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一場,997博士後Nature發感悟:搞學術不能太卷,毀了身體還帶壞風氣!
【新智元導讀】身體是科研的本錢!
學術界普遍存在過度加班的情況,畢竟不拿出「拼命三郎」的架勢,很難在「追求知識」的道路上走的比別人快。
最近Nature的World View欄目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Natalia Ingebretsen Kucirkova介紹了自己在英國為了科研 長年保持十二小時的工作狀態,放棄了一切個人生活,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壓力卻越來越大 。
在患上了一身病後,她才醒悟,追求知識並不等價於極端的工作時間,甚至還會助長學術界過度工作的文化,對於其他科研界的其他邊緣群體十分不公平。
對於像我這樣的年輕移民女性來說,早期職業研究的壓力甚至比大多數人更大。但不一定非要這樣。
最後她選擇移居挪威,組建了家庭,過上了work-life balance的生活,身心健康也恢復了 ,一口氣上六層樓也不費勁了 (bushi) 。
Natalia目前是挪威斯塔萬格大學兒童早期教育和發展專業的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個性化、教育技術和故事。
可以拼命工作,但沒必要
18歲那年,我帶着一個小手提箱,滿懷希望地離開了斯洛伐克前 往英國留學,當時的我做夢也沒想到我會在35歲之前成為一名教授。
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來到了英國,所以我拼命地工作以獲得資助的博士和博士後職位。
在一流大學裡,對助學金和職位的激烈競爭幫助我明確了我在早期教育和兒童發展領域的研究思想。但為了從同齡人中脫穎而出,我繼續延長工作時間。對我來說,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周工作7天,一次工作幾個月,基本就是常態。
更多的時間意味着更多的產出,當我看到我的數字閱讀研究成果被翻譯到兒童應用程序或家庭網站上時,我感覺到我應該做更多工作。
我把我的工作放在了第一位,並常常以我的健康和社交生活作為代價。
我曾經以為我是個例外,但是當我讀到一篇文章,其中包含了對五位成功的女性心理學研究者的採訪,我才意識到這是作為一流學者的標準。
我非常欽佩這些受訪者,並分享他們對工作的熱情。但我現在意識到,通過隱藏在激情背後,我是在為自己在研究領域過度勞動的文化(toxic burnout culture)而開脫。
對於我和許多像我一樣的人,包括女性、移民、非英語母語人士等群體來說,壓力甚至更大,現在是時候說出來了。
因為我的臨時博士後和講師合同要求我發表更多的論文來保證第二年的薪資水平,所以我不得不做出了最大程度的犧牲。
一位導師告訴我,學術界的通行證是出版物,所以我利用每一個空閒時間寫作,並患上了永久性腕隧道綜合症,一位醫生告訴我冰敷可以緩解,所以我打字的時候總是帶着冰敷的手腕夾板。
由於我的母語並不是英語,所以相比其他人,我必須為每篇論文投入額外的時間進行修改。由於害怕使用錯誤的詞彙而被誤解,極大增加了我在會議報告時的壓力,並導致我患上經常性的頭痛和疲勞,到現在也仍然有這種病症。
壓力使我陷入了消極的漩渦,當我感到有壓力時,我時常會懷疑自己,害怕說「不」,對額外的任務說「是」來補償自己,並且變得更加有壓力。
我還減少了和朋友在一起的時間和自己的睡眠時間。
我當時的男朋友告訴我, 感覺我已經和電腦結婚了 ,當他看到我在沙灘上打字時,他主動縮短了我們的假期;深夜通勤列車上的售票員知道我的名字,因為我經常在站台睡過頭;當我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時,我的家人也並不感到驚訝。
我現在明白了,我選擇努力工作,不僅是因為我對工作的熱愛,也是因為系統性因素。
研究表明,年輕研究人員的職業倦怠(burnout)風險更高,以及來自邊緣群體的女性學者,他們往往承受着更大的壓力。
論文鏈接: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839728
雖然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卻無法說出那些影響大量年輕女性的巨大壓力,其中包括來自少數族裔群體的女性,那些在早期職業研究中兼顧母親角色的女性,來自LGBTQ群體的女性,以及來自存在極端性別歧視或暴力衝突的國家的科學家。
通過努力工作和運氣的結合,我在職業生涯早期得到了一個永久性的職位。
但隨着我的職業升遷,我的工作量只會越來越重,要求輔導、文章和撥款審查、部門職責、委員會成員資格、以及向專業協會自願貢獻時間和專業知識的要求也越來越多。
與此同時,犯錯誤的代價也更高: 如果我的低績效拖延了一大筆撥款,那可能會危及到我手底下好幾個人的薪水。
但現在,我的求生焦慮已經減輕了。
我搬到了挪威,組建一個家庭,挪威是一個比英國更能平衡工作與生活的國家,對我的身心健康恢復都起到了幫助作用。
我開始認真對待我童年時寫詩的愛好,這也是我為我的心理健康做過最好的事情。
我還學會如何更好地管理我的日程表,騰出時間寫作,而且不會因為不在辦公室延遲回復消息而感到內疚。
在我職業生涯的早期,極端的工作量對我不利,對其他人也同樣不利。我希望撤銷我對這種過度工作的有害文化的「貢獻」,特別是對那些受到過度影響的群體。
我認為我有責任推廣那些與極端工作時間無關的學術成就定義。
我的同事,也是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職業發展主管Loleta Fahad在2023年出版的《學術界鼓舞人心的女性: 支持職業生涯和提高少數族裔代表性》(Inspirational Women In Academy: Support Careers and Better few Reposition)一書中採訪了女性學者和行政人員。
我們公開分享我們失敗的地方,我們開始在大學工作時希望知道的事情,以及當權者可以為解決系統性歧視做些什麼。
對科學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種狂熱: 知識沒有天花板 ,發現知識的過程可能會消耗我們全部的精力。
但是對我們的工作充滿熱情不應該等同於極端的工作時間,不應該對來自邊緣化背景的女性施加額外的壓力。-(新智元報導*編輯:LRS/來源:新智元)
參考資料: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02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