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30日上午，中央組織部有關幹部局主要負責同誌出席中國工商銀行幹部會議，宣布中央決定：劉珺同誌任中國工商銀行黨委副書記。據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了解，根據慣例，劉珺將補位工商銀行行長一職，待走完相關流程後，其任職資格待監管核準。
今年以來，工商銀行迎來系列人事變動。今年2月，工商銀行原行長廖林晉升為該行董事長之後，工行行長之位空缺至今，現得以補位。工商銀行還迎來兩位新任副行長。今年1月末，農業銀行深圳分行行長姚明德調任工行黨委委員，並於2月被該行董事會聘任為副行長，其任職資格在3月26日獲批。4月29日，工商銀行發布董事會決議公告，決定聘任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行長張守川為該行副行長，其任職經董事會審議批準後，需報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核準。
待上述人事調整之後，工商銀行領導班子架構將回歸「一正五副」：行長劉珺（待走完相關流程），副行長王景武、張偉武、段紅濤、姚明德、張守川（資格尚待核準）。
「劉珺人比較儒雅，有經濟學家的氣質，務實精神和人文情懷兼備。本科時期就在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系求學，培養了其深厚的金融理論功底。此外，從語言的角度，英文極為流利，常與國際金融監管、金融機構人士、經濟學家談笑風生。」一位接近交行人士對記者表示。
劉珺，男，1972年出生，現年52歲。甘肅通渭人，中共黨員。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曾任交通銀行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行長，並兼任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監事長。
01. 三十年金融生涯
劉珺是工商管理博士，高級經濟師。作為海歸，擁有美國俄克拉荷馬州東北州立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以及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學位。
1993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專業的劉珺，職業生涯從中國光大銀行國際業務部外匯交易員起步，此後歷任光大銀行國際業務部籌資處及代理行處副處長、國際業務部代理行處處長、國際業務部總經理助理兼代理行處處長。
1996年，光大銀行順應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時代要求，推進了股份製改造工作，以亞洲開發銀行入股光大銀行為標誌，開創了國際金融組織參股中國商業銀行的先河。又以光大銀行20%股權註入香港上市公司為起點，邁開了光大銀行走向世界的步伐，使光大銀行成為全國第一家間接在香港上市的銀行。當時負責跨國金融機構的引進工作，引入亞洲開發銀行的正是劉珺。
那時的光大銀行無論在規模,還是人員上都與大型銀行有著相當的差距。當時的國際業務部總共只有二三十人，用劉珺的話說「由於人員少,所以鍛煉多」，自進入公司以來，他接觸過外匯信貸、外匯資金交易、代理行關系管理、風險管理等不同崗位。
2000年，劉珺被派往香港，擔任中國光大銀行香港代表處首席代表，之後又歷任資金部總經理、投行業務部總經理、金融市場中心總經理，後2010年提拔至光大銀行副行長、總行機關黨委副書記，當時他年僅38歲。
比較特別的是，在光大銀行期間，他曾與同事向銀監會報備了中國銀行業第一款理財產品，因此2004年被視作中國銀行理財元年。
2014年8月，年僅42歲的劉珺加入光大集團董事會，出任總公司執行董事、副總經理、黨委委員。
2016年10月，劉珺結束了光大集團20余年的職業生涯，赴任中投副總經理兼首席風險官。
4年前的2020年5月23日，21世紀經濟報道曾經獨家報道過，中投公司副總經理、首席風險官劉珺「南下」出任交通銀行行長一職，當時他是國有大行唯一一名「70後」行長，與董事長任德奇搭班。
截至目前，他在交行工作已經近四年。資產質量是當下各家銀行最為關註的話題。劉珺在職期間，交行不良率逐年走低。2020年新冠疫情沖擊最大之時，當年為1.67%，2021年是1.48%，2022年1.35%，2023年最新財報是1.33%。不良撥備覆蓋率2020年僅有143.87%，低於150%，後不斷爬升至2023年末的195.21%。交行最新一季報顯示，不良貸款率1.32%，較上年末繼續下降0.01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197.05%，較上年末持續上升1.84個百分點。
交通銀行從2019年到2022年實施「三年資產質量攻堅戰」，2023年是該行的「資產質量鞏固年」。交行行長劉珺在今年3月27日舉辦的年度業績發布會上表示：「我們腳下資產質量土壤是比較實的。」
