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大半個世紀，我們基本上生活在一個大致和平、穩定、開放的全球化環境裏。
牛津大學經濟學家馬克思·羅澤研究了500年來「大國間發生戰爭」的年數比例，他發現1500年-1700年左右，人類至少70%以上的時間大國之間都在打仗，這個比例逐年下降，到近期，幾乎降為零。
其實，相對於人類史上的大多數時期，大部分現代人生活在一個相對罕見的和平年代，這本身就是一種幸運。
然而，過去十幾年，西方世界開始「失控」了，整個世界也有加速動蕩的趨勢：俄烏沖突尚未停戰；歐洲極右翼黨派崛起、英國公投「脫歐」，中東又出現了政治不穩定的跡象……這一切都在表明：開放可以封閉、和平也會消失，我們正迎來一個動蕩時代。
以上種種的西方政治議題如同滔天巨浪，勢不可擋地影響著一群人，甚至幾代人的命運，我們很難用「黑天鵝事件」去簡單歸因。
世界何以至此？它正在變好還是變壞？影響中國外部的最大變量是什麽？
我們邀請到了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包剛升，一起來聊聊世界的新變化，以幫助我們重新理解世界。
(口述:包剛升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演變》作者)
[采編:孫允廣*正和島內容總監、微信主編:星辰/來源：正和島]
一、承平日久70年，西方「覺醒」
問：最近兩年，全球政治正加劇「極端化」，比如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歐洲右轉等等，標誌著西方社會內部開始出現分歧，很多學者將西方的現象歸結為民粹主義的復興，您怎麽看？
包剛升：英國脫歐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移民問題。歐盟有「四大自由」政策，即貨物、服務、資本和人員能夠自由流動，正是因為這個政策，英國沒法控製移民的規模，管理它的邊界。
在英國發起脫歐公投前，卡梅倫政府曾承諾，會將移民規模控製在每年10萬,然而實際移民規模卻達到了30萬左右。要知道，英國的人口只有6000多萬，3年的移民人數將近100萬人，如果不加以控製，英國的人口結構將會很快被改變，這是英國保守派不能接受的。
如果不脫歐，他們就沒辦法解決移民問題，沒法控製邊境。所以在2016年，英國約52%的投票者支持「脫歐」。
像是美國特朗普也很關註移民問題，他在許多重要講話中都提到如何保衛美國邊境的問題，他的基本主張包括修建美墨邊境墻、頒布部分伊斯蘭國家公民的入境禁令以及限製移民等。
很多學者、媒體人將這些情況稱之為民粹主義復興，我非常反對使用這樣的概念，在我看來，本質問題是對現實利益的關照和關切，比如製造業工人的工作和收入問題，這更應該是現實主義的回歸。
這些政治新現象的背後，其實有著相似的政治訴求，我將這種政治訴求簡單地總結為20個字：「本國優先，反全球化，限製外國移民，抵製伊斯蘭化。」當然，這裏反全球化是部分地反全球化，主要是反對人口的自由流動。對歐盟國家來說，反全球化自然還包括強調本國中心主義和抵製歐盟的主張。
問：您在《演變》中首次提到硬政治和軟政治的概念，對於西方呈現的新現實，您認為是承平日久70年，西方有了向「硬政治」回歸的趨勢，這句話如何理解？西方在回歸「硬政治」的過程中，經歷了怎樣地變化？
包剛升：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政治格局主要是由兩件事塑造的：二戰後形成的國際與國內體系，以及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後的新型政治秩序。
這樣的演變過程，我稱之為「承平日久七十年」。從1945年二戰結束再到2015年，正好是70年。為什麽是2015年？因為2016年發生了兩件大事：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從國際格局上看，過去70年，美國和美國保護下的歐洲總體上處在沒有重大威脅、安全無虞的情境之下。雖然出現了古巴導彈危機，美國在朝鮮半島、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等地還打了幾場戰爭，但所有的危機與戰爭不足以動搖美國和歐洲政治的根本，西方的現實威脅感並不強烈。
到了1991年冷戰體系終結後，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體兩項製度高歌猛進，西方洋溢在樂觀的政治氛圍中。
比如二戰後，西方世界的共識就是政治上實行民主製度上，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左右派爭來爭去都不會突破這兩條底線。我考察過去北美和歐洲主要國家的大選，最重要的議題無非是稅收和福利。
稅率更高還是更低？福利更多還是更少？
而在這個過程中，政治實際上已經被消解了，轉換為關於再分配問題的政策爭論。
除此之外，還有女權、環保、墮胎等等議題，有人戲言，他們關心的議題屬於「吃飽了撐的」的範疇，實際上討論這些議題的前提是「吃飽」。
