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 正從金磚看到新的動力與希望*
當地時間10月24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喀山會展中心出席“金磚+”領導人對話會並發表題爲《彙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
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提出 ：堅守和平，實現共同安全；重振發展，實現普遍繁榮；共興文明，實現多元和諧。
這是三大全球倡議在金磚合作機制中的具體體現，從這些主張引發的熱烈反響中不難看出，“全球南方” 國家正從金磚看到共建更美好明天的動力和希望。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全球南方”國家共同邁向現代化是世界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類文明進程中史無前例的壯舉。
金磚合作機制誕生于“全球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的時代浪潮之中，金磚國家則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金磚合作天然地有著“全球南方”的烙印，它呼應和凝聚了“全球南方”國家對未來的共同願景和核心訴求，那就是要和平、不要戰亂，要發展、不要貧困，要開放、不要封閉，要合作、不要對抗，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公平，不要霸淩。
喀山峰會發表了《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六次會晤喀山宣言》，重申致力于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支持多邊貿易體制，深爲關切非法單邊強制措施的破壞性影響；呼籲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以提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等等。
金磚領導人達成的一系列共識富有現實性和針對性，金磚合作機制已然成爲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良性變革的一支關鍵力量，有效填補著當今世界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
習近平主席在23日談到如何推動“大金磚合作”高質量發展時，提出建設“和平金磚”“創新金磚”“綠色金磚”“公正金磚”“人文金磚”五大主張，這代表著金磚國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實際上，金磚機制走到今天，靠的是腳踏實地、沿著正確的方向埋頭苦幹，一塊磚一塊磚地建起來一個新的世界。
“五大主張”是推動“大金磚合作”行穩致遠的方向所在，也是五根支柱，支撐起來的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共享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更美好未來。
有了共同的價值遵循，確定了積極主動的合作模式，“大金磚合作”的蛋糕只會越做越大。
自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啓動以來，一系列重大舉措推出、落地，實實在在惠及了各國和各國人民，在推動全球穩定安全、促進全球産供鏈互聯互通、應對逆全球化風險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無數實踐成果表明，“大金磚合作”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也將爲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金磚貢獻”。
爲什麽金磚合作有如此大的凝聚力？一些西方政治精英難以參透其中的奧妙，但只要身處金磚合作之中，理解這個問題就變得簡單多了。
金磚合作有一個鮮明特點，那就是非常舒適。
各個國家選擇自己感到最舒適的方式參與其中，不必擔心自身核心利益受到威脅，確保自己的合理訴求和利益能以最適合的方式實現，當然，也不會有任何強制性的表態，無論大國小國，都能得到同樣的尊重。
這與過去西方國家具有單邊主義、霸權主義色彩的軍事同盟、政治同盟有著根本不同。
當前地緣政治沖突加劇，這些戰亂帶來了更多的破壞和不確定性，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更加把發展民生、實現現代化作爲當務之急。
這也是爲什麽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能在國際社會得到越來越熱烈的響應，從這個意義上說，金磚的成功，也是三大全球倡議的成功，它不僅爲“全球南方”國家提供更大的發展動力，也將爲時代的發展與進步寫下生動注腳。---[本文系環球時報社評/來源 : 環球時報國際]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世界人權事業發展*
毛俊響 【德】烏韋·貝倫斯 李文軍 【德】博喜文
編者的話 ：當地時間10月22日，中國人權研究會和中南大學聯合主辦的2024中歐人權研討會在德國柏林舉行。
本報刊發幾位與會專家的精彩發言，從不同角度解讀數字化疊加各種挑戰的新時期世界人權發展的方向與趨勢。
新興權利與普遍人權---毛俊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社會在《世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人權公約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份普遍性的權利清單。
