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了半生的家長們，願望是繼續努力，給孩子一個“松弛自洽”的人生。
網絡上，很多人調侃式地總結出“中産返貧三件套”——老婆不上班、房貸上千萬、孩子讀國際。然而，中産家長們似乎並不會計算所謂的“投資”和“收益”。努力了半生的家長們，願望是繼續努力，給孩子一個“松弛自洽”的人生。
01. 托舉
今年年初，33歲的莫莫很焦慮。莫莫和丈夫生活在深圳，兩個人都在互聯網大廠工作，在深圳有一套房産。莫莫的兒子今年要上幼兒園了，她正在糾結，是要讓兒子從幼兒園起就上國際學校，還是等到中學階段再轉國際路線。
假設從幼兒園開始走國際路線，莫莫規劃了四種不同的方案：第一種是高中以前都在國內的國際學校；第二種是九年級之後轉到美國的公立學校，莫莫去陪讀，丈夫在國內賺錢；第三種是一家三口都去美國，不工作，吃老本；最後一種是 一家三口去美國，然後丈夫開出租車賺錢。
按照不同的方式，莫莫詳細地計算了孩子的所有花費，發現自己在35歲後、丈夫在40歲後的收入將會遞減，特定情況下可能要賣掉房子填補空缺。在多方計算下，莫莫最終決定，讀國際學校，從幼兒園就開始讀。
“真是有了孩子才知道，其實自己不想要孩子。”莫莫開玩笑說。
（圖/《坡道上的家》）
莫莫和丈夫都畢業于國內的“211”大學。高中時，家裏托關系送莫莫去美國上學，並幫她辦理了美國國籍。自己有了孩子後，莫莫也開始思考國外教育體系對于孩子的影響。莫莫小時候生活在河南，大部分的時間都成長于公立學校教育體系下，相比之下，海外的教育模式對她的沖擊很強烈。“更尊重每個孩子的個性，鼓勵孩子獨立思考，”莫莫形容道，“可能是因爲我自己太過焦慮了，所以我希望孩子能成爲一個自在、放松、舒服的人。”因此，在懷孕階段，莫莫就早早幫孩子規劃了拿外籍身份、盡早讀國際學校的路線。
同樣生活在深圳的雪梨，也是從幼兒園階段開始就把孩子送進了國際學校。2008年在香港拿到碩士畢業證後，雪梨進入了香港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後來在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丈夫則在深圳一家互聯網大廠做産品經理。孩子今年5歲，是香港戶籍，雪梨堅持讓孩子從幼兒園開始上國際學校。
起初丈夫不太理解：“公立學校就在家門口，別人能上，咱爲什麽不能上？”但雪梨很堅決，她認爲自己是典型的“做題家”，從小從縣城一路考到廣州，再到香港，初中、高中一直都是班上的前五名。但在香港“四大”工作以後，她發現其實在職場上所需要的能力，比如溝通、與人合作、公開演講，這些都是上學時沒有培訓過的。
2023 年 5 月19 日，北京。
國際學校的學生們在茶文化節的活動上學書法。
（圖 / 視覺中國）
雪梨感覺這是“小鎮做題家”的共同點：對自己要求高，但不太有和別人合作的能力，心裏老是提防著別人是不是要超過自己了；除了學習，也沒什麽興趣愛好。
“我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受到的教育，是可以直接輔助他的人生的。在我有能力的時候，我願意把自己收入中的一大部分放在他身上，只希望他變成一個人格完整、有趣的人。”雪梨說。
“努力、焦慮”是這些中産家長對自己人生的相似的評價，這種努力的情緒一直延續到對待下一代的方式上，他們似乎在用力做一次“托舉”。在他們的預期裏，這樣做不僅僅是想讓孩子站得更高，還想讓他們看得更遠。
02. “‘中産返貧三件套’，我們家全占了”
相較于上公立學校，孩子走國際學校的路線需要一筆不小的費用。除了每年二三十萬元的學費，還有一些額外支出，比如課外興趣班、學校的遊玩活動，等等。
但也有人覺得，國際學校並不絕對意味著“燒錢”，不同的國際學校，其氣氛也相差很多。雪梨給孩子換過三家國際學校。第一家學校有很多“暴發戶”，班裏組織活動要住五星級酒店、開高級party，互相送的禮物要上千塊錢，小朋友中很多都穿著博柏利。
後來雪梨把孩子轉到了一家更“西化”的學校，又是另一種樣貌。外國家長們會在二手群裏轉讓校服，孩子們大多也很樸素。孩子之後又轉到一家公立背景的學校，學生大多來自更有背景的家庭，雪梨感覺他們普遍“低調、高冷”。
2019 年 9 月 21日，海南海口。
家長在聽一場國際學校的分享會。
（圖 / 視覺中國）
雪梨覺得，現在孩子還小，不太會攀比，但未來的確有可能因爲看到家庭條件更好的同學而産生心理落差。“所以我就想，我得努力掙錢，等他有這個意識的時候，媽媽至少不要拖他的後腿。我覺得這對小朋友的自尊心是個考驗，但也能借助這個機會，讓他有奮鬥的意識。”
孩子的學費並不是唯一的大額支出。雪梨的家庭在深圳、香港各有一套房産，每個月的房貸要5萬多元。作爲家裏經濟來源的主力，雪梨最近剛剛辭職，打算自主創業。雖然目前狀況依然穩定，但她開玩笑說：“網上流行的‘中産返貧三件套’，我們家全占了。”
