。」陳園說。
接下來,她準備為孩子申請一個更好的特殊學校。自閉症分多種類型,這個學校有一個班級是專為她兒子這類自閉症孩子設立的,而且免費。
圖:陳園的兒子在英國
04 對年齡的偏見與污名化
「你年齡這麼大了,還出去讀書啊?」娜娜記得,在北京一個國家的大使館辦簽證時,窗口的中國雇員對她充滿嘲諷地說。那一年,她35歲。
醫療領域有個專業術語,叫做「偏見與污名化」(Bias and Stigma)。在陳園看來,對於年齡的歧視,就是典型的偏見與污名化。比如說,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女性不能超過40歲,男性不能超過35周歲;申請國家優青項目,男性不能超過38歲,女性不能超過40歲。「一旦一環沒接上,後面國字頭的路很可能就斷掉了」。
她覺得最可怕的是,長期遭遇年齡歧視後,這種觀念會被個體內化,讓人自己對自己進行PUA。
桔子辭職去英國讀碩士前,就覺得自己越來越沒有用。當時領導經常告訴她和同事:「你們都這麼大年紀了,還能去哪兒?還有什麼地方要你們?」
在國外,她覺得,年齡好像不重要了。在班上,她是年紀最大的學生,但大家對她都是平視的態度,「你會忘記年齡這件事」。
讀博士時,陳園35歲。「在英國,在這個年齡讀博士,非常正常。」在現在就讀的英國大學的醫學院做助教時,她發現,有個讀本科的學生已經31歲了。醫學院的本科要讀5年,也就是說,到本科畢業的時候,他已經36歲了。
她的鄰居四十多歲,做了將近20年家庭主婦。不久前,她在陳園所在學校找到了一份行政工作,還在讀一個在職的營養學研究生,她讀得很開心。
不久前,陳園所在的醫學院開了一個研究生大會,讓大家展示研究成果。在其中的3分鐘演講比賽中獲得第一名的,是一位將近60、頭髮花白的女性。她只做了一張PPT,但是講得非常引人入勝。「我們小組討論時,大家都覺得讀博士最好的年紀就是她那個年紀,有錢有閒,願意為了自己想做的研究花時間。她很從容,一點都不焦慮。」陳園說,英國人很喜歡傳八卦,但是年齡不會成為八卦選題。在這裡,從任何年齡開始做一件事,都不會被嘲笑,大家對年齡都很包容。
岱琳的同學中,年齡最大的是51歲。不久前,她讀到了一則新聞:意大利有一位出生於1923年的老人,他從小就喜歡學習,但是為了生活,不得不中斷學業去工作。2020年,這位老人以高分讀完了三年本科。如今,99歲的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意大利巴勒莫大學的哲學碩士學位。
圖:意大利媒體《LEGGO》對99歲獲碩士學位老人的報導。這位老人名為朱塞佩·帕特諾 (Giuseppe Paternò)
而張亮關注的一位網友,在46歲時從國企辭職到美國讀心理學,現在她48歲,在美國當上了婚姻家庭治療師。
「在國外職場,年齡歧視依然多少存在,但年齡只是一個變量,不是決定性因素。而且很多國家明文禁止年齡、性別、種族、信仰、性取向方面的歧視,比如不得規定應聘者年齡在多少歲以下。」張亮說。
在英國,吳林告知幾位研究生導師,在中國,35-40歲已經出現職場危機了,對方覺得無法理解。他們告訴他,自己做設計做了30年,還可以繼續做下去,做到70歲也沒有問題。
作為曾經的企業主,吳林覺得,目前國內職場的年齡歧視,在一定程度上跟國內的發展階段有關——在國外,很多國家的經濟已經進入穩定的平台階段,更需要持續在一個行業深耕多年、擁有和傳承經驗的中年人,而中國經濟仍然處於快速發展階段,行業洗牌頻繁,相比之下,年輕人的優勢就更加明顯。
「年輕人是我們有力的胳膊,但胳膊能抬到多高的水平,取決於你肩膀的力量。中年人就是這樣的肩膀。而老一輩的專家則是我們底部的托舉力量。」吳林覺得,中年人有豐富的經驗、準確的判斷力、對一件事穩定的投入和堅持,隨着中國產業日益趨於細緻化運營,他們將會有更多機會。
05 學習是美好的事情