這一系列普遍權利的早期形成和發展大致可以分爲三個曆史階段 ：第一階段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形成，始于17至18世紀，重點是保障個人自由；第二階段是經濟和社會權利的形成，出現在19世紀，重點在于社會平等；第三階段是20世紀形成的集體人權，如自決權、發展權、和平權等，其內涵仍在不斷豐富。
可見，人權概念的覺醒與得到社會承認是一個過程，普遍人權清單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隨著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不斷豐富的。
普遍權利清單形成的曆程顯示出人權體系擴大的趨勢，人權概念新的外延將不斷出現。新興權利産生的社會基礎是什麽？
第一，新的道德訴求得到了公衆的廣泛認可；第二，新的社會需求尚未得到完善保障，需要制定新的權利規範加以應對；第三，通過制定新的權利規範，保障新的社會需求得到法律認可。
隨著人類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勞動關系發生變化，會對人的尊嚴提出新要求。而當這些要求逐漸普遍化，就形成新的社會要求。因此可以得出結論，新的權利規範是對應某個特定曆史階段的産物。
新權利的出現同樣表明，權利概念並非與生俱來。人們之所以追求自由、平等和發展，是因爲目前人們還不能充分、普遍地享受自由、平等和發展。
人權概念背後透射出的，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當人們處于一種沒有壓迫的自然狀態，每個人都已經獲得了自由，自然不會對自由有特殊要求。
例如，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就有不少國家開展了社會保障實踐，但彼時獲得社會保障並不被認爲是一項基本人權。
到了工業革命時期，當大規模生産帶來殘疾、貧困和失業等嚴重的社會問題時，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才開始作爲基本人權得到重視，而它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二戰後去殖民化運動推動的。總之，人權的形成和發展有其特定的曆史背景。
事實上，普遍人權清單上的大多數權利最初並不“普遍”，它們的普遍性取決于國際協商一致。如果一項權利只得到個別國家或社會的承認，顯然不足以被列入普遍人權的清單。
因此，普遍人權清單條目的增加，意味著許多權利正逐漸從不被接受的相對性，轉變爲被國際社會接受的普遍性。
但同時，人權清單的擴大也面臨更多的矛盾，國際社會就某一具體要求是否屬于人權進行的辯論日漸增多。
一些國家的一些學者熱衷于主張新型人權，並認爲它們對于維護人類尊嚴不可或缺。但在實踐中，要一國所立法承認的權利得到其他國家承認存在多方面考慮。
一般來說，新的和正在形成的權利往往限于具體主體，不能被視爲普遍人權。那麽，一項具有國際爭議的新興權利能算是普遍人權嗎？人權清單的變化牽一發而動全身，其對人權普遍性的意義也受到一些質疑。
一方面，許多權利從相對性走向普遍性，取決于國際社會的共識程度；另一方面，有些權利即使被納入國際人權公約，也很難被所有國家與社會接受。這無疑使人權清單的地位受到質疑。
雖然人權清單中如禁止酷刑、禁止奴隸制、禁止種族滅絕等內容得到了國際社會普遍承認，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打折扣”，但確實有不少權利的普遍性存在爭議。
綜上，一項人權權利的普遍性並不只取決于該權利的正當性等性質，而更有可能取決于某一特定階段的社會發展狀況和社會共識。
無論是早期人權的形成，還是新興權利向人權的演化，都符合這一點，也爲我們理解新興權利與普遍人權提供了新的視角。---（作者是中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法學院教授）▲
“全球南方” 脫貧可參考中國經驗---【德】 烏韋·貝倫斯
過去我在中國和印度擔任物流經理期間，親眼目睹了當地的貧困狀況以及爲克服貧困而付出的努力。印度的減貧進展緩慢，但整個中國都在積極地擺脫貧困。
從2010年到2019年，世界上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工人比例從14.3%下降至7.1%，但統計顯示，2023年全球仍有近7億人處于極端貧困。
貧困能否通過投資足夠多的錢而被克服呢？事實證明，目前已經有大量資金投入減貧領域，但是高貧困率依舊在很多國家存在。
在減貧方面，中國政府非常值得驕傲，它成功地將大量人口帶離貧困狀態。我在印度工作了10年，在中國則待了超過20年，見證了中國脫貧的成就。
今年年初我和我的中國太太進行了自駕遊，其間在貴州停留了一個多月。
貴州曾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一，我們跑公路、住小旅館，目的就是與當地百姓交談，了解中國政府是如何幫他們擺脫貧困的。
我們看見：所有的村莊通電、通水，至少有4G通信網絡；農舍得到整修，環境清潔，村民們非常友好，對自己的生活滿足且驕傲。
通信網絡、公路等基礎設施是發展的基礎，也是擺脫貧困的前提，這是我作爲物流經理的經驗。
當地人說，中國政府從省裏或縣裏派官員與村民交談，摸清村民處在貧困中的原因，然後通過大量會議討論這些問題，作出決定，從中央到縣級政府等多個層級采取綜合的應對策略。
在此過程中，不只是物質生活，中國政府還考慮了其他因素，如醫療保障、教育、職業教育等等。
中國認爲“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一些農業機構或大學會教授村民新種植方法，使農業增産；當地政府也會制訂計劃吸引遊客，包括開設酒店等基礎設施，挖掘村莊的曆史意義建立博物館或辦展覽，這個過程中也創造出了新的工作崗位。
