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逾七旬的凱文·凱利（Kevin Kelly，暱稱KK）站在面前，你可能會感到一絲詫異：
這位以「未來學家、互聯網觀察者、科技樂觀主義者」聞名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幾乎不使用任何科技產品。他身上只帶了一台iPhone8，「手機上會記錄屏幕使用時間，我每天只看5分鐘；也沒下載任何社交媒體，裡面只有時鐘、日曆和打車軟件」。
凱文·凱利，美國《連線》雜誌創始主編、第一屆黑客大會發起人，以及科技網站Cool Tools主理人，著有《失控》《必然》等暢銷書。他第一次為公眾熟知，便是電影《黑客帝國》主演基努·李維斯在採訪中提到，劇組將《失控》列為必讀書目，「我也因此在好萊塢獲得了15秒的名氣」。
的確，科技是他身上最大的標籤。《失控》出版於1994年，在書中凱文·凱利提及物聯網、虛擬現實、網絡社區等概念，其中不少關於未來場景的預測，在當下一一應驗，他也因此被譽為「互聯網預言家」。
他也是一個科技樂觀主義者。當人們擔憂AI將取代人類工作、引發一波失業潮的時候，他表示，AI只是一個輔助工具，「人工智能更像是由不同音符組成的交響樂。比方說，計算器在數學運算上比人類聰明，GPS的空間導航能力遠勝我們，但是人類將這些功能組裝到汽車裡，才實現了自動駕駛」。
《失控》（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封面。
中國讀者認識凱文·凱利，也是因為《失控》——2010年，這本書被翻譯成中文引進內地。彼時，中國的社交網絡剛剛起步，凱文·凱利也因此趕上了走紅的時機，正如他自己所說，「出現得太早或太晚都不會有這種效果」。《失控》豆瓣評分達8.6分。「微信之父」張小龍曾表示：「如果有一個大學生來面試，說他看完了這本書，我一定會錄用他。」
當然，這並不是凱文·凱利與中國的唯一淵源。
早在上世紀70年代，二十出頭的凱文·凱利便背上一部尼康馬特相機，在亞洲展開了近10年的背包客旅行。最終，他用4萬張照片記錄了亞洲各國的文化和傳統。
在中國，他拍下煙霧繚繞的黃山，也拍過白族人的笑顏。「我一直以為中國畫家繪製的岩層以及雲後隱藏的隱居之地，是一種浪漫的表現手法，直到親眼見到這些景象，才知道並不誇張。」
1979年，他前往耶路撒冷拍攝當地的復活節儀式，因為回去太晚而被關在旅館外，只能在教堂的石板上度過一夜。醒來之後，他突發奇想，決定給自己設置6個月的死亡倒計時——「我一開始以為自己會做些很瘋狂的事，比如攀登珠穆朗瑪峰、去深海潛水，但最後我發現自己真正想做的是陪伴家人，6個月的時間裡都在做這件事。」
從那時起，家人成為凱文·凱利的生活重心。度過68歲生日的時候，他沿襲愛爾蘭的古老習俗，為孩子寫下了68條簡短的人生建議，同時發布在自己的博客上——沒想到，這些建議在網絡上走紅。之後，他持續撰寫這些人生建議，數量達到500條後，被集結成新書《寶貴的人生建議》。
9月上旬，飛機落地還不到12小時，凱文·凱利已經準時出現在上海圖書館東館，和我們聊了聊他的新書、對科技的觀察和世界觀。
《寶貴的人生建議》（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9月版）封面。
*「如果你的工作會被AI取代，說明你做得很糟糕」
新周刊：你在中國有很多讀者。在互聯網上輸入你的名字，會出現「互聯網之父」「未來學家」這樣的標籤，你覺得它們準確嗎？
凱文·凱利：並不都準確，我都不知道「互聯網之父」這個說法從哪來的。我聽過「未來學家」這個標籤，我的確喜歡思考未來，但其實沒有做過太多預測，我並不是要和別人打賭未來一定是什麼樣子的，而是試圖用一種有效的方式去談論當下和未來的可能性。
比起「未來學家」，我覺得自己更像一個記錄者，或者像一個創意收納袋——我自己是一個主編，經常歸納別人的想法，同時還在運營一個播客，每周都會介紹各種新興的科技工具。
新周刊：聽說《黑客帝國》劇組將《失控》列為必讀書目。《黑客帝國》所描繪的未來世界，符合你的想象嗎？
凱文·凱利：我不認同。我覺得《黑客帝國》主要的問題在於它的背景設定——用人類給母體供電，包括其中一系列反烏托邦的情節，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發生的。這種樂觀，並不是說盲目相信我們遇到的困境會比想象中小，而是相信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會比想象中大。這不是人類想要的未來，你會想生活在這樣的未來里嗎？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還沒有科幻小說或者電影描繪的未來是我認可的。《星際迷航》中的情景有一點符合我的想象，但是它發生在太空，不是在地球上。