一個社會只有解決了的基本安全、經濟與國防等問題，大家才會有閑心來談論「軟政治」議題。
但在我所謂的「承平日久70年」的後期，歐美政治開始暗流湧動：
一是歐洲周邊出現很多不穩定因素，比如俄羅斯在2014年的危機中，拿下克裏米亞；恐怖主義襲擊已經發展成為「城市遊擊戰」的新模式，最著名的除了2001年的「9.11」事件，還包括2016年導致80多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的法國尼斯恐怖主義襲擊等。
二是全球化對西方國家帶來一些積極效應，但一些階層也認為帶來了負面效應，沒有辦法控製製造業就業機會的轉移等等。
比如美國的全球化反彈問題。過去七八十年，美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美國國內各個階層的受益程度不一致，比如美國製造業衰退，造成大量工人失去原本的工作機會。
舉個例子，當美國的資本階層、投資階層把美國的普通製造業轉移到國外成本更低的國家，短期內，這對鐵銹地帶的製造業群體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震蕩。特朗普說要投資美國，讓工作機會回到美國、購買美國的貨物，這種主張背後迎合的是全球化中收益較少的群體利益，所以我把它稱之為「全球化反彈」的現象。
三是60年代以來，歐美實行比較寬松的移民政策，導致國家人口結構出現了重大變化。在整個人口結構中，原有的主導主義和主導宗教比例開始急劇地下降。
上世紀中葉，美國白人、歐洲裔白人的後代基本占總人口的85%左右；到了2005年前後，這些人占總人口的67%了，比例下降非常嚴重。比如歐洲來自中東、北非的穆斯林人口占比急劇上升，這是讓歐洲人和美國人不安的地方，特別是那裏的保守派。
除此之外，國際體系中還有一些重要現象，比如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沒有實現所謂面向西方的轉型，而是回到了與西方差別很大的政治製度，又因為俄羅斯體量大，這決定了其轉型事關整個東歐和世界的格局。
對西方國家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變量就是中國崛起。
我們的政治製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和西方差別很大。一部分人認為中國與西方異質性程度很高，中國的崛起會影響當前的國際秩序，這些因素最終催生了西方國家一批政治家、知識分子和民眾的不安全，我稱之為「安全焦慮的上升」。
在安全焦慮上升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主要受市場邏輯主導，受供求關系、價格機製等、競爭因素的影響，比如哪裏便宜就到哪裏投資，哪裏的貨物性價比高，就買哪裏的商品。可是一旦安全焦慮出現後，就會影響到經濟邏輯。
當國內外若幹個風險點疊加在一起，國際上彼此間相對平穩的生活就結束了，西方的「硬政治」回歸，在「硬政治」的條件下就可能存在敵對關系。
二、史詩級超級大選，影響幾何？
問：今年被稱作史詩級選舉大年，有40個國家和地區將舉行重要選舉，涉及32億人，因此有人稱之為「矛盾清算年」，您如何看待這場超級大選年？當下，威脅中國和平與穩定的變量有哪些？我們又當如何應對？
包剛升：在西方國家，大選年通常是一個原有社會分歧和分裂政治化、表面化的時期。西方人有個特點，在平常年份，很多普通人都該上班上班、該工作工作、該搞娃搞娃，對政治關心較少。
在大選年，政治表達、動員和競爭加劇，導致政治情緒高漲，與非大選年相比，社會紛爭和分歧更加明顯。
很多人對民主政治的運作有誤解，以為始終是穩定、和諧、按照既定規劃來進行的。實際上，民主政治的過程往往會伴隨著一定的紛爭和沖突，我稱之為民主政治其實是「吵吵鬧鬧的政治」，但是民主政治的常態是分歧和沖突保持在可控範圍內。
分歧在社會中也有積極作用，它可以作為一種調整和糾錯機製。例如，在特朗普之前，沒有哪位共和黨政治家有如此大的熱情和犀利的主張對移民問題提出不一樣的政綱，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場雖然引起爭議，但也促使美國社會重新審視這一議題，給予其調整的可能性和空間。
因此，面對大選年的政治分歧，我們應保持冷靜，既要看到它可能會導致的沖突，又要看到這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意見表達和可能的糾錯機製。
今年大選比較多，對於中國而言，大選年可能帶來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輿論和政策兩個層面。在競選期間，政治家表達的各種各樣政治觀點可能對中國產生影響。
政治家的政綱通常分為內政和外交兩大領域，二者相互關聯，比如在內政中，為了促進國內製造業發展，可能會在外交上采取提高進口關稅的措施。中國如今的經濟體量和政治影響力，很難不成為西方國家大選中的重要議題。