另一個策略就是扶助貧困戶，如在山區或林區裏如果有貧困戶獨立脫貧困難，政府會給出重新安置的方案，讓他們可以選擇新的地方安居樂業，安置後依然保留他們之前所擁有土地的使用權。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成爲安置戶，故土難離。有些人表示想爲下一代保留當地的曆史傳統，所以回到了這些古老的村莊。
比如，我們見到了一名大學畢業後回來的年輕女性，她教授其他女性生存技能、職業技能。
未來，他們可能會通過互聯網舉辦一些參觀或展覽，因此網絡就成爲了重中之重。
村莊與本地政府的合作還有許多方式，比如爲了守護脫貧成果，他們會定期開會，查看各家庭收入狀況是否達標。
這些例子展示了脫離貧困就能保障人權、而保障人權可以進一步幫助人們脫離貧困的相互作用關系。
“全球北方”應參考中國的經驗，幫助“全球南方”克服貧困，最終讓各國人民過上有價值的生活。（作者是德國經濟學家）▲
* 數字弱勢群體的權利如何保護---李文軍
無論中國還是世界，數字化議程都至關重要，這點毋庸置疑。人類推動數字化的發展是大勢所趨。但同時，對以老年人爲代表的弱勢群體而言，數字化普及面臨客觀上的困難。
中國目前有8500余萬殘疾人，其中視障人士約1700萬，聽障人士2780萬，肢體殘疾人有2977萬。此外，60歲以上的老年人約爲2.64億。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必須重點關注如何讓這些“數字弱勢群體”更好地適應數字化發展。
爲此，首先要建設正確的價值體系，打好“數字向善”的基石，明確對正確價值、向善價值的定義和闡述，從而盡可能減少社會價值走向的不確定性，形成正確的發展秩序。
在這方面，政府的領導是必要的，尤其是在立法和規章制定上。
在政府的統籌規劃下，人類的發展方向將更好地與科技進步、産業發展相一致相協調，既推動如腦機接口等精尖技術突破，降低弱勢群體使用門檻，又幫助技術轉化與共享，形成穩固的上下遊産業鏈，避免數字技術紅利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確保數字化的發展成果惠及每一個人。
而在立法層面，考慮到立法進程往往落後于實際情況，立法保障數字弱勢群體就需要立法者保持靈活性，積極開展實證調研與評估，緊跟社會與技術發展實際，推動前瞻性立法、創制性立法，這樣才能更有效地彌補不同群體間的數字鴻溝。
其次，要鼓勵數字平台企業、社會組織等力量積極參與。通過多方聯動的合作方式，各企業與組織將實現更好的平衡，兼顧不同群體的實際需求與利益，激發開發各類無障礙適老應用的主動性。此外，平台方也需要對算法的透明性、安全性和可追責性作出承諾，守好數據安全邊界，確保個人信息不會遭到濫用。
最後，在有保障的數字環境建設之外，也應著力加強數字弱勢群體在多方聯動中的自我賦能能力，提高他們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弱勢群體自身的學習能力，通過代際互動、文化反哺等方式降低他們的抵制心理，幫助他們形成基礎數字能力。
另一方面可以提供針對性産品，如智能讀屏軟件、視頻實時字幕等，提高數字産品對他們的吸引力，逐步使他們實現數字獨立。---（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副教授）▲
* 解讀人權問題應從具體福祉切入---【德】 博喜文
說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我認爲這個概念是非常有分量的。當今時代沖突、戰爭頻發，血流成河，我敢斷言，我們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如果不能團結起來，只會被戰爭、沖突所摧毀。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對各文化的互相尊重。
聯合國此前的報告顯示，世界上89%的沖突發生在文化間對話較少的國家，因此加強跨文化交流是最優先的事項，文化的多樣性對話發展應當是議程的重點。
曾幾何時，西方的殖民大國強迫殖民地接受列強的政治、文化概念。
在2019年“南南人權論壇”上，很多嘉賓都認爲，人類要想生存下去必須尊重文化多樣化的特性。相應地，“人權”應該在國家和文化的語境探討，符合具體國家的情況，這是“人權”這個概念存續的重要條件。
德國前總理施密特談到人權問題時曾說，西方的人權觀是西方曆史的産物。
作爲一名德國人，我會在本國捍衛人權，但絕不會強迫其他具有不同傳統的國家去接受西方人權觀。這些國家有不同的曆史、文化，它們沒有被強迫接受這些概念的理由。
老一輩德國政治家曾明確警告西方的人權觀念會被武器化。
一位德國的漢學家表示，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智庫就已經發展出一套理念，准備如果中國經濟進一步高速發展的話，就用“人權的手段”來孤立中國。
那麽，我們應如何解讀人權問題？關注人類具體的福祉是一個非常務實的切入角度。生存權是最高的人權。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共有17條，第一項就是消除貧困。在過去40年間，中國有近8億人脫離貧困，同時積極參與國際的減貧脫困努力，履行中國的國際義務，盡力爲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
最近，中非合作論壇不僅與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機構合作，還和其他相關方一起幫助發展中國家減貧。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還包括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在我看來，中國推動和平斡旋，調解俄烏、巴以間的沖突，都是對人的生存權這一基本人權的促進。---（作者是德國黑森州歐洲與國際事務部門前負責人/來源 : 環球時報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