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爲發生恐怖襲擊的“克羅庫斯城”音樂廳
3月22日，距離莫斯科市中心不到17公裏的“克羅庫斯城”音樂廳發生恐怖襲擊。俄聯邦偵查委員會和莫斯科州衛生部門的最新統計顯示，目前共有139人死亡、182人受傷。
3月25日，俄羅斯官方宣布逮捕全部4名涉嫌直接參與襲擊的恐怖分子，綜合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和多方報道，4人已經全部認罪。
然而在無辜受難者的鮮血之下，此次恐怖襲擊的真相似乎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一方面，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連續公開現場影像，宣稱襲擊爲其所爲；另一方面，俄羅斯總統普京3月25日表示襲擊是“激進的伊斯蘭教分子”進行的，但仍保留對于烏克蘭方面的懷疑。與此同時，更有觀點將矛頭指向美國甚至是俄羅斯自身。
而在迷霧之中，有一個細節值得外界關注，那就是美方是否如其所言，基于所謂“警告義務（Duty to Warn）”，提前向俄方通報有關莫斯科即將發生恐怖襲擊的情報，以及此舉又意味著什麽。
美方是否提前告警？
3月22日“克羅庫斯城”音樂廳遇襲後，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沃森表示，美方于3月初獲悉有關方面計劃對莫斯科發動恐怖襲擊，目標爲包括音樂會在內的大型集會。沃森稱，華盛頓與莫斯科“分享了這一情報”。
沃森指，拜登政府遵守“警告義務”，而作爲美方一項長期存在的政策，美國情報界在確信某人或某一群人即將遭到刻意殺害或綁架時，會向有關國家和組織發出預警，即便遭到威脅的對象並非美國國民。
但俄羅斯駐美國大使阿納托利·安東諾夫對此予以否定。3月24日，安東諾夫在接受俄媒采訪時表示，俄羅斯駐美大使館“未收到有關莫斯科即將發生恐怖襲擊的警告”。安東諾夫稱：“我們沒有提前收到任何通知或情報，無論是來自白宮還是美國國務院，沒有人聯系過我。”
外界注意到，就美方是否提前告警，俄羅斯內部似乎存在互相矛盾的聲音。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報道，3月23日，俄情報部門“一名消息人士”向媒體確認，“確實收到美方提供關于莫斯科可能發生恐怖襲擊的消息”，不過該“消息人士”稱“情報是籠統的，沒有任何細節”。
此外，根據克裏姆林宮3月19日的新聞稿，當天俄羅斯總統普京對俄聯邦安全局表示，近期一系列西方國家官方機構有關俄羅斯即將發生恐怖襲擊的論述是帶有“挑釁性的”，普京稱這些論述“代表了一種公然的勒索和試圖通過恐嚇來瓦解俄羅斯社會”。
俄情報部門和普京的表態似乎從側面證實了美方的確”提前發出了警告“，但爲何俄羅斯駐美大使又予以否定？
俄羅斯內部這種看似互相矛盾的聲音並非不可理解。美方就算基于所謂的“警告義務”，向俄方作出了某種通報，但第一預警是否與3月22日的“克羅庫斯城”音樂廳恐怖襲擊直接相關，第二美方的預警是否有效提及襲擊相關細節，都是存在疑問的。
“克羅庫斯城”音樂廳遭恐怖襲擊後起火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的一個背景信息是，3月“伊斯蘭國”極端組織已在俄羅斯境內表現相當“活躍”。3月7日，美國大使館警告極端分子即將于48小時內對莫斯科的大型集會發動襲擊。同一天，據俄新社報導，俄羅斯安全部門在莫斯科西南地區偵破並消滅了一個與“伊斯蘭國呼羅珊省”有關的極端組織，該組織當時正計劃對莫斯科的一座教堂發動襲擊。3月20日，也就是“克羅庫斯城”音樂廳遇襲前兩天，俄官方又宣布抓捕一名“伊斯蘭國”極端組織戰鬥小組的指揮官。換言之，“克羅庫斯城”音樂廳並非是“伊斯蘭國”極端組織在莫斯科選定的唯一目標。
那麽，有一種可能性是，美方就三月俄羅斯境內廣泛的恐襲危機發出了警告，但警告沒有明確指向莫斯科的“克羅庫斯城”音樂廳，或許是美國自身也沒察覺到。由此，俄羅斯駐美大使安東諾夫自然可以咬字眼強調“未收到有關莫斯科即將發生恐怖襲擊的警告”。
或者，美方發出的警告明確指向了“克羅庫斯城”音樂廳，但因爲過于籠統缺乏細節，而沒有得到俄羅斯安全機構的足夠重視。3月裏異常活躍的“伊斯蘭國”極端組織，加之戰時大選的嚴苛安保要求，大概率讓俄羅斯的安全力量處于某種飽和狀態，讓他們不得不集中力量追蹤哪些更具細節也因此顯得更有威脅的線索。