我們得承認，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環境中，中國在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面臨一些偏於負面的評價，這已成為政治競選中的一種常見現象。我們要理解政治家為了選票，可能會采取對中國批評或強硬立場的策略，這是他們選舉政治的一部分。
面對這樣的輿論場，我們在技術上要足夠淡定，應該認識到這是一種常態，但在戰略層面上，我們要深入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麽這些國家的政治家批評中國、對中國表達強硬態度可以幫助他們贏得選票？選票背後是普普通通的民眾，這種現象反映了普通民眾對中國的認知和態度，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外交挑戰。
理想的狀態是，這些國家的政治家會認為與中國建立良好關系有助於贏得選票。因此，我們需要在戰略上明確目標，努力改變這種局面，促進國際社會對中國形成積極的、正面的認知，從而為中國贏得更有利的國際環境。
第二個方面，我們要註意到，在國際政治中，政黨輪替是議會製和總統製國家常見的現象。例如，在美國，可能存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政權交替，而政黨更叠之後，他們的對外交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可能是不同的。
因此，我們需要在研究不同政黨的政策差異上多做功課。
首先，在技術層面上，我們需要製定策略來應對新上臺政黨可能實施的對華政策，這包括政治、經濟和外交等多個方面，我們要考慮怎樣最小化對中國的負面影響。
然而，技術應對只是短期策略。從長遠來看，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善中國與這些國家的整體關系。以美國和歐洲主要大國為例，由於政治選舉的特點，我們與他們的關系的改善不僅涉及政府層面的交流，更深層地，它與這些國家的民意息息相關。
美國的政治體系中，白宮和國會的決策背後反映的是選民的民意。對中國來說，搞好與美國及歐洲主要大國的關系是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我們需要想清楚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從根本上改善中國在這些國家媒體和選民中的形象與印象。
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我們有時候不要太玻璃心，在外交場合中的你批評我、我批評你是常見的現象，這是國際政治互動的一部分。我們更應該回歸問題的根本，也就是說構建一個理想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模式，並在此基礎上思考如何從根本上改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當然我們能看到很多明顯誤區，比如，試圖通過罵某個國家去爭取改善跟這個國家的關系，這顯然做不到的。所以，當中國與別國的關系出現狀況時，我們要想清楚背後的根本問題到底是什麽，如何通過理性和務實的方式去從根本上改善中國與該國的關系。
三、美國是中國外部最大的變量
問：不同的人會對美國有不同的認知，有人特別崇拜美國，說它是「民主燈塔」，也有人說它是「霸權屠夫」，就是很憎恨美國。一個真實的美國是怎樣的？它對中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包剛升：對中國來說，美國是最大的外部變量。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國家，第一種觀點是把美國想象成完美的國家，你一定會失望，沒有哪個國家是天堂；第二種觀點恰恰相反，他把美國想象成特別不堪的國家，但很多留學生都去美國求學，很多成功的創業公司也與美國息息相關，以上兩種引述的觀點都離現實太遠。
關於美國，我有三個基本判斷：第一個觀點是，美國總體上仍然是一個穩定而有效的民主共和政體，在全球經濟、科技和創新領域上全球第一。即使與經濟發展迅速的中國相比，美國在人均GDP上仍有超過五倍的優勢，人均發展水平較高。
除此之外，美國的高等教育和科技創新實力也是全球公認的，我們來看兩個指標：一是在全球著名大學排名上，美國擁有眾多頂尖高等學府，而德國和日本在這方面，幾乎沒有大學能夠躋身全球前五名。
二是在高科技公司方面，美國同樣占據了主導地位。近20年來，絕大多數市值超過3000億甚至5000億美元的高科技公司都在美國誕生，而中國也有一些這樣的公司。
相比之下，日本和德國在這方面的表現則較為遜色，幾乎沒有什麽新的高科技公司達到這樣的規模與影響，所以美國這一方面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勢也是相當顯著。
自1980年以來，「美國衰退論」的論調一直存在，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在《日本第一》中講到，日本在點電子和汽車產業發展迅速，在人均GDP和經濟總量方面，日本和美國越來越接近，傅高義在書中討論美國可以向日本學習什麽。