2023年一部高分日劇《重啟人生》中,33歲的普通單身女性麻美獲得了重生的機會,但她需要積攢足夠的功德,才能在下世投胎時變成人。
區別於大部分逆襲主題的重生題材,這部劇探討更多的是平凡生活的可貴。因為麻美的幾乎每次重生,都以一樣的方式長大,只是因為職業不同,心態不同,學會了用不同的視角看待問題。而最後一世,她終於明白,最重要的不是轉世投胎,而是好好過好這一生。
美好,有時候只需要換個視角,就會出現。
大齡留學生們對此多有感悟。
「在國內職場,我們有一個社會時鐘,有非常單一的衡量成敗的標準——只有達到了這個標準,才算是成功。」陳園在國外才發現,成功可以很多元。
一個人完成了博士學業,可以是成功的。一個人大學肄業去做小買賣,小買賣做得很好,大家都喜歡他,這樣的人也可以是成功的,也可以有很好的生活。
環境的鬆弛讓陳園終於可以停下來,「想想自己到底想要做什麼,而不是社會想要我做什麼。」
這是學習附贈的美好。很多人也通過學習獲得了某種程度上重啟人生的機會。
在荷蘭讀博期間,娜娜組建了家庭,有了一個可愛的孩子。現在,她40歲,已經有三篇文章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
在拿到服務設計的碩士學位後,吳林準備利用英國給研究生的工作簽證政策,再在英國待兩年,挖掘可能的商機。現在他以遠程形式與國內合作夥伴一起辦公,儘管收入比在國內時下降了30%,但他對未來充滿信心。
「我每天都在關注行業的最新發展,並在理解後把它們傳回國內,在行業里落地,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過程。」他今年45歲了,但是心態一直很年輕,一直在學習。最近,他正在忙着籌備自己的AIGC設計輔助課程。
岱琳喜歡旅行,留學之前,她就去過二十多個國家。現在,她正在利用意大利給研究生的工作簽證政策,多待一年。她找到了給一家當地媒體做兼職的工作機會,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她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旅行。這也是她來意大利留學的原因之一。
她想在很多陌生的城市住上一段時間,看看城市的日升與日落,走走它們的主要街道,看看當地人的生活狀態,仔細逛逛博物館,用心地去感受這個世界。
圖:佛羅倫薩的夕陽 岱琳拍攝
她覺得,曾經的自己,做一類工作做了很多年,在一個城市生活了很多年,有種「被卡住」的狀態。而留學這件事,讓她從這種「被卡住」的狀態中掙脫出來。
「我41歲了,我都不知道命運的洪流會把我最終帶往何方。我可能會在未來遇到我心儀的伴侶,我可能真的實現了全球旅行的夢想,我可能會掙很多錢……對我來說,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一切都是有希望的。留學經歷重塑了我,我變得勇敢和自信了。」岱琳說。
當然,美好不是大齡留學故事的全部。
很多人在拿到畢業證或者回國機票的那一刻,就被推回到了現實。美好就像碎在陽光里的泡沫,除了落在皮膚上的絲絲涼意,消失不見。
在北京三里屯一家咖啡館見到桔子時,回國一年的她剛從單位辭職一個月。她正在嘗試做一個內容項目,以微電影的形式採訪100位女性,把視頻發布在小紅書上。
但更長遠的未來呢?她並沒有答案。她清楚自己不想回到留學前的工作狀態,但也對未來的路有些迷茫。
她最近的想法是,去國外再讀一個博士。「感覺沒學夠。學習這件事,實在是太美好了。」那一刻,你很難分辨清楚,是學習的魅力吸引了她,還是現實的冷酷擊退了她。
但至少,她還有選擇的勇氣。
(本文陳園、桔子、吳林為化名)-[文:首席人物觀*作者:陳默*編輯:江岳/鈦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