（圖/《黑客帝國》截圖）
新周刊：ChatGPT的出現，引發了一波AI討論潮。你怎麼看它的前景？
凱文·凱利：我現在每天都會用ChatGPT做各種事情，回答問題、提煉內容、提出建議等；還會用Midjourney和DALL-E2來創作圖像。幾年前我用iPad畫畫，現在我和AI共同創造藝術。
我覺得ChatGPT的革命性進展在於，它實現了對話的功能。如果你去谷歌搜一個東西，它會在海量內容中提取一段文字，並附上來源鏈接。但ChatGPT的不同之處在於，如果你還弄不明白一件事情，你不需要退出頁面重新檢索，而是可以跟它一直對話。比如：「蝙蝠有幾個腎臟？」「大一點的蝙蝠呢？」「我聽說好像不是這樣？」從一個作家的角度來看，ChatGPT也非常有價值，它是檢索資料的好助手。
新周刊：有很多文字工作者擔心自己的工作會被取代。在你看來，為什麼新技術的出現總會引發擔憂？
凱文·凱利：我只能說，如果你的工作可以被ChatGPT取代，那你一定是個糟糕的作家，因為它寫出來的東西也只是平庸而已，還談不上優秀。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聽說過具體哪一個人是因為AI而失業的，我只聽說過有人用AI做一些重複性較高的工作、生成體育賽事比分這類的快訊報道。大部分時候，人們只是想象其他人被AI解僱，而不是自己。
我的朋友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人們所擔憂的「科技」，其實是在自己出生之後發明的任何東西。這當然不是事實，但很多人都這麼覺得。我理解人們對科技的擔憂，這可能是因為大部分人不願意學習新東西——儘管人們總是將作出改變掛在嘴上，但實際上他們並不喜歡作出改變。
大多數人不喜歡改變，因為這需要付出努力——你有成形的觀點、固定的習慣，新事物的出現意味着你需要改變想法，而這會讓人感到不舒服。如果你習慣了在路邊攔一輛出租車，現在出門需要在手機上安裝一個應用程序、學習如何使用優步打車，看上去的確很麻煩。當ChatGPT出現的時候，也會有人說，「我要繼續用谷歌，我不需要改變」。
我現在還是習慣使用現金支付，對於外國人來說，用微信或者支付寶進行電子支付的確很難。但是，當你真正學會一些東西，你會明白這樣更好。
「世界互聯網將融為一體」
新周刊：很多人相信科技本身是中立的，取決於人們如何使用它。《奧本海默》導演諾蘭在中國媒體的採訪中提到，「科學家們是知道這件事情的後果的……如果他們不建造這個裝置，納粹將建造它並且會用它對付他們」，並覺得這是一個無解的困局。你怎麼看？
凱文·凱利：我在《必然》中談到過這個話題。大部分科技在當下的環境裡是必然會誕生的，比如說人工智能一定會出現；但具體到誰擁有這項科技、誰將它進行國際化推廣，以及它面向公眾開放還是關閉，這些不是必然的因素。
《奧本海默》中的情景也一樣。我覺得，核科技的進展未必會在一聲巨響的爆炸中結束。在不同的世界和歷史中，我們仍然會發明原子彈並且證明它有效，但是把它扔出去還是用於政治博弈，是不同的選擇，大家可能最終達成一致，決定永遠不使用它。
銀河系中的任何行星文明都可能發現核能、用核能研發原子彈，但不是每個文明都必須部署它。我說過，最邪惡的事情，反而往往是認為自己在與邪惡鬥爭的人做出來的，像納粹真的覺得自己在「消除邪惡」，反而讓事情變得更糟糕。所以我的建議是，如果你覺得自己在試圖消除邪惡，要謹慎行動。
（圖/《奧本海默》）
新周刊：社交媒體的出現，會加劇社會原子化和信息繭房出現嗎？馬斯克說要限制推特用戶的使用時長，讓他們多陪陪家人。
凱文·凱利：首先，你可以無視馬斯克的言論，那些話看看就好。但我覺得大家高估了社交媒體的影響力，我不認為它會導致嚴重後果。
有很多人擔心青少年沉迷社交媒體，但我覺得，人在青少年時期，就是會好奇和痴迷某件事情，你很難把教育的責任歸咎於某個科技或者年輕人使用它的頻率上。你可能會建議孩子縮短看手機屏幕的時間，但這輪不到政府或者企業來做。
當然，我認為信息繭房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我們可以接觸到更多元的觀點會更好，就像美國人可以看《環球時報》，中國人的新聞也出現在《紐約時報》上一樣。你也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類似的、收集了各國主要出版物的新聞網站，在一個頁面上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頭條新聞。我覺得，如果你想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或觀點，並沒有想象中難。