1987年，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裏，討論了幾個不同政治經濟體的未來前景，他稱美國為「相對衰弱的美國」。
但2000年以來出現了很多新情況，以計算機、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為主的新技術革命蓬勃發展。在這一輪技術革命中，美國再次成為新的經濟與技術中心，這是當年美國的很多學者、媒體沒有充分考慮到的。
今天這一輪的人工智能革命，主要的大型機構又是在美國。我們當然不清楚美國的未來會向何處去，但至少目前來看，美國還是一個遙遙領先的國家，我們應當承認這一點，不要誤判，也不要低估。
如果依據這種對美國的誤判和低估來做決策，最後往往會害人害己。我想，這並不是所謂的「崇美恐美」，而是根據各種要素分析後的專業判斷。
第二個觀點是，今日美國確實面臨著很多挑戰，既有國內的，也有國際的。國內的主要挑戰有三個：第一個挑戰是，美國的市場經濟、全球化與不平等之間的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不僅體現在美國的收入分配或不平等問題上，而且還反映在美國民主政治的具體實踐中。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這種不平等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和突出。美國在追求全球化的同時，又要保護國內的製造業就業機會。這一過程中，美國既要經濟的高速增長和金融市場的繁榮，又要維持社會公平和較低的基尼系數（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標），這兩者之間就存在著矛盾。
而在民主政治體製下，普通民眾會通過投票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和主張。這種政治參與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階層間的沖突和緊張，也為他們的政策製定帶來了許多挑戰。
第二個挑戰是，美國的公債問題很嚴重。20世紀70年代以前，美國的高公債都是由戰爭導致的，比如美國獨立戰爭時欠下很多債，美國在一戰和二戰期間又欠了很多債。
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政府債務不斷累積、居高不下，今天的美國巨量公債已經給美國的財政穩健、金融穩定和經濟問題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其實像英法這樣的歐洲其他主要國家也普遍存在著公債問題。
第三個挑戰與移民有關，我稱之為族群宗教多元主義在美國的興起。隨著人口越來越碎片化，歐洲白人比例越來越低，今天美國5歲以下的白人嬰幼兒已經不占絕對多數。這些問題在美國國內也引發了廣泛討論。
在國際上，美國的主要問題在於美國領導的後冷戰秩序正在遭到挑戰，特別是俄烏戰爭至今沒有終結就是一個標誌。這是我的第二個觀點，即美國今天面臨著國內與國際的很多挑戰。這些挑戰也都是真實的。
第三個觀點是，綜合來看，盡管與20或30年前相比，美國在全球GDP中的份額降低了，但這個國家依然保持強大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
特別是，美國的創新能力基本上未見衰減，創新能力不衰減意味著美國在新興科技領域——比如人工智能——在較大概率上仍占據下一個時代的製高點，在新增產業中仍保持著強勁的競爭力和活力。
拿一個經濟指標來說，在人工智能領域和外層空間開發領域，未來可能出現的千億或數千億美元級別的新興大型高科技企業在較大概率上還會出現在美國。
因此，我們應客觀公允地看待美國，不必仰視，但也不應俯視。如果只是選擇性的抓住美國的弱點和缺點，就會導致理解上的重大偏差。我還補充一句，我們更沒必要敵視美國，搞好中美關系非常重要，一方面我們與美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有很多合作，另一方面，美國作為全球最發達的國家，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學習。
我今早看到一個視頻，講的是華為任正非年輕時在美國考察時的心得體會。他強調的是，無論是個人、企業組織，還是國家，你看到人家有比你優秀的地方，要有一種學習和見賢思齊的心態。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正常的心態，實現持續的進步。