他表示，如果這四年過程中間，交行利潤增長是跑輸同業的態勢，說明一定程度上通過財務資源的轉移，來實現撥備的提高跟不良率的下降。
「而交通銀行這四年，正好保持了資產質量的趨好和財務利潤相對穩定，甚至跑出了市場平均速度之上的利潤增速。」劉珺表示。
在交行任上，劉珺經常提及「上海主場」戰略，因為上海主場是交行區別於其他國有大行最大區位特點，所以需堅持上海主場戰略不動搖。此外，強調堅定數字化轉型和強化風險管理。
曾經在回答21世紀經濟報道對於交行金融科技戰略的提問時，劉珺坦言，交行會堅持經濟引領和數字化轉型，在下一步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如何獲得人才是交行現在面臨的一大問題，無論是國際和國內都在進行數字化轉型，交行試圖挖掘內部資源，有效挽留住科技人才，使得有一個強大的人才支撐。
劉珺即將到任的工商銀行也稱「宇宙行」，2023年末，該行資產總額達44.7萬億元，較上年增長12.8%；凈利潤增至3651億元，比上年增加30.06億元，增長0.8%；營業收入8430.70 億元，同比下降3.7%；不良貸款率1.36%，下降0.02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 213.97%，比上年末提高 4.50 個百分點。
兩個多月前的2月19日晚間，工商銀行發布公告，該行董事會於2024年2月1日召開會議，選舉廖林為董事長和董事會戰略委員會主席。此前，廖林擔任工商銀行行長。
02. 學者之風
「在交行工作期間，劉珺參加陸家嘴金融城與歐洲其他金融城的交流時，旁征博引、引經據典，隨口舉例狄更斯、莎士比亞的著作，很有人文情懷。」一位接近交行人士評價道。
除此之外，劉珺也是一位經濟學家。劉珺著有《新經濟範式的非典型與非均衡》《金融論衡》《新金融論衡》等書。
每次交行的半年報、年報發布會現場，劉珺都會對於宏觀問題條分縷析，用較長的發言時間歷數當前全球宏觀形勢、中國經濟面臨的內外環境、金融機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交行即將著眼的重要環節等，與記者和券商分析師展開交流，並且多數時間是脫稿演講。
2023年8月的半年報業績發布會上，在回答關於銀行經營環境的問題時，劉珺表示：「去年業績發布會上，預計經濟走勢是特別復雜的一項系統性工程，今年上半年這種復雜程度一點沒有降低，從過去『本科生』的問題變成一個『研究生』的問題。」
他認為目前供給側確定性較高，但宏觀經濟根本問題在於需求側，主觀能動性不在銀行手裏，而要看市場反應，這也是經濟恢復與預期軌跡並不一致的原因。
「 從不變的情況來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這是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本成色。房地產市場調整後，一些新的產業逐漸進行補充跟替代，比方說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現代化產業體系，以及產業基礎的高級化，產業體系的復雜化，產業創新的生態化，都在逐漸替代舊產能。這為金融業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提供了一定的外部環境。」
劉珺指出，作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一員，肯定要發揮「頭雁」作用，真正擔當經濟的「穩定器」和「壓艙石」。所以，一定要發揮金融的「減震」功能，而非是「共振」功能。充分發揮製度供給對需求的牽引作用，不允許有任何的「模糊主義」和「差不多」。繼續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設計符合客戶更高要求復雜金融產品，在提升金融服務與實體經濟契合度同時，增加銀行收入來源。
他曾說過，「資產端我們要做很多工作，包括夯實我們項目儲備，負債端我們要進一步管理負債成本，使有效負債和低成本負債成為我們發展的血液。我行成本收入比是在市場同業中間相對優秀的一個指標，我相信這點基因會始終堅持下去。」
一位接近交行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劉行長在發布會上這樣說，在實踐中對行裏的要求也是這樣，尤其看重保持凈息差在合理區間及負債端成本壓降，也對高息攬存現象提出過批評。
記者同時也註意到，劉珺積極參加母校的學術活動，他多年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學術委員。最近，在2023年10月3日人民大學的校慶日「大事、大錢、大家」的人大89級畢業30年重聚主題懇談會的外發議程中，也出現了89級金融校友劉珺的演講環節，其演講主題為「觀察中國財政與貨幣政策協同」。同樣是89級校友的，還有現任上海財經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劉元春。
03. 獨到見解
劉珺對外發布演講的金融話題比較寬泛，對於貨幣政策、人民幣國際化、金融安全等話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從其公開演講收集了其中一些觀點和金句。