新周刊：你怎麼看待中國互聯網和科技的發展？你曾經有一個觀察：中國互聯網從照搬國外的商業模式，進化到了如今開始實現自主創新。但未來還要培養一種中國社會所缺乏的文化基因，即寬容、容忍失敗和質疑權威。為什麼會得出這個結論？
凱文·凱利：通過多年的觀察所得吧。我和中國讀者交流的時候，發現他們會更關注事業的發展，比如應該從事什麼工作、怎麼把事情做成功等。很多中國青年企業家在美國學習、交流過，有人選擇留在硅谷，有人選擇回到中國創業——同樣的人接觸同一種文化，會產生不同的選擇，所以這個結論也不是絕對的。
當然，中國的科技發展的確迅速。我看好中國的電動車行業前景，我覺得中國人會做出性價比更高的電動車，比特斯拉好。此外，我也有聽同行討論過中國的大疆無人機，它在業內做到了頂尖水平。
大疆運載無人機。（圖/dji.com）
至於互聯網的發展，中國喜歡用一個App實現所有功能，在互聯網構建統一的標準和規範；美國的互聯網形式則更加自由，競爭也很激烈。我覺得有競爭是好事，但從長遠來看，我認為世界互聯網將融為一體，如果20年後你告訴我還有兩個獨立、平行的互聯網存在，我會很驚訝的。
我認為互聯網也需要一定的監管，但是不宜過早，應該晚點再出現。畢竟它依舊是一個新生事物，我們對社交媒體、人工智能的了解程度，還沒有足夠到開始監管的地步，對吧？
「我也有不聽勸的時候」
新周刊：你在新書中一共寫了500條人生建議，其中有不少是你希望自己年輕時能早點明白的道理。你還記得從別人那裡學到的第一條建議嗎？
凱文·凱利：我不太記得了。現在還有印象的，是我10歲左右學到的第一個道理：如果有人要拿走你的夾克，你就把自己的襯衫也給他，再多給他們一些；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臉，你應該轉身讓他們打你的左臉。這可能是我們所說的寬恕吧。
新周刊：你的每條建議都儘可能壓縮在140字以內，像原推特那樣，為什麼這麼做？
凱文·凱利：當代年輕人獲取信息的渠道，大部分都不是書本，而是推特、微信等社交媒介。我希望自己的建議被儘可能多的人看到並記住，這也意味着它們要以更容易被轉發的形式呈現，變成一段段簡短的文字後，如果你喜歡其中一條，就可以馬上發給別人。長文很難做到這一點，隨着時間的推移，信息會越來越碎片化，你很難看到它們的全貌。
同樣，我認為一個作家未來也不僅僅是寫書，還要學會製作短視頻。我也在學習製作視頻，希望以後能成為一個YouTube網紅，哈哈。
新周刊：很多人喜歡向他人尋求建議，也有很多人覺得「聽完了很多道理，依舊過不好這一生」。你有過不聽勸的經歷嗎？凱文·凱利：有。我年輕的時候，不太相信樂觀這件事情，或者說很難去想象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發生。當時的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覺得去想這些事情沒有意義。但現在我的觀點完全不同了，我認為，相信看似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會發生，才是實現它們的第一步，這一點很重要。
有些經驗和教訓，確實要等年輕人自己試錯之後才能更好地體會，但你也可以避免犯一些別人犯過的錯誤，兩者並不衝突。人生的路還很長，你可以一邊學習過來人的教訓和經驗，一邊自己去發現新的智慧和道理。
年輕時的凱文·凱利（左）與弟弟在登上珠穆朗瑪峰5550米處時合影留念。（圖/@Vanishing Asia）
「中國現代化的速度難以置信」
新周刊：你提了很多有趣的建議，比如說有機會要去最遙遠的城市和地區旅行，還有在年輕的時候花6個月時間體驗低成本生活。這與你年輕時的經歷有關嗎？
凱文·凱利：是的。不僅僅是旅行，我年輕的時候在條件艱苦的地方長期生活過，住在一個狹小的單間裡，每天只吃燕麥片和米飯。這段經歷讓我意識到，自己不需要太多的物質。我平時也會去徒步旅行或者露營，要把所有東西都背在身上，這會迫使你去思考：自己真正需要的、用來生存的東西到底有多少？
這樣做的好處在於，你在以後的冒險和嘗試中，會有一份安全感和底氣。比方說你得到初創公司的一份工作，這意味着你有可能創業失敗、一無所有，但你知道自己會沒事的——最糟糕的情況，大不了就是回去吃米飯，對吧？