這些年，我關註到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在評價事物時，人們往往首先考慮其來源，即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而非其本身的價值或正確性，不問好壞和對錯，我對這個趨勢非常擔心。例如，如果是中國發明了紙張，難道其他國家會因為這一點就拒絕使用紙張嗎？顯然，這種排斥外來事物的做法是很愚蠢的。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其他領域。從人類文明角度來講，人類過去一萬多年的演化主要有兩件事：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由於種種原因，工業革命起源於英國，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拒絕與之相關的一切。
恰當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領導人反復講，中美關系關系到世界秩序和未來走向，這個世界能否維持和平和繁榮與中美關系息息相關。總的來說，我們客觀公允地看待美國非常重要。
四、阿根廷的「政治實驗"，能成功嗎？
問：去年11月，阿根廷大選，53歲的政治素人米萊當選新總統，開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實驗」，他本人是哈耶克的忠實信徒，這場改革很激進，他提出了「休克計劃」，徹底放松對經濟的管製，這場變革震驚國內外，您是如何看待這場政治實驗的？其他國家可復製嗎？
包剛升：我對阿根廷米萊的新政有所關註，還沒系統研究，但我研習過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和學說，大概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首先我們要理解奧地利學派的基本主張。
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很多，米塞斯、哈耶克、羅斯巴德等，其中以哈耶克最為著名，他寫過《通往奴役之路》、《自由憲章》、《致命的自負》等重要著作。羅斯巴德寫過一本書叫《美國大蕭條》，我們一般理解美國大蕭條認為經濟危機是由市場經濟本身運作的結果導致的。
但羅斯巴德的研究恰恰相反，他認為美國經濟在1929年10月起初只是個正常範圍的小波動，但當時的美國總統胡佛采取了錯誤的幹預政策，從而放大了危機。這本書的分析有歷史、有邏輯。當然，有人不贊同他的觀點，但我們至少能看出來奧地利學派在重大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主張。
首先要澄清一點，奧地利學派不是主張不要國家，他們不是無政府主義，只是要盡可能把國家幹預、政府規模、政府管製控製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政府不要太大。
按照哈耶克說法，凡是能夠讓競爭機製起作用的地方就盡可能讓競爭機製起作用，而不要采用政府和官僚的辦法去解決問題，因為這樣做一定會導致更多問題，比如效率低下、社會成本高、不利於創新等等。
對奧地利學派來說，這個世界是完全可以重構的，只不過我們已經習慣於生活在一個政府幹預無處不在的社會。實際上，即便是西方國家，在整個20世紀中，政府的規模、管製和福利覆蓋範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地擴張。
如果研究西方國家的財政史，你會發現1913年是關鍵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沒發生前，世界上西方主要國家財政占GDP的比重大致只有10%左右，而今天歐洲國家已經達到了40%-50%，所以過去一個世紀中，西方國家的政府規模和財政都已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擴張。
如果研究過奧地利學派或是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我敢說一句：亞當·斯密要是活過來，看到如今西方國家的政府規模如此之大，財政占GDP比重如此之高，他一定感到痛心疾首。
但是由於某種機製，歷史演化慢慢走到今天這一步，大家似乎也已經習以為常了。
具體討論阿根廷新政，我第一個觀點是，從這個角度來講，米萊大刀闊斧的改革和新政措施，是具有革命性的，他試圖顛覆長期以來大眾習以為常的經濟模式和社會結構。這需要堅定的理念，他是哈耶克的信徒，這一點與撒切爾夫人有著相似之處，他們都運用哈耶克的理論來推動經濟和政府改革。
對於阿根廷來說，米萊的當選提供了一個實踐這些理念的機會。現在一提起拉丁美洲，很多人會想起拉丁美洲的悲劇、拉美病等，如今許多拉美國家的人均GDP在數千至一萬美金上下，但實際上，拉丁美洲在歷史上有過輝煌的經濟表現。
19世紀下半葉，全球經濟表現最出色的地區可能就是拉丁美洲。20世紀上半葉，大概是一戰前後，阿根廷、委內瑞拉的人均GDP都進入了世界前二十,甚至是意大利的兩倍,這是我們今天能夠想像的事情嗎？但是，進入20世紀中葉以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基本上進入了長期的停滯時期。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假如一位新總統依然采用過去風格的政策，阿根廷大概率上不會有很突出的表現。所以，今天出現了一位非常有想象力、有堅定理念和政策主張的政治人物，沒準對阿根廷來說是個重要機會。這是我的第二個觀點。
