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總理親自到場參加小嬰兒的周歲宴，放在世界其他國家完全不敢想象，但發生在韓國就變得合理起來了。
據韓媒報導，爲了祝賀某地三年內迎來首個新生兒，韓國總理韓德洙參加了該新生兒的周歲宴，並發表致辭稱，“（迎來新生兒）不僅是村裏的喜事，也是整個韓國的喜事。”
魔幻的情節，反映的是韓國殘酷的生育現狀。
最近幾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直線向下，2023年平均每對韓國夫妻只生0.72個孩子。
縱觀全球，總和生育率低于1的只此一家，甚至人類社會有記錄以來，都未見過這麽低的生育率。照這樣的趨勢，50年後韓國人口將會腰斬，2750年韓國人將從地球上徹底消失。
爲挽救國運，韓國政府在已經燒了2000多億美元的基礎上，不斷推出各種刺激政策——男性30歲之前，只要生三個，就能免除兵役；公務員生兩個以上，可以優先當領導。
但無論如何催生，依然難以挽回岌岌可危的生育率。
據韓國中央日報報導，今年開學季，韓國有157所學校新生人數爲0；寵物嬰兒車銷售，火爆程度超過一般嬰兒車；結婚禮堂變養老院等情況，無時無刻不在上演。
站在對立面的男女，如何相愛？
雖然韓國政府爲催生殚精竭慮，但他們的宣傳畫風卻是這樣的：“孕中吃太飽，生完老公跑”“懷孕不打掃，媳婦變成草”……
這並非危言聳聽，2019年，韓國官方曾發布一份“孕婦指南”，裏面的內容不是保護孕婦和胎兒，而是奉勸廣大孕婦“好自爲之”。
比如，建議孕婦不要拖延家務，這樣既能維持家庭運轉，還能管理身材保證對丈夫的吸引力；産後記得放一件“小碼”衣服在眼前，時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縱口欲，也不要蓬頭垢面。
盡管這篇指南很快被刪除了，但足以折射出，父權制的影響在韓國仍然根深蒂固。
家在首爾的金仁靜，往往在丈夫和孩子們早已安然入睡的淩晨2點，才能忙完躺下。臨睡前，她會把鬧鐘時間定格在5點，以便早起給上班的丈夫做他喜歡喝的魚餅湯。
仁靜每天要帶孩子上下學、陪孩子寫作業，因爲丈夫的收入無法支撐一家人的生活，她還要做導遊、翻譯、代購三份工作補貼家用。
現在，她的收入比丈夫還要高，但孩子要去哪所初中這種大事，依然由扮演“大家長”的丈夫來拍板。
超負荷的日常壓得她喘不過氣，可想到身邊的已婚婦女都是忙內忙外的，甚至在大公司裏做到主管的成功女性，下班也要伺候一大家子，她又認命了。
只有被記者問到是否幸福時，她才會吐露心聲：“如果再有一次機會，我會選擇自己一個人輕松、快樂地生活”。
而仁靜的遺憾，正被年輕一代韓國女性所“彌補”。大學生恩熙接受媒體采訪時就透露，自己身邊的女生一半都是不婚主義者，理由是“不想和自己的母親一樣，過噩夢般的生活”。
剩下的另一半人，結婚計劃基本排在30歲以後，其中願意生兒育女的，更是屈指可數。
韓國202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不願生孩子的女性高達65%，遠高于男性48%的比例，韓女已經成爲“拒生”的主力。
在韓國極端女權主義者中，“生育罷工”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她們高喊著“我的胯下不能生出歧視我的性別，我的血肉不能變成刺向我的尖刀”，把韓國男性歸入必須全部消滅的“韓男蟲”，將孕婦腹中男嬰稱爲汲取母體養分的“小寄生蟲”。
但韓國男性的日子也不好過，一項民意調查，韓國20多歲的男性裏，近79%的人表示自己是嚴重性別歧視的受害者。
大學生在俊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論壇上分享了自己的經曆：補習課上，有女同學突然身體不舒服，坐得最近的他被老師要求脫下外套給女同學披上，考慮到自己裏面只穿了一件背心，他拒絕了這項要求。
還沒等他開口解釋，一位女同學已經搶先脫下了外衣給生病的同學，一邊脫一邊指責他，“你根本沒有紳士風度。”
這讓在俊心情複雜：“我們從小被訓練著要承擔更多責任，現在還被要求成爲完美的男人。”