我鼓勵人們在年輕的時候去旅行，去不同的地方生活兩年，多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里，事物是如何運作的；面對同一件事情，人們為什麼會產生不同的理解。
2021年，凱文·凱利為自己的旅遊畫冊《Vanishing Asia》展開眾籌。（圖/@Vanishing Asia）
新周刊：你確實喜歡旅行，1970年代就走遍了亞洲。那個時候互聯網還沒發展起來，有沒有遇到什麼挑戰？
凱文·凱利：語言隔閡是很大的問題。我在日本的時候，沒有人會說英語，我的日語也很差，所以溝通起來非常麻煩，一方面靠手語，另一方面嘗試用英語把要說的話寫下來給他們看。現在情況好多了，在亞洲，很多地方的路牌上有英文，在火車站、郵局之類的地方都有工作人員會說英語。
以前信息匱乏，關於一些偏遠地區的資料很少，你去之前甚至沒有詳細的地圖，也沒有關於當地餐館或者景點的評價，更不可能提前預訂旅館。你會遇到很多突發情況，大多數時候是真正地四處遊歷，臨時決定下一站要去哪兒。
但現在的情況不同了，人們更習慣於在網絡上制定行程計劃，提前訂好酒店和機票。雖然大家掌握了更多信息，卻也少了隨心所欲地探索一個地方的樂趣，不會有即興旅行，有得必有失吧。
新周刊：你來過中國很多次，有沒有感受到比較大的變化？
凱文·凱利：我第一次來中國大概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我帶着兩個女兒從廣州坐大巴去桂林，再去昆明等地方旅行。我們坐了整整一天的大巴，最讓我驚訝的是，這裡太遼闊了，你可以直觀地感受到不同地區的發展存在巨大差異，部分城鎮還停留在中世紀的村莊模樣，一些農戶在田裡耕作，而有些現代化的城市已經足以讓人感受到未來主義。
後來我和家人一起重返麗江，那裡和我最初看到的模樣相比，已經是全然不同的景象，變得現代化了。中國現代化的速度確實難以置信，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建成了高速鐵路網絡。
1990年代，凱文·凱利途經茶馬古道時拍到的一幕。（圖/@Vanishing Asia）
*「不要做最好的一個，要做唯一的一個」
新周刊：書中還有多少建議源於你的親身經歷？
凱文·凱利：基本都是。我寫建議的時候遵循一個準則，就是它必須能準確地代表我的想法、價值觀和經歷。大部分建議來自我的經驗，有些別人說過的話，我親身驗證過、明白這個道理，也會把它們轉化成自己的體會，放到書裡。
有一條建議是：「不要做最好的一個，要做唯一的一個。」根據我對成功人士的觀察，他們往往是在無人涉足的領域取得成功——就像我喜歡的音樂家布萊恩·伊諾（Brian Eno），他創造了「氛圍音樂」這個概念，當時沒有人在做這樣的事情，所以他是獨一無二的。
一旦你想和別人競爭，比如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會計師，你就會發現人太多了、競爭太激烈了，你不太可能成為第一名，因為第一名只能有一個。我的建議是，與其和別人競爭，不如去嘗試沒人玩過的遊戲。
凱文·凱利說，與其說自己是未來學家，不如說像一個「創意收納袋」。（圖/kk.org）
新周刊：你有一條建議：人們應該趁父母在世的時候，用錄音軟件去採訪他們，再把它變成個人史、紀錄片或自傳。你自己在這麼做嗎？
凱文·凱利：是的，我採訪過自己的父母，這很有趣。你以為你了解自己的父母，但其實你並不真正了解他們——如果我不做這次採訪，我永遠不會知道父母還有很多我聞所未聞的故事。
現在你甚至不用自己操作全部流程。我有一個助理是墨西哥移民，她僱傭了一家專業公司來拍攝剪輯，花幾個小時坐下來聊聊她父母的故事，最終做成紀錄片，送給她的父母做禮物。
其實人們一直等着告訴你他們的故事，他們有傾訴欲，但是從來沒有人問過他們的故事。一旦你問他們，他們就會開口講述，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人生是多麼波瀾壯闊，而這會給雙方帶來力量。
我的父母已經去世了。我是在30歲左右做這個事情的，先採訪了我父親，從一些簡單的問題問起，比如：你在哪裡出生？你的父母是做什麼的？你最初的記憶是什麼？你所在的社區環境是什麼樣的？你和你的朋友呢？
就從這些問題開始，然後一直問更多問題。如果你有兄弟姐妹，還可以讓他們從另一個視角談談自己的感受，比如他怎麼看待家庭中發生的一件大事？最好的問題是：請告訴我更多（關於你的事）。
-[校對：鄒蔚昀*運營：小野*排版：付贏/作者:朱愷*編輯:譚山山*題圖:受訪者提供/來源: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