第三個觀點是米萊的政治變革挑戰很大，主要有兩個邏輯，第一個是米萊所推行的奧地利學派的改革，我稱之為激進的保守主義改革，西方學術界將奧地利學派理論認為是保守主義，主張小政府、少幹預，主張低福利和低稅收，政府須退出很多管理領域，這個被認為是保守主義。
而保守主義背後有一個天然的傾向，就是不要大動，不要進行劇烈的調整變動，而米萊的改革是一個劇烈的調整變動，這個組合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即所謂「激進的保守主義改革」，所以，能否成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場新政本身是一個技術活，類比歷史上的重大變革，改革會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包括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新方案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等一系列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講，米萊改革第一個挑戰是改革本身，第二個挑戰在於政治力量的反彈。阿根廷是一個新興的多黨製民主國家，它既有像米萊這樣的政治家，主張奧地利學派的經濟思想，盡可能地追求小政府、少幹預。
但阿根廷也擁有其他不同的政黨，包括中間政黨、左翼政黨。改革過程中，一定會有人因理念不同或利益受損，出現不同的立場和主張，甚至會因此而出現政治動員，所以反對他的力量不會小。
在面對政治反對力量時，米萊能否維持住自己相對穩健的執政地位，並且能在反對聲中繼續推進改革，這是比較大的挑戰，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米萊的改革到底能否成功，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在20世紀西方國家普遍擴大政府規模和福利覆蓋範圍的背景下，米萊提供了一種另類樣板。如果他能成功，我個人樂見其成，這樣，我們更可以在差異很大的不同政治經濟方案裏參考、比較和借鑒。
今天，歐洲普遍是福利主義國家，現在有個政治家要徹底推翻這一套，回歸古典自由主義的國家樣本上，這件事不僅有想象力，而且如果成功的話，會為世界許多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提供更多可能性和新選擇。
五、貧富差距能消除嗎？
問：現代政治的一個主要性質就是階級政治，對於民眾而言，最關心的問題往往是貧富差距的問題，您認為如何在現代政治中緩和貧富階級的沖突？一個良好的社會是怎樣的？
包剛升：客觀上的經濟不平等程度是可以衡量的，但絕對意義上的經濟不平等不會消失，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人經濟完全平等的社會或政治體。
如果有某種特別的政治設計讓經濟不平等看起來消失的話，那麽一定會存在其他類型的不平等，這幾乎是人類無法消除的現象。
這裏面還涉及一個重要議題叫做激勵。你一出生，看到世界上所有的經濟、社會、物質結果、社會榮譽全都一模一樣，這樣的社會無法想象。假如人演化的階段越來越高，假如物質的激勵變得不那麽重要了，那麽必然存在其他的激勵因素，比如榮譽的不平等。所謂平等與不平等，是跟激勵因素有關的。
如果你相信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你就會知道，一定程度的經濟不平等是社會正常的激勵因素，好的經濟結果是對積極勞動、技術創新的回報。我認為根本問題不在於是不是存在絕對的經濟平等，而在於何種不平等是合理的，換句話來說，何種不平等是有利於生產率、有利於整個社會創新和進步的，這是值得討論的。
一個較為理想的社會應當從兩個層次來看，對於社會富有階層，他們應當有充分的投資和創造的動力，推動社會科學技術、產品服務不斷創新，開拓人類知識、技術和產業的邊疆，引領人類社會不斷進步；對於普通階層，他們最好能夠獲得一個相對尚可的生活，生活不要那麽艱難，能夠滿足大部分普通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子女教育等基本剛需，他們的收入和剛需（支出）的比例最好能控製在合理範圍內。
現在有些國家和地區房價收入比很高，但有些國家和地區房價收入比相對更合理。比如，我熟識的一個年輕人年收入20多萬，他所在的區域，一個體面的住宅價格在200萬左右，他認為一個普通人10倍的收入可以相對比較容易地購置一套體面的公寓，壓力就不怎麽大，幸福指數就比較高。
我們討論這個案例，是在談論社會普通階層的幸福感。
而對於富有的階層，一個社會不必去限製他們的財富，應該鼓勵他們往前奔跑，不斷去投資、去創造，去開發新型藥物延續人類的生命，去開發外層空間……