在俊表示，對韓國女性來說，一個合格的男人應該帥氣、多金、溫柔的，矮窮挫的人要反思自己的過錯。有段時間他因爲壓力大而發胖，身邊的女性朋友不是關心他，而是直接說他“你太肥了！”
容貌壓力還只是冰山一角，在俊每每想到自己以後要像父親那樣爲家庭奮鬥終生，得到的尊重和認同卻遠遠比不上父親那代人，就更替自己感到不值。
這樣割裂的語境，加劇了韓國的性別對立。女性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公映後，女生給出了9.09的超高分，而男生僅僅打出了1.35分。
在評論區，女生們紛紛吐槽“真實的韓國女人過得比金智英還慘”，而男性則質問“難道男人不也在努力工作嗎”，互撕大戰打得不可開交。
但事實上，不生孩子從來都不是哪一個性別的問題，而是一個系統的崩潰。
含著土湯匙出生的人，如何翻身？
在韓國，流行一種“湯匙階級論”：根據父母的財富和收入水平，把孩子對號入座到“含著金湯匙/銀湯匙/銅湯匙/土湯匙出生”的4類中。
換言之，在韓國人眼裏，個人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原生家庭的條件。
比如，含著“金湯匙”出生的首爾“江南兒童”，自呱呱落地那一刻，便擁有頂尖的學區資源，步入小學時，父母已經爲其規劃好了長期教育方向，四五年級的時候人生大道就鋪好了。
而含著“土湯匙”出生的孩子，光是夠上首爾地區的學校，就要花費十幾年的漫長光陰。
韓國高考紀錄片《學習的背叛》裏的葉媛，就是這樣一個孩子。
她的手上，布滿了常年寫題磨出的繭子，血泡也清晰可見，但她毫不在意，手指沒力氣了，就用橡皮筋把手和筆綁在一起，靠手腕發力，繼續做題。
因爲她知道，這是出生在小城市的自己，考上首爾“自律型”私立高中（一種精英高中）的必經之路。
韓國政府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4月，韓國有私立高中79所，約4％的高中生就讀于此。然而據韓媒報道，首爾大學當年入學的新生中，超過四成畢業于這類私立高中。
也就是說，考上了私立高中，半只腳就踏入了名校的大門。而考上名校，幾乎是韓國普通人“逆天改命”的唯一途徑。
在韓國，一半以上的議員、部長、律師和醫生等高薪體面的人士，都是SKY（韓國三所頂尖大學的縮寫）的畢業生。
想進財閥大企業，更要有名校背景傍身——韓聯社調查顯示，2020年韓國64大集團銷售額占到GDP的84.3%，但員工人數僅占全國雇傭人員的11%。
僧多粥少的現實和狹窄的上升的通道，讓韓國教育卷出了“4起5落”的傳說——每天睡4個小時的人能考上，睡5個小時的則會落榜。
葉媛深谙這一點，爲了爭分奪秒地學習，她連吃飯、上廁所都要卡著表計算時間，不學到淩晨兩三點不罷休。爲了防止打瞌睡，她甚至會打開別人的學習直播，用競爭來刺激自己。
然而就算拼命至此，初中穩居年級第一的她，到了首爾高中的測試裏，仍在全校395名學生中，排到了倒數313。
原因很簡單：大多數首爾、京畿地區的學生，入學就通過補習把高二的知識學完了。
“我希望明年可以少上2個課外班。”聽見孩子許下的生日願望，首爾職工李妍心中一陣抽痛。
她的2個孩子，從四歲起就輾轉在數學、英語等各個課外班之間，一放學就往輔導班跑，夜深了才結束回家，實在不堪重負的時候，孩子們會哭著問她能不能退課。
她自己也沒輕松到哪兒去，每月光輔導班的學費就高達280萬韓元（約1.5萬元），相當于家庭近半收入都砸了進去。
但她不敢不雞娃，2022年的數據顯示，韓國僅有2%的家長不讓孩子上課外班，如果讓孩子停止輔導課，他們以後就會競爭失敗。
根據報道，韓國每100名學生中，就有6人在小學階段學完了高中全部課程；而高中生則需要提前學習大學課程，因爲他們在考試中會面臨超綱的“殺手題”，這類題目可能是高等微積分，也可能是有關股權資本和風險加權資産的問題。
然而，這還不是韓國教育內卷的天花板。
恩熙的少年階段，不僅要卷文化課，還要卷跆拳道、鋼琴、美術等各種興趣班，以豐富自己的“生活記錄本”——這也是大學錄取的重要考量。