莫莫覺得，雖然決定上國際學校，但自己並不會讓孩子學高爾夫、馬術，或者參加費用高昂的遊學活動。她是打算讓孩子上興趣班，但未必要選擇那麽“高階”的。莫莫的一位朋友也選擇讓孩子在深圳的一所國際學校讀書。朋友很重視孩子的成績，並告訴孩子：如果今年考不到某個分數，第二年就會把他送到公立學校。
莫莫希望孩子能更重視學術和性格的培養。雖然按照她的四種計算方式算下來，費用都能承擔，但她依然焦慮于自己和丈夫需要長久地處于一種“不敢辭職”的狀態。
（圖/《坡道上的家》）
“我也很向往一個月賺五千塊錢，躺在大理過吃香喝辣的、放松的生活。但我現在還是需要留在大廠裏，每天加班，‘卷’一些無意義的東西。你看公司最近幾年裁員率很高，大家都在‘表演’，我也很焦慮。如果我們選擇讓孩子上公立學校，我覺得我現在就可以離職，讓老公養著就行了。”
隨之而來的一些“消費降級”是無意識的。以前莫莫會買奢侈品包，現在一點也不想買了。雪梨也覺得自己的物欲變低了，好像沒有什麽是必須用昂貴的價格買的。
家住北京的紅小豆是一位二胎媽媽，大兒子在國際學校讀四年級。紅小豆和丈夫都畢業于清華大學，如今一個在金融行業，一個做互聯網創業。作爲傳統教育體系的優勝者，他們的目標很明確——遠離體制，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
但紅小豆依然會忍不住“雞娃”，希望孩子能重視學術，給他制訂學校之外的學習計劃，也希望男孩子能學一個體育項目，盡管兒子目前還不太擅長。即便沒有像一些家長一樣送孩子去學花滑、去國外比賽，但教育支出還是會占據他們日常支出的一半以上。今年，兒子的學費又上漲了15%。
（圖/《三十而已》）
丈夫不久前從公司離職了，收入變得沒有過去那麽穩定。他給兒子講家裏的情況：“咱們家的經濟狀況，就好比我們家有一個水池，一個管子進水，一個管子出水。以前進水的管子的水量穩定持續，現在變得小了而且斷斷續續，所以我們需要開始控制出水量，避免水池一不小心流空了。”紅小豆覺得兒子聽懂了，他在外面要買東西的次數好像真的變少了。
“也不是爲了給他壓力，讓他感覺‘你看我們花這麽多錢供你，你得好好讀書’。我很擔心孩子會有負罪感，就好像花家裏的錢是對不起家裏。我只是覺得，他也該懂點事兒，希望能借此培養他的‘財商’。”紅小豆說。
03. 中産媽媽的願望
在采訪中，每一位媽媽都能就她們的教育理念侃侃而談。
“我希望他未來不管是做白領、金領還是藍領，首先都是一個能夠自洽的人。能認可自己的價值，有一個很好的生活情調。他開心是最重要的。我有很多金融圈的朋友，大家賺很多錢，但是不開心的程度很高。你的工作壓力很大，你面對的問題都是更難的。”雪梨說。
“我希望孩子是獨立、自信、快樂的，希望他有作爲一個人的特質。即便不能像我們一樣考上清華、北大，但依然是一個知道自己想要什麽、內心豐富自洽的人。”紅小豆說。
“我其實沒有太大的目標，他不一定非要在國外，但我希望他可以自由地選擇一個他想待的地方，成爲一個自洽自足的人。我是一個非常焦慮的人，我不想讓孩子以後也很‘卷’、很痛苦。”莫莫說。
（圖/Unsplash）
“開心”“自洽”“松弛”似乎是她們共同的期待，但這種期待的反面是對自己的更高要求，比如待在大廠中持續努力，或在變化的經濟環境中尋找新的出路。“我們會先努力，目標是盡可能地讓孩子有個保底，不要讓他階層滑落得很慘，至少讓他未來有個房子住，生活可以維持，不至于說把我們之前一步步靠自己努力得到的又都失去了。至于他能走多高，那就看他自己了。”紅小豆說。
生活在江蘇的一泓是一位體制內工作者。從懷孕起，她就自己聯系並實施了赴美生子的計劃，並規劃了孩子未來的國際學校路線。在她看來，自己所在的二線城市無論是眼界上還是實際的就業情況都不是很理想，“走國際路線，也許未來能有更多的機會吧”。
而她感覺，中産往往是沒有什麽抗風險能力的。他們的資源很難傳承給孩子，社會變動的時候，孩子更需要的是平台和機會。“現在有500萬元能做什麽事情呢？你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卻無力參與，才是最難過的。”一泓說。
（圖/《愛的接力棒》）
運營：嘻嘻；排版：段枚妤
雪梨有時候也會思考自己到底應不應該執著地讓孩子讀國際學校，但她很快說服了自己：“以前會覺得自己有‘身份壓力’。但現在，我可以勇于告訴別人，我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中産，但是我也要上這個學校，我不怕別人知道我們不是一個圈子的，不要不好意思。
我們可能是有經濟差距，但我也願意投資，因爲這是我的教育理念。”
而在每一個家庭中，更多地爲孩子感到焦慮的似乎總是媽媽。“能把上班和育兒兼顧的媽媽都是超人。”雪梨說。---[作者 : 崔斯也*題圖 : 三十而已/來源: 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