其實在創造的過程中，他們會為整個社會提供新產品、新服務、層出不窮的新產業和新的就業機會，這就是一個繁榮的社會，一個持續增長的社會。這群人就像是社會的火車頭，如果限製和抑製他們，其實抑製的是整個社會往前走的沖勁，如果有國家間的競爭，這個地方就會相對落後。
所以，我們要鼓勵富裕階層去創造，對於普通階層，要爭取用各種各樣的辦法讓大家過上一種相對尚可的生活，生活不要那麽艱難，基本需要比較容易滿足。如果能夠實現這兩個組合，我想就更有機會創造出一個較為良善的社會。
六、世界會越來越動蕩？
問：您曾說，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相對和平期，但現在世界格局充滿了「黑天鵝」事件，局部動蕩不安，您認為世界會越來越動蕩嗎？
包剛升：人類政治演化的基本模式，是由均衡到不均衡，到沖突，再經由沖突的解決,尋找到下一個均衡，大體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不管是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很多領域都是這樣的模式。
我們的學術界、媒體常常都有一種穩定偏好，希望維持某種還不錯的狀態，但實際上重大變化始終存在著，所以，政治領域的不均衡是常態，沖突有時也不可避免。
關鍵問題是兩個：第一，沖突不要導致太沈重的代價，如果沖突導致了毀滅毀滅，就沒法繼續玩下去了。愛因斯坦曾說，第三次世界大戰怎麽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是怎麽打的，那就是用棍棒和石頭。沖突不可怕，但不要因為沖突而導致毀滅。
第二，沖突之後的解決方案是一個新的均衡。為了解決沖突，有時需要新的製度供給，在原有均衡的製度基礎上改善和優化。當然，這是一種理想狀態，而現實中會有很多不確定性。
今天的世界秩序基本是在後冷戰時期奠定的，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主導著全球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秩序，但這一秩序在過去30多年的運作中又遇到了很多新問題。比如，完全不同於西方的政治體像中國的崛起，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
在這個過程中，經濟與技術的全球融合程度越來越高，但政治和宗教的全球分裂程度還在那裏，就導致兩者的緊張關系。2010年代以來，有跡象表明世界秩序正從相對均衡的狀態走向又一個不均衡的狀態。
比如中美關系，在經濟和技術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無處不在；另一方面，兩國間政治製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沖突如此激烈，我們身處其中，至今看不到一個成形的解決方案，沒有找到一個新的均衡點。這意味著目前的中美關系仍然有可能處於一個從不均衡會走向更多沖突的階段。
由此可見，今天世界政治和經濟面臨的一大現實問題，是安全邏輯和經濟邏輯之間的緊張。比如，從經濟角度看，將呼吸機等醫療產品放在中國生產是很合理的，因為中國擁有成熟的技術和較低的成本。然而，出於安全考慮，一些國家並不願意過度依賴中國的製造業。
同樣，美國芯片公司希望出售先進芯片給中國，這符合經濟邏輯，但政治和安全邏輯卻有可能限製這一行為。這些現象表明，世界還在尋找新的平衡點。
過去30多年，中國毫無疑問是個崛起者，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版圖。一個國家權重的增加，本身就是一個不均衡的因素。中國GDP已經翻了好幾番，在絕對意義上沒有擠占別國的GDP，但在相對意義上，我國份額的大幅增加打破了原有的均衡。
我們要想清楚，崛起者不應被視為挑戰者，我們希望中國不僅強大，而且變得偉大，這需要思考如何作為一個新興大國恰當地定位自己的角色。
作為一個大學教授，我感到遺憾的是中國學術界在重大理論問題上缺少系統性的表述，改革開放40余年，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發生了改變，站在新起點上，理解和定義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變得尤為重要。
舉個例子，即便這裏不涉及宏大的理論，我們在與外部世界溝通時，我們認為一句很普通的話，但對別的國家來講可能是嚴重冒犯。這就是中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實際上，我們對西方世界理解還很不夠。
（註：文中的西方，主要指歐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亞等國家。）---[排版:星辰*主編:孫允廣/來源:正和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