爲了讓她的生活記錄本更靓麗，恩熙的父母不惜耗資1000萬韓元（約5.3萬元），請一位“高考協調員”幫她設計完美的培養計劃，包括社會活動、論文發表、比賽獎項等。
高中三年不夠，甚至還得利用複讀再沖刺。研究顯示，2021年首爾大學新生中，重考生占比高達34%，“重考是必須，再重考才是選擇”已成爲首爾高中生的共識。
令人悲哀的是，對恩熙們來說，“無休止的競爭，不是爲了實現夢想，而是爲了以後過平庸的生活。”
病態且貧瘠的生活，如何迎接新生命？
在韓國電視台鏡頭裏，敏貞簽下“夜間勞動同意書”時，雙手都不自覺地顫抖。
這意味著，懷著兩個寶寶的她，也要通宵值班。
韓國法律規定孕婦可以不用夜間工作，但敏貞不敢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畢竟這次懷孕的機會，都是她好不容易才排上的。
敏貞供職的婦産醫院，會按照職工年齡次序強制規定懷孕順序，別人懷孕時，她就不能在那段時間內懷孕。並且，即使她老老實實聽院方安排，産假結束後也不能回到原來的部門上班。
婦産醫院都如此，其他行業對“人”的輕視可想而知。
在電影《下一個素熙》裏，職高學生素熙去了電信公司的客服中心實習，任務是阻止顧客解約，哪怕電話那頭是一位替去世孩子退訂的父親也不能松口，甚至還要忽悠對方購買新套餐。
不僅工作內容毫無人性，素熙的提成還被組長以各種理由扣押，忍無可忍的她最終與組長爆發了爭吵。
當素熙坐到辦公桌前向班主任傾訴時，一直將她視作得意門生的老師非但沒有替她解惑，反而責怪她魯莽頂撞前輩，呵斥她不懂珍惜大公司的實習機會。
聽完老師的一席話，素熙的眼淚簌簌地落了下來，因爲她知道這並非良言苦口，而是畢業生從企業離職，校方的就業率會下降，學校的排名會下降，拿到的教育基金也會縮水。
素熙的故事改編自韓國真實發生的事件，當下也正在現實中上演。
恩熙在新聞中看到，一些年輕人爲了更好地應對工作，會趁工作間隙去打點滴獲取“能量”。
睡眠更是成爲了一種奢侈品，根據經合組織的統計，韓國人的平均睡眠時間爲7小時51分鍾，是成員國中最低的。
恩熙經常看見自己的哥哥，深更半夜還在和美國的合作夥伴開電話會議；同學們也是如此，小組討論定在淩晨12點，第二天點一杯冰美式，又精神抖擻去上課。
沒人敢對透支身體的生活說不，因爲在頻繁失業、不進則退的職場環境裏，松動的那顆螺絲釘會變成“下一個素熙”。
哪怕是剛工作3年，年薪高達6400萬韓元（約34萬元）的趙志勳，也不敢放慢腳步。他給媒體算了一筆賬：自己想在首爾買一套普通的房子，至少需要不吃不喝幹19年。
高昂的房價迫使他工作之後也跟父母擠在一起，他的朋友甚至住到了陰暗潮濕的地下室。
數據顯示，2021年20多歲的韓國普通年輕人包括固定工資和加班費在內的月薪，僅爲200萬韓元（約1萬元），這意味著，大多數年輕人連租房都困難，更別談負擔一套房。
因爲不對生活抱有期望，志勳的朋友們已經進化成了“10抛世代”，就是“不想再努力，只想發一筆橫財，然後躺著等死。”
志勳也是如此，每天下班，他都會守在電腦前，准時收看“與經濟之神同在”“3PROTV-上帝的經濟學”等頻道，並據此調整自己的股票倉位。
哪怕這些頻道聽起來就很玄學，邀請坐鎮的“專家”也來曆不明，他仍會拿出一半以上的工資用于炒股。
“反正努力工作到頭來也是一事無成。”他開玩笑道。
在他的觀察裏，像自己一樣破罐子破摔的人還不在少數，韓國上到政府官員，下至工人學生，幾乎全員爲炒股癫狂，活躍股票賬戶數比總人口數還要多800萬，其中80％是散戶。
炒幣更加瘋狂，數據顯示，在虛擬貨幣市場最繁榮的時候，人口不足全球1%的韓國，占據了全球虛擬貨幣交易總量的30%。
尤其是千禧一代的年輕人，每5個人裏，就有1個人沈迷買幣、賣幣，希望借虛擬貨幣跨越階級，改變命運。
在韓國，不乏炒幣一夜暴富的例子，但更多的人是一夜爆倉，家庭積蓄灰飛煙滅。
這讓本就不容易的韓國家庭，更加雪上加霜——國際金融協會數據顯示，2023年韓國家庭負債占GDP的比重連續4年在34個新興國家及地區中居首位，是唯一家庭負債超過GDP的觀察國。
志勳卻對此見怪不怪：“擁有這樣貧瘠的生活，要怎樣迎接下一代呢？”
（文中人物均爲化名）---來源: 钛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