美方的警告“籠統缺乏細節”也不一定是出于某種陰謀論式的惡意。從情報戰的角度來看，美國願意和俄羅斯分享某種“恐怖襲擊即將到來”的情報，不代表美國就願意無私犧牲自身的情報力量。更具細節、更能夠引起重視的情報同樣會暴露更多的線索，讓俄方去追查美方在俄羅斯境內的情報部署。
圖爲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柯比 資料圖
外界注意到，3月22日的“克羅庫斯城”音樂廳恐怖襲擊發生後，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柯比做了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表態，他表示不認爲美國國務院此前通過駐莫斯科大使館發布的警告指的就是此次襲擊事件。這一方面可能是美國——至少在3月7日發出警告前——的確沒有察覺到“克羅庫斯城”音樂廳可能遇襲；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美方刻意如此表態，目的是不希望外界産生“美國早就知道這一切卻故意沒有給予俄羅斯足夠預警”的認知，避免美方陷于無法自證清白的道德窪地。
美國是否存在“警告義務”，這又意味著什麽？
根據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相關公開資料，美國情報機構的任何組成部分，如果獲取具體且可信的情報指明某人或某一群人遭到“刻意殺害、嚴重肢體損傷或是綁架”的迫切威脅，即有義務警告潛在的受害者或是負責保護受害者安全的人士，無論被威脅的對象是否爲美國國民。
在“警告義務”的概念下，“迫切威脅”的目標包括具體的人，也包括一個組織、一個機構或是一個明確的地點，例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在3月7日的預警中明確點出的“大型集會”和“音樂會”。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相關公開資料
“警告義務”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水門事件”曝光後，美國國會對于情報機構濫用職權等違法行爲的調查。當時的“研究政府情報活動的參議院特別委員會”，又稱“丘奇委員會”注意到，美國情報機構往往手握有關他人生死的信息卻無所作爲。1981年，裏根總統簽署12333號行政命令，其中明確“警告義務”，對外強調保護民衆免受傷害是情報機構的道德和倫理義務。
回到3月22日的“克羅庫斯城”音樂廳遇襲事件，”警告義務“的存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排除一定的陰謀論視角。
如果美國的確基于“警告義務”向俄羅斯作出了某種通報，那麽某種程度上，美國和烏克蘭都有理由被排除在懷疑對象之外。畢竟美國沒有必要一邊在情報上警告俄羅斯，一邊向俄羅斯發起對隱蔽進行有極大要求的恐怖襲擊；而如果美國希望看到烏克蘭和俄羅斯陷入某種更劇烈的死鬥之中，美國同樣不需要提前警告俄羅斯，美國更應該等烏克蘭方面得手之後，再釋放情報點燃俄羅斯的複仇火焰。
圖爲俄烏戰場上被炸毀的樓棟
此外，美國僅向俄羅斯發出了警告而沒有向烏克蘭預警，則表明烏克蘭理論上不在此次恐怖襲擊的迫切威脅下，換言之，所謂“俄羅斯自導自演此次恐怖襲擊”的陰謀論也就難以成立。因爲如果此次恐怖襲擊是俄羅斯“自導自演”，其目的是指向烏克蘭，爲發起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制造找合理性，美國沒有理由不和2022年一樣，向烏克蘭就即將到來的俄羅斯攻勢提前發出預警。
事實上，如果俄羅斯在任何程度上“自導自演”，美國只需要進一步公開自己手中掌握的具體情報，無論是以“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的情報去進行比對，抑或是有關俄羅斯方面的直接情報，都會將克里姆林宮陷于極大的被動之中。畢竟這裏如果存在一個巨大的陰謀，美國沒有任何理由爲俄羅斯保密。