1. 關於人民幣國際化
2020年，我國GDP總量在全球占比接近17%，進出口貿易全球占比超過13%，是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而人民幣在國際結算和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僅為2%左右。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在於，數字經濟時代我國的科技實力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比如在全球Top2500企業的研發投入總額中，我國的份額僅為13%，該數據僅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一。
經濟全球化下半場的數字經濟時代，人民幣國際化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力量來驅動。通過加大科技投入、增強科技實力來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推動人民幣走出去和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持續提高。
下一步，可探索把ESG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主題和重要維度，努力提升ESG的深度和廣度，可以從三個方面著手：
一是借鑒歐盟在ESG、碳貿易和綠色金融方面的經驗，建立完善人民幣碳金融市場國際標準，健全國內碳金融市場政策、交易規則和法律法規，發揮各類市場主體，特別是機構投資者的作用，以此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二是加快創設以人民幣定價的碳期貨、碳基金、碳債券等多元化交易品種，形成更加成熟的碳金融市場，並吸引更多海外投資者參與碳金融貿易和投資；
三是探索建立以上海為支點的人民幣綠色金融中心和ESG資管中心，充分利用浦東獨特的金融開放政策，通過對「一帶一路」沿線或周邊國家綠色項目進行人民幣直接投資，擴大人民幣綠色投資份額。（摘自《中國金融》2021年第17期）
人民幣國際化必須多目標叠代推進，在動態調整國際化戰略的同時從主權貨幣和數字貨幣兩個維度發力。從主權貨幣維度看，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體系有機組成部分已成事實。只要中國參與國際經貿活動的力度未減，堅持對外開放，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減，人民幣成為主要貿易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的前景可期。
從數字貨幣維度看，我國央行已經走在世界前列，2016年就提出構建兼具安全性與靈活性的簡明、高效、符合國情的中國法定數字貨幣發行流通體系。數字貨幣在跨境貿易結算和金融交易方面更加便捷，有望打破對傳統國際貨幣的路徑依賴，有利於我國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摘自劉珺在2020國際貨幣論壇發表的主旨演講）
2. 關於全球經濟
產能不足已經讓位於產能過剩，即使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問題，技術和產業的解決方案均能在一定時間內具備實際操作的條件，數字經濟的智能化、工業互聯網、5G和3D打印等新技術更是極大提升了生產力。
「IoT」也就是一切皆互聯，廣泛在動態配置資源，而數字化的驅動下使生產效率不斷挑戰原有的記錄，而需求作為相對的慢變量，作用變得越來越顯著。需求不僅是牽引供給，而且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定義供給。
需求要基於收入的緩慢增長以及預期的持續穩定。如果這兩個要素未被滿足，需求很難被拉起來。（摘自2022年劉珺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發展論壇的發言）
即便「逆全球化」回潮，但註定是「不廢江河萬古流」，潮汐現象畢竟不會成為潮流。IOT（一切皆互聯）才是大勢所趨，任何逆反行為都是遊離於主軌道之外的時代錯誤（anachronistic）。（摘自劉珺在2022中國國際金融年度論壇發表的主題演講）
中國在穩定全球價格方面的作用需要再審視。自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主動承接產業轉移，聚焦製造業，並逐漸成為「世界工廠」。通過對2021年前後全球通脹水平變化的對比，中國不僅不「出口」通貨膨脹，而且通過向世界市場供應價低質高的產品和技術，壓低並穩定全球市場價格水平。中國在緩和全球通貨膨脹方面的貢獻被嚴重低估。（摘自劉珺在第15屆中國—東盟金融合作與發展領袖論壇的講話）