大概率而言，結合目前的公開信息，“克羅庫斯城”音樂廳恐怖襲擊事件就是“伊斯蘭國”極端組織或至少是與“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緊密相關的力量所爲，但有關此次襲擊的最後真相仍有待各方的調查和情報公開。對于普通人而言，缺乏具體情報的交叉比對，我們很難區別“看似自圓其說”的陰謀論和真相，因爲“看似自圓其說”正是陰謀論之所以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
---[作者 : 張思南，直新聞高級主筆*深圳衛視《直播港澳台》特約評論員/來源: 直新聞]
*歐盟數字法首個調查：劍指蘋果、谷歌和Meta壟斷行爲，違規或罰百億美元*
在歐盟逐漸加劇的反壟斷風暴中，全球科技巨頭或面臨高額罰款。
當地時間3月25日，歐盟宣布對蘋果、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Meta發起調查，這是歐盟首次動用于今年3月7日正式生效的反壟斷法《數字市場法案》（DMA）。
根據DMA中規定的嚴厲處罰措施，如果發現任何違規行爲，這三家企業或將面臨巨額罰款，有可能被歐盟委員會處以高達公司全球收入10%的罰款。如果出現重複違規的行爲，該百分比最高升至20%。2023年，蘋果的年收入爲3830億美元，谷歌的年收入爲3070億美元，Meta的年收入爲1340億美元。
作爲一項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法案，DMA的設立旨在增加在線消費者的選擇。歐洲委員會表示，正在調查三家企業中是否存在潛在的違規行爲，其中包括：蘋果和谷歌是否允許應用開發者“引導”用戶至應用商店之外進行付費；谷歌母公司Alphabet是否會偏袒自己的服務，如在其搜索引擎的搜索結果中優先顯示谷歌購物；Meta是否向用戶收費以提供臉書和Instagram的無廣告體驗，以及其是否符合DMA對用戶個人數據的規定；還有，蘋果是否允許用戶在手機上能夠輕松更換浏覽器選擇。
去年9月，歐盟委員會根據《數字市場法案》（DMA），首次指定了Alphabet、亞馬遜、蘋果、字節跳動、Meta和微軟這六家企業成爲“看門人（gatekeeper）”，共涵蓋了22項由這六家企業提供的核心平台服務，包括App Store、浏覽器Safari和iOS操作系統這三項屬于蘋果的服務。在2024年3月前，這六家企業有6個月的時間來確保每項被指定的核心平台服務完全符合《數字市場法案》的義務要求。
歐盟委員會內部市場委員蒂埃裏·布雷東（Thierry Breton）表示：如果被發現違反法案，三家公司將面臨“重罰”的風險：“我們已經與看門人們進行了數月的討論，幫助他們適應該法案，並且我們已經看到市場上正在發生變化。但我們並不認爲 Alphabet、蘋果和 Meta 提出的解決方案符合其對歐洲公民和企業提供更公平、更開放的數字空間的義務。”
歐盟反壟斷主管瑪格麗特·維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表示，“看門人”有足夠的時間來遵從法案，新法律的目的“不是要提起訴訟”，而是要根據競爭法，爲消費者提供他們應得的選擇：“我絕不認爲這是倉促的。改變發生得越快，消費者就能更快地獲得DMA帶來的好處。”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受到DMA的推動，作爲“看門人”的幾大巨頭已經作出了許多曆史性讓步。其中，蘋果允許歐盟用戶從第三方下載應用；谷歌允許歐盟用戶選擇哪些服務能夠共享其數據；Meta也宣布，歐盟用戶將能夠取消旗下Instagram和Facebook賬戶以及其他服務之間的數據信息關聯；微軟也已允許使用Windows 11的歐盟用戶禁用旗下Bing網絡搜索、刪除默認浏覽器Microsoft Edge，以及在Windows搜索界面中添加谷歌等自定義網絡搜索引擎。
而對于蘋果來說，這一消息可謂是“雪上加霜”。就在上周，美國司法部和16個州向新澤西州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指控蘋果公司利用其對蘋果産品硬件和軟件的控制壟斷手機市場，損害了消費者、開發商和競爭對手公司的利益，蘋果反競爭行爲超出了其手機和手表正常業務範圍。司法部官員表示，並不排除利用拆分公司的措施解決這起反壟斷訴訟。---來源: 澎湃新聞 -