3. 關於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需要重視數字經濟時代下通貨膨脹的新特征、新變化。數字經濟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更多表現在「供給側」，與需求萎縮造成的通貨膨脹降低、經濟低迷不同，數字經濟所帶來的通貨膨脹抑製效應是和效率提升、供應增加相伴的，且具有持續性，因而是一種「有益」的通貨緊縮。
但有必要考慮納入數字化影響後的適宜通貨膨脹目標水平，以及合宜的貨幣供應量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等，提高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隨著線上銷售規模不斷擴大，整體價格對貨幣政策沖擊的響應更敏感，政策操作的時機選擇、節奏把握可能要進行相應調整。（摘自《金融研究》 2023年第3期，作者為劉珺 交通銀行行長；唐建偉 交通銀行發展研究部；周邊 交通銀行金融科技創新研究院；鄂永健 交通銀行發展研究部；王運良 交通銀行博士後科研工作站）
傳統的應對通脹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組合在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的左右互搏下已經效果大減，逆周期貨幣政策的作用力被逆全球化的反作用力對沖，一邊是經濟增長乏力呼喚政策供給，一邊是非經濟因素加碼加劇政策困局，通貨膨脹高企和經濟增長轉弱的兩難困局在非經濟因素離場前不會顯著改善，更不會徹底解決。
而藥方顯然不能僅依靠加息，而是勢必要回到全球分工的軌道上，從緊致耦合的供應鏈效率視角向兼顧韌性和自我修復能力的新供應鏈體系躍遷，有增長的經濟是解決其他矛盾和沖突的前提，而不應該是代價。（摘自2022年劉珺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發展論壇的發言）
4. 關於金融安全
早在2016年4月，時任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副總經理的劉珺就在一個講座中分享了他對於金融安全問題的研究。
一是不要認為中國不會發生經濟危機。
危機無處不在，隨時可能發生，比如經濟轉型未果，經濟增長嚴重失速，外匯儲備過度貶值或多元化無果，通脹控製失度，再疊加房地產、地方債務等問題，一旦出現金融體系的運轉失靈，經濟危機出現概率會顯著增大。
二是不要認為中國危機一定來自於經濟領域。
若社會保障、就業、公平問題處理不好，城市化進程中人口城市化沒有跟進土地城市化，危機有可能從社會領域爆發。所以，危機管理的綜合觀和整體觀必須重塑。
三是危機管理應該是國家整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應該是所有國家級智庫研究的重要內容。
如果你管不了危機，其他的民生、經濟發展、和諧社會、五化社會、四個全面等都將不復存在。所以，危機管理既要向內看，以民生促穩定，以發展促和諧；也要向外看，防止「美元陷阱」，堵住輸入型通貨膨脹和意識形態侵蝕。危機管理應該是一體化的，對內經濟、社會、政治三位一體；對外軍事、外交、經濟「涵三為一」。
四是不要忽視點滴的觸發事件。
現代媒體把世界變小了，把任何事件的影響放大了，危機管理一定要關註哪怕是特別小的事件，無論是經濟的、社會的、民生的、政治的，危機也會有「蝴蝶效應」和「黑天鵝現象」，從小事到全局的貫通式危機管理意識要堅定地樹立起來。(摘自2016年4月16日在 「歐美同學會金融講堂」第11期「金融危機的政治經濟學解讀與金融安全啟示」的演講)
5. 關於居民資產配置
人均GDP一萬美元是居民資產配置需求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從跨國比較來看，無論基於理論還是基於實證，人均GDP較高的國家，居民配置不動產的比例往往會比較低。什麽意思呢？
就是說人均GDP較高的國家超過一定比例之後，可能在房地產方面的投資會降低，一萬美元的人均GDP水平通常是一道分水嶺。2019年中國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國內居民資產對金融資產的配置需求預計將逐步上升。
很多的投資人都說自己能踩一個比較好的點，我會有效地擇時，會有效地根據我個人的判斷以及經驗進出市場，一定程度上捕捉到市場的頂，同時抄著市場的底。
但從實證的數據來看，貪婪和恐懼始終是人性的弱點，我們並沒有在該貪婪的時候貪婪，也並沒有在不需要恐懼的時候就不恐懼，所以大家從實證的數據看的情況，恰恰與我們擇時的要求是相反的，追漲殺跌還是一種人性的必然。
我們經常會看到的「爆款魔咒」恰恰說明了這一點，就是基金申購熱潮通常對應的是市場的階段性高點，我們並沒有在這個高點的時候選擇按兵不動，有效地儲存糧草，等著市場進入谷底的時候我們抄底，反而是在這個高點進了市場。(以上兩段摘自第二期中國金融四十人「曲江講堂」）
---[作者:周炎炎 張欣*編輯:李玉敏*設計:梁俏*新媒體編輯:實習生 蔡怡楠/來源: 21金融圈*21世紀經濟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